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浩荡浪潮中，中国艺术界涌现出一批熠熠生辉的守正创新代表人物。他们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根基，坚守艺术本真与民族精神内核，秉持对传统艺术的敬畏与传承之心。同时，他们又以无畏的勇气和开阔的视野，积极拥抱时代变革，大胆探索创新表达。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碰撞中，他们用独特的艺术语言，勾勒时代画卷，奏响时代强音，成为引领中国艺术不断前行、彰显民族风骨的时代旗帜。

张济海，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级美术师，是以“以意赋形”为特色的创作型书法家。其作品风格随书写内容变化，打破“千作一面”局限。

代表作《厚德载物》永久镌刻于八达岭长城居庸关，《中国风》亮相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觉照》深入探索精神世界、传递人文内涵；部分作品在翰海、保利、太平洋等拍卖会连续高价成交。

著有《书法教程》《教师板书入门》《书法大道365》《张济海书法作品集》《张济海书法作品选》，主编《封龙杯全国书法大奖赛优秀作品集》《燕赵风——书画名家系列作品集》等，相关作品收入《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093395号）。

论书法大道

文/张济海

书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历经数千年演进，早已超越“书写技巧”的浅层范畴，升华为承载民族精神、人文哲思的艺术体系。世人论书，多聚焦于笔法、结字、章法之“法”，却鲜少深究贯穿其中的“道”。在我看来，书法的真谛在于“由法入道，以道统法”，“道”是书法的灵魂与根基，唯有悟透书道，方能登堂入室，成就真正的书法艺术。

一、书法：不止于“法”，更在于“道”

提及书法，初学者往往从“法”入手——摹帖时追求横平竖直的笔画规范，临碑时钻研疏密有致的结体技巧，创作时讲究虚实相生的章法布局。不可否认，“法”是书法的入门基石，是前人在长期实践中总结的技术范式。从王羲之《兰亭序》的“永字八法”，到颜真卿《祭侄文稿》的中锋用笔，再到米芾“刷字”的提按转折，每一种“法”的背后，都是历代书家对汉字形态与书写规律的精准把握。若脱离“法”的支撑，书法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免陷入“信笔涂鸦”的误区。

但书法的境界，从不止于“法”的层面。当技法修炼到一定程度，便会遭遇瓶颈——为何同样的笔法，有人写来呆板僵硬，有人却能写出灵动气韵？为何同样的结体，有人笔下满是匠气，有人却能传递出深厚情怀？答案便在“道”中。“道”是书法的精神内核，是创作者对宇宙、人生、文化的感悟在笔墨间的投射。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能通过点画的粗细、线条的疾缓、墨色的浓淡，渗透出创作者的品格、学养与胸襟。正如古人所言“书为心画”，“法”是“心画”的工具，“道”才是“心画”的灵魂。没有“道”的统领，再精湛的“法”也只是技巧的堆砌，无法触动人心；唯有以“道”驭“法”，才能让笔墨拥有生命力，实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二、“道”为灵魂：书法艺术的精神内核

若将书法比作一个生命体，“法”便是它的骨骼血肉，“道”则是它的灵魂。失去灵魂的生命体，即便形体完整，也只是没有温度的躯壳；同样，失去“道”的书法，即便技法娴熟，也只是没有情感的文字排列。

书法之“道”，首先是“中和之道”。中华传统文化历来追求“中庸和谐”，这一思想在书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笔画上看，横画需“抗肩不偏，平稳不僵”，竖画需“挺拔不孤，刚柔相济”，撇捺需“舒展不散，收放有度”——每一笔都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求平衡，正如《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结体上看，楷书讲究“中宫收紧，疏密匀称”，行书追求“欹正相生，动静结合”，草书注重“狂而不乱，放而有收”——无论是规整的字体，还是奔放的书风，都离不开“和谐”的内核。这种“中和之道”，让书法既避免了呆板拘谨的“匠气”，又杜绝了狂怪不羁的“野气”，呈现出从容不迫、温润典雅的审美特质。

书法之“道”，更是“人文之道”。书法从来不是孤立的艺术，它与文学、哲学、历史紧密相连，是创作者人文素养的集中体现。王羲之写《兰亭序》，若没有“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情境感悟，没有“死生亦大矣”的生命思考，即便笔法再精，也写不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意境；颜真卿写《祭侄文稿》，若没有“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没有“忠义节烈”的家国情怀，即便结体再稳，也无法成就“天下第二行书”的悲壮力量。真正的书法，是“笔墨”与“心性”的融合，是“技法”与“学养”的统一。创作者唯有饱读诗书、洞察世事、修养身心，才能让“道”融入笔墨，让书法传递出深厚的人文底蕴。

