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全良

最近，又看到有人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特定历史时期的错误相提并论，斥为一场“错误运动”，为此颇为愤慨。那些遥远的记忆，那些鲜活的音容笑貌，瞬间奔涌而至。知识青年，这群来自远方大城市的“星光”，曾照进我的村庄，照亮我的童年。他们曾与我哥弟姐弟般相处。他们的成长故事，他们的亲历岁月，足以对那些道听途说、甚至蓄意制造的舆论迷雾，予以强有力的反击。

六十年代末，两个干部模样的人领着十来个背着背包、提着网兜的郑州城市青年，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豫东平原上的赵庄生产队。长期处于封闭环境、没见过多少世面的男女社员和孩子们像看戏一样，观看、议论着这帮十七八岁的小青年。

生产队队部兼会议室腾出来了，土坯垒起的床铺上铺了席子，储备粮里匀出了麦子玉米，灶台配齐了崭新的锅碗瓢盆……“拎包入住”进来，生产队干部觉得知青们应该吃住无忧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不会套驴子磨面，不会生土灶做饭，村里干净利落的妇女队长手把手地教他们；不会干农活，不会为人处事，做人做事周全的老贫农代表像待自家孩子一般，教他们“做好自己”，学着耕耘土地，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打成一片。

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血气方刚、懵懂无知的时候。偷个鸡蛋解解馋，跟小学生拌嘴急了隔墙扔块儿砖头，甚至内部彼此间产生些小摩擦，类似事情都曾有过。但在贫下中农眼里，这不过是离巢雏鸟初试羽翼的稚嫩，不足与他们计较。宽容与引导，是这片土地最深沉的本性。渐渐地，生涩褪去，知青们学会了弯腰干活，学会了出力流汗，学会了为人处事。有人主动找叔叔大伯学种庄稼，有人抽空与婶子大娘家长里短，有人当起生产队文化教员，有人主动挑起技术性不强但比较苦累的担子……

有个叫杨义海的男知青，觉得自己干农活不在行，便自告奋勇帮生产队放养生猪，每天将各家各户散养的生猪集中起来牧养，以免其乱跑乱窗窜损坏集体庄稼。而与杨哥一起放猪时的交往交流，成了我童年时代一段最斑斓的记忆。

刚上一年级的那个暑假里，跟着杨义海把猪群赶到野外空旷的池塘里洗澡、打泥、吃水草。泥泞塘埂上，杨义海说声“老弟，哥给你说”，便打开话匣子，讲大城市里柏油马路，讲公园里旋转木马，讲家里电灯下读书学习，讲城市男女青年交流交往，还故意逗我讲一些“少儿不宜”的东西。从未出过三门四户的泥巴孩子，第一次知道外部世界的辽阔与精彩。原来世界是如此开阔广大，原来生活可以有不同模样，原来书本里藏着通向远方的路径。那些故事，像一粒粒种子在我贫瘠心田里生根。正是由杨哥亲手点燃的憧憬，成了我拼命读书、最终捧上“铁饭碗”的原始动力。可以说，没有知青哥哥姐姐带来的这扇“窗”，难有我今天进入城市生活、过上小康光景这扇“门”。

农村从不亏待实诚人。表现好、肯出力、谦虚踏实的知青，总能得到乡亲们有限但真诚的回馈。女知青张中宝就是如此。她不仅踏实肯干，还特会做人做事，见了年纪大的叫大爷大娘，见了年纪轻的叫大哥大姐，见了小孩叫弟弟妹妹，谁见了她、她见了谁都亲切自然。社员们先是推荐她当记工员，后来让她当生产队会计，队委会专门还向大队党支部推荐她入党。知道她家生活困难，生产队还给她发放救济粮救济款；她探亲回家，婶子大娘们总不忘往她包里塞几个鸡蛋、装几把青菜。这份情谊，早已超越邻里界限，沉淀为城市青年与农民兄弟姐妹的深情。即便她们回城多年，也不忘给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写信联系，述说相互间情感，表达对社员们的谢意。

张新洲在当时知青队年龄最小，也是被公认最调皮捣蛋的，成天没个正型，常惹些祸端。两三年后，他变得既会处理关系，又能出力流汗，还成了种棉能手。回城后，他几乎挨家挨户给赵庄人写信表达谢意。后来有社员到郑州办事，他不仅热情接待，还协调关系帮助把事办妥。办事社员回村，夸他像变了个人似的。

张中宝回城后，家中依然经济困难，尤其是口粮不够吃，在写信交流时，谈到这一情况。社员们同情她，主动给她家寄粮食度难关。我家大哥多次想方设法弄些当时比较珍贵的全国流通粮票，给她寄过去救急。一根细细的邮线，牵系着割舍不断的乡土情。

