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上初中时，有一次县里举办青年歌手比赛，邀请父亲担任评委。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台下群众呼声越高的选手，父亲给出的分数也越高；反响平平的，父亲给出的分数也比较平平。尤其是当时还被称作“通俗唱法”的选手，父亲总会特别留意他们的舞台表现。通过观察其他评委的打分，他发现在这种不分唱法的赛制中，通俗唱法的选手相对民族、美声唱法而言，仍有些吃亏。

那时的通俗唱法尚未形成像今天这样的繁荣景象和理论体系，距离邓丽君、李谷一等歌坛前辈的歌曲还被批判为“靡靡之音”的年代也并不遥远。正所谓“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三种唱法本就源于不同的文化源头、流派传承和审美体系，如同白酒、洋酒与葡萄酒，难以直接比较。但既然是比赛，总得决出高下。除了音准、节奏、律动这些基本要素之外，其余评判标准，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卡拉OK的热潮也涌入了太行山脚下的这座小县城——武乡。为了培养我的歌唱兴趣，父亲特地买了一套“步步高”组合音响和许多流行歌曲DVD。每天放学回家，我的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而是熟练地打开音响与功放，将光盘推进DVD机，然后跟着伴奏引吭高歌。偶尔邻居们也会闻声而来，聚在门口听我唱歌。我至今仍记得那首《步步高》中的歌词：“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

初中三年就这样在歌声中飞逝。虽然唱功渐长，文化课却几乎处于“躺平”状态。晚自习时，别人都在背英语单词，唯独我在默记歌词，有时投入至忘我，甚至会情不自禁唱出声来，引来同学和老师诧异的目光。幸好当时的校长和副校长都热爱文艺，也欣赏有才艺的学生。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常被指指点点，但在各类歌唱比赛中却屡屡“长脸”。渐渐地，父母也不再苛责我的功课，转而重点培养我这“一技之长”。毕竟当时县里不少懂音乐的人都对父亲说：“你儿子是这块料！”

初中刚毕业，经同乡推荐，我进入榆次艺校学习。那是一所以职业化教育为特色的学校，致力于培养舞台演艺人才。每天清晨五点多，我们就得起床去舞蹈排练厅练早功，早餐后打扫卫生，紧接着开始一天的课程：上午是台词与表演，下午是声乐大课和基础乐理，晚上则安排流行舞课，直到九点半以后才能回宿舍休息。虽然在流行歌舞表演方面我的进步比较明显，但文化课程却少得可怜，学习氛围也比较薄弱。除了专业训练，学生们的课余状态往往更像“社会人”。当时我一心报考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为了符合高考要求，在我不断争取和父母反复权衡后，父亲最终将我送进了山西省艺校。

我的专业导师张晓红教授至今仍记得入学专业汇报时那个又小又瘦、却在台上劲歌热舞的我。也许当时的演唱仍属“野路子”，不如民族、美声专业的“科班生”听起来发声正统，但得益于之前歌舞团式学校的训练，我的舞台表现力并不弱。尽管演唱结束后没有老师主动选我，只能通过“抓阄”决定归属——自己的名字被写在纸团上投入抽奖箱，谁抽到就由谁带——但我却格外幸运：张老师抽中了我。

在张晓红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我的勤学苦练下，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就从那个一度无人看好、甚至被嘲笑的“野路子”，一跃成为全年级声乐专业第一名。之后几个学期，我也始终保持数一数二的专业成绩。同时，在谢晓英老师的关怀与指导下，我的钢琴技术和用功程度，也成了连钢琴主修生都会讨论的话题。

在省艺校的三年，我唱着张老师教授的民歌，跟随学校艺术团及太原市歌舞团等文艺团体走遍了大半个山西——从黄河岸边的晋西北，到太行山麓的晋东南。当我正全力以赴备战中国音乐学院的专业考试时，命运却将我带向了位于天府之国的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或许正是因为“缺啥补啥”，在这所百年学府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我不仅通过大学生艺术团重拾了流行歌舞的梦想，还借助学校的场地设备、图书馆和影音商店淘来的资料，深入接触到百老汇音乐剧。对于一个从小热爱流行音乐的人来说，简直是开了眼界，让我直观感受到了流行音乐的多元化与个性化，从而激发了我的演唱能力和表演风格，频频亮相于各类校园音乐大赛。大一刚结束，我就在北京获得了由中国音像协会、中国唱片总公司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星”第二届全国流行音乐大赛银奖。