三、史海寻踪：历代书家对书道的深刻阐释

纵观书法史，那些彪炳千古的大书法家，无一不是“书道”的践行者与阐释者。他们在精进技法的同时，更以自己的实践与论述，为“书道”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汉蔡邕是较早对“书道”进行系统论述的学者，他在《九势》中提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这句话点明了“书道”与“自然”的关系——书法的根源在于自然，汉字的形态、笔画的走势，都是对自然万物的模仿与提炼：横如“千里阵云”，竖如“万岁枯藤”，点如“高峰坠石”，撇如“陆断犀象”。这种“师法自然”的思想，成为后世书家追求“道”的核心方向。王羲之毕生追求“自然之趣”，他的书法“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正是对“书肇自然”的完美诠释；怀素写草书，观“夏云多奇峰”而悟笔意，其《自叙帖》中“骤雨旋风，声势满堂”的线条，便是自然气象在笔墨间的升华。

唐代是书法的鼎盛时期，也是“书道”理论趋于成熟的阶段。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将“书道”与“心性”紧密结合。他认为，书法不仅是技巧的展现，更是情感的表达——“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这一观点，打破了“书法仅为技法”的局限，将“书道”提升到“情感宣泄”与“精神寄托”的高度。颜真卿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他的楷书“雄健端庄”，传递出刚正不阿的品格；他的行书“沉郁顿挫”，饱含着家国情怀的悲愤，其作品之所以能穿越千年仍震撼人心，正是因为“道”的支撑。

宋代“尚意”书风的兴起，进一步丰富了“书道”的内涵。苏轼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里的“无法”并非否定“法”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以意驭法”——书法的核心在于“意”，即创作者的思想与情感，“法”只是表达“意”的工具。他的《黄州寒食帖》，笔画粗细不均，结体疏密有致，墨色浓淡变化，看似“不循常规”，却将“乌台诗案”后的失意、悲凉与豁达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尚意”书风的典范。黄庭坚则提出“学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直接将“书道”与“道义”“学养”挂钩，强调书法的价值在于传递高尚的品格与深厚的学识，这一观点至今仍是书法创作的重要准则。

明清时期，“碑学”兴起，书家们对“书道”的理解又有了新的拓展。傅山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反对刻意追求“妍美”的技巧，主张回归书法的本真——“道”的核心在于“真”，即创作者内心的真实流露。他的书法看似“拙笨”，却充满了“真率”之气，打破了帖学的僵化模式，为“书道”注入了新的活力。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更是将“书道”与“国运”联系起来，认为书法的兴衰与社会的精神面貌息息相关，“书道昌则国运昌”，他推崇“碑学”的雄浑大气，正是希望通过书法唤醒民族的精神力量。

历代书家的论述与实践，犹如一颗颗珍珠，串联起“书道”的发展脉络。他们虽所处时代不同、书风各异，但都认同“道”是书法的灵魂，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书道”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四、以道统法：“道”对书法创作的统领作用

在书法创作中，“法”是手段，“道”是目的；“法”是基础，“道”是统领。没有“道”的指引，“法”便会迷失方向；唯有以“道”统“法”，才能让“法”发挥最大的价值，实现书法艺术的升华。

“道”对“笔法”的统领，体现在“笔随心动”。笔法是书法的核心技巧，包括中锋、侧锋、提按、转折等，但同样的笔法，在不同“道”的指引下，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若心中无“道”，即便严格按照“中锋用笔”的规范书写，线条也会显得僵硬、机械，缺乏生命力；若心中有“道”，创作者便能根据自己的情感与感悟，灵活运用笔法——心情平静时，笔速舒缓，线条温润；情绪激昂时，笔速急促，线条刚劲；思考深沉时，笔力厚重，线条沉稳。王羲之写《兰亭序》，笔法轻盈灵动，是因为他当时“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愉悦心境；颜真卿写《祭侄文稿》，笔法顿挫有力，是因为他“抚念摧切，震悼心颜”的悲愤之情。正是“道”的统领，让笔法超越了“技术规范”，成为情感与精神的载体。

