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云飞/文

东晋升平四年(360 年)所立的《王建之墓志》，自出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书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作为东晋时期罕见的墓志书法遗存，其文字载体与书写风格之间的张力，为研究六朝书法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该墓志以隶书为基底，巧妙融入篆书意味，形成了兼具古朴与灵动的艺术风貌，尤其是横画波挑的内敛处理，打破了人们对六朝墓志书法的固有认知。本文拟从书风溯源、笔法解析、历史定位三个维度，系统考辨《王建之墓志》的艺术特征，并揭示其在书法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一、《王建之墓志》的发现与形制概况

《王建之墓志》于 1998 年出土于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鹤观东晋墓葬群，同墓还出土了《王建之妻刘媚子墓志》，两志均为砖质，呈方形，边长约 50 厘米。据考古报告显示，该墓葬为东晋名臣王建之夫妇合葬墓，王建之系东晋琅琊王氏家族成员，其生平虽未见于《晋书》等正史，但从墓葬规格与随葬品来看，当属士族阶层。两志的出土填补了东晋中期王氏家族书法遗存的空白，为研究门阀制度下的书法传承提供了新线索。

《王建之墓志》全文共 11 行，每行 11 字，总计 121 字，字体排列整齐，界格清晰。志文内容主要记载王建之的姓名、籍贯、官爵及卒年，语言简炼庄重，符合东晋墓志的典型范式。值得注意的是，墓志砖质坚硬，字迹刻工精良，笔画深峻，未见明显磨损，推测其在入葬前经过了精心的制作与校对。这种严谨的形制特征，既反映了东晋士族对丧葬礼仪的重视，也暗示了书写者与刻工在艺术追求上的默契。

二、《王建之墓志》书风特征

《王建之墓志》的书风最显著之处在于其对隶书与篆书的创造性融合。从整体体式来看，字形多呈扁方，保留了隶书 “横长竖短” 的典型特征，如 “晋”“军” 等字，横画舒展，竖画紧缩，展现出隶书的稳健体态。但在局部笔画的处理上，又可见篆书的圆转意味，“之” 字的侧笔采用篆书的弧曲形态，“王” 字三横之间的间距分布借鉴了篆书的均匀布局，形成了 “隶为骨，篆为筋” 的独特风貌。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元素叠加，而是在笔法系统上实现了有机统一。隶书的方折与篆书的圆转在同一字中交替出现，如 “建” 字的走之底取法篆书的婉通，而右侧的 “聿” 部则保留隶书的方劲，两种笔法相互映衬，既不失古朴之气，又增添了灵动之趣。这种体式特征与西晋《郛休碑》的生硬杂糅不同，展现出东晋书家对传统书体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

《王建之墓志》的笔画处理打破了六朝墓志书法的张扬习气，形成了内敛含蓄的笔法体系。其中，横画的波挑处理最为引人注目。传统隶书的横画波挑往往夸张外扬，如东汉《曹全碑》的波画呈 “蚕头燕尾” 之态，极具装饰性。而《王建之墓志》的横画虽保留波挑的轮廓，却将起笔的 “蚕头” 与收笔的 “燕尾” 极度压缩，如 “年”“氏” 等字的长横，起笔处仅作轻微顿挫，收笔处的挑锋含蓄内敛，似露非露，给人以 “力藏于内” 的视觉感受。除横画外，其他笔画亦体现出同样的内敛特征。竖画多采用 “悬针” 与 “垂露” 并用的笔法，但收笔处均不作刻意夸张，如 “中”“军” 等字的中竖，笔力凝聚于末端，不显飘洒；撇捺笔画则缩短长度，强化弧度，如 “人”“又” 等字的撇捺，似雄鹰敛翅，蓄势待发。这种笔法系统的形成，与东晋时期 “尚韵” 的审美思潮密切相关，反映了书家对 “力与韵” 平衡的追求。

