9月19日，郑州，方塘书社，中雨转小雨转阴，温度偏低。按照官方发布的数据，2024年，河南省接待游客首次超10亿人次、旅游收入首次超万亿元，与同期其它省份相比，旅游人次方面大概排在第三位，旅游总收入也在前列，总体来看，河南文旅应该是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的。

在我看来，随着文旅融合的不断深入，作为文化大省，河南文旅的发展潜力依然是巨大的，不过，与山西、山西等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内涵深厚的省份一样，河南文旅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和需要进一步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更加系统性和常态化推进针对中原文化的研究、阐释和传播，以及文旅化转译。近读赵富海撰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考古：李伯谦自述》一书，其中提到，李伯谦针对大禹以及夏王朝的研究方法，认为要把三个系统结合起来：一是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记载的文献史学；二是考古学兴起以后，从考古发掘的遗迹、遗物来进行研究的考古学系统；三是摩尔根《古代社会》阐述的从蒙昧、野蛮、文明，到马克思讲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也就是人类学、社会学系统。“必须把上述三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比较恰当的结论。”李伯谦说。

李伯谦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考古文博院院长、中国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等。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参与主持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主持了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多处遗址的发掘，并且一直从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青铜时代考古的教学工作，出版了《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感悟考古》等多部专著。

在《我们为什么要考古》这本书中，李伯谦通过把这三个系统结合起来，对先秦文献和司马迁《夏本纪》记载的关于大禹的事迹（初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治水，二是会诸侯于涂山，三是定都阳城，四是划分九州，五是禹征三苗）进行了分析，言简意赅，逻辑清晰，观点明确，读来颇有醍醐灌顶之感。受此启发，我觉得对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相关器物和地理的研究和阐释，也可以借鉴该方法，分别从文献史学、考古的角度加以研究和阐释，并将其放置在人类发展和社会演进的时空坐标和价值坐标中，三者结合，一体推进，以构建起相应的叙事框架、价值锚点、学术依托、文本表达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丰富、多元、时尚和现代的文旅化转译，以呼应当下文旅消费中对情绪价值、沉浸体验、共创共享、个性定制等诉求。

如此以来，既可以保证中原文化的原真性，还可以高效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对河南文旅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显著的支撑。当然，如果要真正按照该方法推进，就势必涉及到跨学科的综合性人才的引入和培养，或者是通过组织方式的创新，推动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人员合作推进。

很显然，这两种方式实现起来都不太容易，毕竟，哪怕放眼全国，有几个“李伯谦”呢？而且，纵然是李伯谦先生，也不是对所有年代和地域的文化都熟悉；对于通过组织方式的创新推动地域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和文旅化转译，虽然有些综合性大学已经开始尝试，但在省域和城市政府层面，还未见有较好效果的案例。就我这些年所接触的部门来看，一些地方的社科联倒是可以尝试一下，在新的发展阶段，这或许可以成为社科联系统发挥其独特价值的领域和赛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