“道”对“结体”的统领，体现在“形随意变”。结体是汉字的形态结构，有“平正、匀称、欹侧、疏密”等基本规律，但优秀的书法作品，绝不会被这些规律所束缚，而是根据“道”的需求，灵活调整结体。苏轼的书法，结体多“左低右高”，看似“不规整”，却符合他“尚意”的书道——通过欹侧的结体，传递出洒脱、豁达的个性；黄庭坚的书法，结体“中宫收紧，四面放射”，看似“夸张”，却体现了他“胸中有道义”的书道——通过开阔的结体，展现出博大、豪迈的胸襟。相反，若只追求结体的“工整”，而忽略“道”的统领，书法便会陷入“馆阁体”的僵化误区，虽“规范”却无“生气”，无法成为真正的艺术。

“道”对“章法”的统领，体现在“势随道生”。章法是书法作品的整体布局，包括字与字、行与行、墨色与留白的关系，其核心是“势”——作品所传递出的整体气韵。而“势”的形成，正是“道”的外在体现。王羲之《兰亭序》的章法，“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顾盼呼应，连绵不绝”，形成了“平和自然”的气势，这是他“师法自然”书道的体现；张旭《古诗四帖》的章法，“字大如斗，字小如豆，墨色浓淡相间，线条狂放不羁”，形成了“雄健奔放”的气势，这是他“以酒养气，以气驭笔”书道的体现。没有“道”的统领，章法便会成为“字的堆砌”，即便排列整齐，也无法形成“势”，更无法传递出作品的精神内涵。

从笔法到结体，再到章法，“道”贯穿于书法创作的每一个环节。它如同一位“指挥官”，指引着“法”的运用，让书法作品从“技术层面”升华为“艺术层面”，从“文字书写”转变为“精神表达”。

五、守道则兴，失道则困：书法发展的根本规律

书法的发展历程，始终遵循着“守道则兴，失道则困”的规律。凡是“书道”盛行的时代，书法便能蓬勃发展，诞生出传世经典；凡是“书道”式微的时代，书法便会陷入僵化与停滞，甚至走向歧途。

回顾书法史，东汉、唐代、宋代之所以成为书法的鼎盛时期，正是因为“书道”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与传承。东汉时期，蔡邕、张芝等书家倡导“师法自然”的书道，推动了隶书向草书的演变，诞生了《熹平石经》《冠军帖》等经典作品；唐代时期，孙过庭、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家弘扬“达其性情”“胸中有道义”的书道，将楷书、行书推向成熟，留下了《书谱》《多宝塔碑》《玄秘塔碑》等不朽之作；宋代时期，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书家践行“尚意”的书道，打破了唐代书法的僵化模式，创造出独具个性的书风，《黄州寒食帖》《松风阁诗帖》《蜀素帖》等作品至今仍被奉为圭臬。这些时代的共同特征，便是书家们以“道”为核心，在“道”的指引下创新技法、丰富风格，让书法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相反，当“书道”被忽视，书法便会陷入困境。明清时期的“馆阁体”，便是典型的“失道”案例。“馆阁体”为了满足科举考试“规范、工整”的需求，过分强调“法”的统一，要求笔画整齐、结体方正、章法均匀，却完全忽视了“道”的存在——创作者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不能展现自己的个性，更不能传递深厚的人文素养。久而久之，“馆阁体”沦为了“千人一面”的“写字工具”，失去了书法的艺术价值，也让明清时期的书法陷入了僵化与停滞。直到“碑学”兴起，书家们重新倡导“师法自然”“以意驭法”的书道，才打破了“馆阁体”的桎梏，让书法重新焕发生机。

近现代以来，书法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普及，“书写”逐渐被“打字”取代，书法的实用功能不断弱化；同时，一些人将书法视为“炫技”的工具，忽略了“道”的内涵，导致各类书展上又呈现“千人一面”的“新时代官阁体”泛滥。这些现象，本质上就是“失道”的表现。若不及时纠正，书法便会失去其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价值，沦为没有灵魂的“视觉游戏”。

总之，书法大道，既是“技法”的修炼之路，更是“道”的感悟之路。它要求我们既要扎实修炼“法”的根基，通过摹帖、临碑，掌握前人的技术范式；更要用心感悟“道”的内涵，通过读书、修身，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与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