在章法布局上，《王建之墓志》以界格为限，形成了 “严整中见变化” 的视觉效果。每行字数固定，字距与行距基本均等，展现出楷书章法的雏形。但细究之下，可见书家在统一格局中的匠心独运。部分字形根据笔画多少进行伸缩调整，如 “琅琊” 二字笔画繁多，字形略小；“卒”“葬” 等字笔画简省，字形稍大，形成了疏密对比。字与字之间的呼应关系也颇为微妙。相邻字的笔画通过倾斜角度与轻重变化形成内在联系，如 “晋故” 二字，“晋” 字末笔的捺画略向右下倾斜，“故” 字首笔的横画则相应左倾，形成欹侧平衡。这种处理方式既打破了界格的机械感，又赋予整体章法以灵动的韵律，展现出东晋书家对 “形与意” 和谐统一的追求。

三、《王建之墓志》书风的历史成因

东晋是中国书法艺术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关键时期，社会动荡与文化交融催生了多元的艺术形态。北方士族南迁后，将中原地区的隶书传统带入江南，与当地的篆书遗风相互碰撞，形成了独特的书风融合现象。《王建之墓志》的隶篆融合特征，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产物。琅琊王氏作为南迁士族的代表，既坚守中原书法传统，又吸收江南地域文化的柔婉特质，在墓志书写中自然流露出这种双重文化基因。同时，东晋玄学思潮的盛行，对书法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玄学家追求 “得意忘言” 的精神境界，反映在书法上则表现为对 “神韵” 的推崇，而非形式的张扬。《王建之墓志》内敛的笔法特征，正是这种审美思潮的体现，书家通过压缩外在形态，将艺术表现力转向内在的气韵与神采。

从书体演变的角度来看，《王建之墓志》的书风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典型例证。东汉末年以来，隶书逐渐走向程式化，过于夸张的波挑与装饰性笔画已无法满足实用书写的需求，楷书的简化趋势日益明显。《王建之墓志》保留隶书体式却简化波挑的处理方式，正是这种演变的具体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志中已出现诸多楷书的笔法特征，如 “点” 画的独立成型，“钩” 画的初步形态等，这些元素与隶篆笔法并存，展现出书体演变的复杂性与渐进性。这种 “多元并存” 的特征，打破了 “隶书→楷书” 线性演变的传统认知，证明六朝时期的书体演变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琅琊王氏作为东晋书法世家，其家族内部的书法传承对《王建之墓志》的书风形成具有直接影响。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引领的 “新体” 书法，虽以行书、草书著称，但对楷书的规范化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建之墓志》中严谨的章法与内敛的笔法，与王氏家族 “雅正” 的书法追求一脉相承。同时，王氏家族对传统书体的重视也在墓志中得到体现。据《世说新语》记载，王羲之曾深入研习篆书与隶书，其书风兼具古朴与灵动。《王建之墓志》的隶篆融合特征，很可能是对这种家族书法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这种家族内部的艺术传承，使得书法风格在时代变迁中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为研究书法世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王建之墓志》的书法史价值

东晋时期的书法遗存多为手札、碑刻，墓志书法极为罕见，《王建之墓志》的出土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在此之前，学界对东晋墓志书法的认知主要依赖《王兴之墓志》等少数作品，且多认为其书风呆滞刻板，缺乏艺术价值。《王建之墓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改变了人们对东晋墓志书法的固有印象，证明东晋墓志中同样存在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优秀作品。同时，该墓志与《王建之妻刘媚子墓志》同出一墓，两志书风相近却又各具特色，为研究东晋夫妇墓志的书写规范与艺术差异提供了对比材料。通过对两志的比较分析，可以窥见东晋时期墓志书写的程式化特征与个性化表达之间的关系，丰富了对东晋书法实用形态的认知。