大三系里开设的歌曲创作课，为我探索流行音乐的创造性提供了理论支撑。我也越来越意识到，钢琴导师谭赟为我打下的演奏基础，不仅是那张全年级第一的成绩单，更是日后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我的第一首代表作《成都印象》便创作于大学时期。这首歌让我在毕业第二年登上了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全国优秀流行歌曲创作大赛总决赛舞台，并夺得第十一场的第一名。在比赛候场区域，我见到了小时候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李谷一老师，她为我们加油打气。

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又马上投入中国音乐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成都（西南）赛区的赛事中。尽管大学期间通过不断比赛和研究音乐剧，我在演唱与表演上获益良多，但与当时引领潮流的歌手相比，我的选曲和演绎仍显得有些“中规中矩”。为我录制过多部作品的资深录音师夏富东也曾提到这一点。

归根到底，我最初学的是民族声乐，就像戏曲演员唱歌会带点戏腔一样，四年的民族唱法训练已形成肌肉记忆，不是当下说改就能改的。直到金钟奖评委王晓锋老师现场指出我的演唱“离流行音乐的审美还有一定距离”，而最终止步全国总决赛之前，我才真正下定决心“痛改前非”。

工作之余，我拜入川音流行演唱系邹亚菲教授门下学习流行唱法，又得到爵士乐系系主任吕焱老师的指导，还有外籍专家王谱乐老师的悉心培养，渐渐在流行音乐的演唱认知、创作构思和编配技巧上有了新的突破。

除上述因素之外，泰国民谣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2016至2019年，我每年寒暑假都会去泰国游学，内容包括上座部传统经典《巴利三藏》、泰式烹饪以及泰国民谣——涵盖乡村与城市民谣。我以旁观者视角，体悟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的融合之道。泰国政府极其重视维护本国文化传统，视文化为国格与国家凝聚力的象征。与此同时，受国家开放政策影响，泰国流行音乐在吸收欧美元素的基础上，巧妙融入本土文化与风土人情，形成独具特色的泰国民谣。这让我深刻意识到：流行音乐就像一条河，地方文化如同河床——河水流过，映照出的是河床的底色。

如今，国内的流行音乐教育已相当普及，大多专业艺术院校都设有流行演唱专业，生源也相当热门。当人们见多识广之后，那些在台上又唱又跳的考生，大概不会再被某些学院派老师轻易称为“野路子”了。

但我仍注意到，一些艺术院校对流行演唱的教学观念仍趋于两极：要么认为多模仿欧美歌曲就能唱好华语流行——如同鹦鹉学舌，仅得形似而神未至；要么完全套用民族、美声体系训练流行歌手——好比用白酒窖酿啤酒、黄酒窖发酵红酒，若歌者不能融会贯通、缺乏差异思维，便极易“串味”，失却纯粹。

正如作曲家三宝老师在全国流行歌曲创作大赛上点评某些作品时所言：“不是黄颜色的酒就是黄酒。”流行唱法，本就具有与民族、美声截然不同的审美体系。

求知是一条走向真知灼见的道路。不去聆听，走自己的路，是一意孤行；只去聆听，踏别人的路，是邯郸学步。一意孤行是昏庸，邯郸学步是愚蠢。唯有避开这两个极端，才能真正步入艺术的中正之道。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我的大学导师甘霖教授。他言传身教，让亚里士多德的名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深入人心，使我真正理解了何为“艺无止境”。一个人在业务上的精通只是相对的，而在认知上的缺陷才是绝对的。甘霖老师让我明白，真正的专家与学者，应是真知灼见的守护者，而非时时彰显自己的操控欲，处处维护自己的虚荣心。提升文化自信的核心是提升文化，文化提升了，自信自然就提升了。而不是不注重学习，一味地强调提升自信和树立威信。

十年前的这个季节，我去北京走访光明日报社，一行醒目的社训映入眼帘——“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那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音乐人，我愿始终秉持这样的一种精神，在流行音乐的创作、表演与理论研究当中，不断超越自我。（文/赵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