工分，是当时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有了工分，就能分到粮食有饭吃。村里记工分，男劳力十二分，女劳力十分。给这些刚出校门的知青，直接按最高标准记工分：男十二分、女十分。起初，只要他们人到场，不管待多久，都记满工分。后来，知青内部有异议，觉得干多干少不能一样。为此，生产队改成按出勤时间记工分，只要他们人到现场干活，都记半天分。这份“优待”，与其说是制度“漏洞”，不如说是社员对城里娃子一种朴素的体谅与包容。

知青点，是我每天上学路上最向往的“圣地”。他们刷牙用的牙膏、亮晶晶的牙刷、擦皮鞋的鞋油，还有涂脸的雪花膏……连同他们洋气的穿戴和举止，在没见过世面、破衣烂衫的孩子眼中，无异于来自另一个世界。我总想长长见识，扒着知青宿舍门框举目张望。开始，“丑小鸭”并不招他们待见。慢慢地，他们喜欢上了我，有的还与我成为“忘年”兄弟姐妹。

美丽动人的方惠君姐姐，长有一对俏皮的虎牙，满面笑容下藏着一副柔软热心。她见我亲切地叫“弟弟”，还让我喊她“小方姐姐”。每天清晨、中午“路过”知青点，她都会特意打开那宝贝似的收音机，让歌声伴我上学。她的善良，赢得全队男女老少的喜爱。然而，命运似乎对她有些苛刻。同伴们一个个回城了，因家庭成份不好、人也不够“灵活”等，她回城较晚。永远记得那天，她眼睛红红的，噙着泪对我说：“弟弟，姐姐今天心情不好，就不给你放歌听了……”那无助泪光，像根刺扎在我幼小心灵里。

不久，小方姐姐终于回城了。临行那天，我上学路过知青点。她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地说：“弟弟，姐姐有机会回来看你，你长大也要去郑州看姐姐哟！”自她回城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些知青哥哥姐姐们。出来工作这些年，常听说有当年知青回村“探亲”，一直没有机会遇上。

前些年，一股歪风邪气甚嚣尘上，将知识青年下乡描绘得暗无天日，充斥着所谓的“不公正待遇”“打骂侮辱”，甚至“霸凌强奸”。尤其那个嫁给美国人又被抛弃的演员陈冲。导演的那部博得西方青睐的《天浴》，更是将这种污名化推向极致。至今，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流毒影响还未清肃。对此，我唯有愤怒与痛心。当时接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地方毕竟较少，普通人不明就里，常被这些不怀好意的大V公知忽悠。我觉得，是时候不再让这种歪风邪气侵害国民思想了。

在记忆里，我们赵庄人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多高素质、多大格局，但主流是宽厚、是善良、是互助。诚然，有方姐姐那样的委屈，有个别人初期的顽劣，有工分制度的磨合，但那绝不是时代的全部底色。我亲眼所见的是，乡亲们像对待自家孩子般接纳、教导，是知青磨砺中褪去青涩变得坚韧，是杨哥为我点燃梦想之火，是张姐与乡亲建立深厚情谊，是方姐纯净善良温柔。深信赵庄生产队的故事，也是全国千千万万个知青点的故事。这，才是那段真实、温暖的历史重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一次重大社会动员。对于知青个体，是广阔天地间摔打成长的大好时机，是城市青年与基层民众建立血肉联系的“开心一刻”，其中难免有不一样的酸甜苦辣。而对于偏僻乡村及其孩童来说，他们就是照进人民群众闭塞生活的“星光”。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劳力（尽管初期贡献有限），更是城市文明的微风，是外部世界的图景，是改变命运的启蒙。他们的故事，如一张张七彩碎片，拼接起农村农民精神世界的最初版图，照亮人们的未来岁月。这份由特殊年代孕育的城乡之间、知识青年与农民兄弟之间朴素而真挚的情感联结，无论如何评说，都已成为我们生命中无法剥离的温暖和力量。

当年青涩懵懂的年轻哥哥姐姐们，如今应该是七旬以上的老哥哥、老姐姐了。几十年未见未知，你们生活得还好吗？我也早已离开赵庄，来到大城市生活。我知道，这片你们曾挥洒过青春汗水的土地，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尽管当初照顾你们、安慰你们、共同奋斗的大爷大妈、大哥大姐未必还在人世，但这片热土上的人们永远记住你们带来的星光。如果情况允许，赵庄及豫东平原的父老乡亲永远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回家看看”。

胡全良，男，河南驻马店市人，军队退休干部，大校军衔，先后在团、师、集团军、军区宣传部门工作，曾有千万文字见诸媒体，有两部专著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