《王建之墓志》所展现的隶篆融合特征与书体过渡形态，为理解六朝书法演变的复杂性提供了新视角。传统观点认为，六朝书法的演变是隶书逐渐被楷书取代的过程，而该墓志则表明，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书体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现象。隶书的体式、篆书的笔法、楷书的元素在墓志中并存共生，展现出书法演变的多元路径。这种多元性还体现在地域差异上。与北方同期的《中岳嵩高灵庙碑》相比，《王建之墓志》的书风更为内敛含蓄，反映出南北书法在审美取向与笔法系统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揭示，有助于深化对六朝时期 “南帖北碑” 书法格局形成过程的理解。

《王建之墓志》的内敛书风，体现了东晋 “尚韵” 审美思潮在实用书法中的渗透，为研究书法美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素材。其横画波挑的含蓄处理，打破了 “力必外露” 的传统笔法观念，将 “韵” 的审美追求融入实用书写，展现出东晋书家对艺术与实用平衡的深刻思考。同时，该墓志中 “形与意”“法与韵” 的辩证关系，对后世书法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孙过庭《书谱》中 “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的论述，在《王建之墓志》的章法布局中已可见端倪。这种美学思想的早期实践，为理解中国书法美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王建之墓志》与同期书法作品的比较

《王兴之墓志》同为东晋王氏家族墓志，书风与《王建之墓志》有相似之处，均以隶书为基础，融合其他书体元素。但细加比较，可发现两者的显著差异。《王兴之墓志》的字形更为方整，笔画僵直，波挑处理虽不如东汉隶书夸张，却比《王建之墓志》更为外露，如 “年”“月” 等字的横画，起笔与收笔的顿挫较为明显，缺乏《王建之墓志》的含蓄之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书写者的艺术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东晋墓志书法的多样性。《王建之墓志》的书写更为精湛，笔法更为丰富，展现出更高的艺术成就，这也使其在王氏家族墓志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南朝宋《爨宝子碑》是六朝时期碑刻书法的代表作之一，同样呈现出隶楷融合的特征。与《王建之墓志》相比，《爨宝子碑》的书风更为刚劲雄健，笔画方折凌厉，如 “宝”“子” 等字，横画起笔方峻，收笔的波挑虽不夸张但棱角分明，与《王建之墓志》的圆润内敛形成鲜明对比。这种风格差异反映了南北书法的地域特色。《爨宝子碑》地处云南，受中原文化影响相对较晚，保留了更多隶书的粗犷风格；而《王建之墓志》位于江南，受玄学思潮与士族文化影响较深，书风更为典雅含蓄。两者的对比，展现了六朝书法 “同体异构” 的丰富面貌。

王羲之的楷书作品如《乐毅论》《黄庭经》，代表了东晋楷书的最高成就。《王建之墓志》与这些作品在笔法上有一定联系，如都注重笔画的内敛与气韵的贯通。但两者的差异也十分明显，王羲之楷书已基本摆脱隶书体式，字形趋于方正，笔画更为规范，如 “之” 字的侧笔已形成成熟的楷书形态；而《王建之墓志》仍保留较多隶书特征，字形扁方，部分笔画仍带有篆书意味。这种差异表明，《王建之墓志》作为实用墓志，其书风演变滞后于王羲之的 “新体” 楷书，反映了实用书法与艺术书法在发展进程上的不同步性。这种不同步性是书法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它说明书法的演变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受到功能、地域、阶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结语

《王建之墓志》作为东晋书法的珍贵遗存，以其隶篆融合的体式特征、内敛含蓄的笔法系统、严整多变的章法布局，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风貌。其书风的形成，既是时代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书体自然演变的结果，同时还烙印着家族传承的印记。在书法史研究中，该墓志不仅填补了东晋墓志书法研究的空白，揭示了六朝书法演变的复杂性，更为书法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

通过与同期书法作品的比较可以发现，《王建之墓志》在东晋书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它既体现了时代的共性特征，又展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为理解东晋书法的多元面貌提供了重要视角。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结合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方法，深入探讨该墓志与王氏家族其他书法遗存的关系，以及其在书法世家传承中的具体作用，从而更全面地揭示其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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