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诸葛亮隐居躬耕之地的记载，始终是历史地理研究中颇具争议的话题。从西晋王隐《蜀记》中的“隆中”，到东晋习凿齿“号曰隆中”的表述，再到后世逐渐形成的“古隆中”概念，其地望的演变与解读，往往掺杂着史料辨析、地理变迁与地域文化记忆的复杂因素。厘清不同时期“隆中”的内涵，需回归原始史料，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政区划与地理特征，方能拨开迷雾。

一、早期史料中的“隆中”：王隐《蜀记》与刘弘之行

西晋史学家王隐在《蜀记》中记载：“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及“隆中”与诸葛亮故宅关联的史料。文中明确指出，刘弘所至的“隆中”，是诸葛亮曾经居住的地方，且这一记载距诸葛亮生活的三国时期较近，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从地理方位来看，刘弘作为镇南将军，其活动范围主要在荆州地区。结合三国至西晋的行政区划，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为界是明确的史实。《史记》《汉书》等早期典籍均记载，南阳郡位于汉水之北，南郡位于汉水之南，这种以自然山川为界的行政区划模式，在魏晋时期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刘弘所探访的“隆中”，若为诸葛亮躬耕之地，从逻辑上应位于汉水之北的南阳郡境内，与后世南阳卧龙岗的地理方位更为契合。

二、习凿齿“号曰隆中”的内涵与局限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提出“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说法，这一表述常被视为“隆中”位于襄阳附近的重要依据。但细究史料，需注意两个关键问题：

其一，“号曰”一词本身带有“称其为”的意味，并非严格的行政区划命名，更多是一种俗称或地域指代。习凿齿虽为襄阳人，但其记载中“南阳之邓县”的表述，恰恰印证了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为界的事实——邓县属南阳郡，位于汉水之北，而襄阳属南郡，位于汉水之南。若“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则已属南郡境内，与“南阳之邓县”的表述存在矛盾，这也说明“号曰隆中”的地理定位存在模糊性。

其二，习凿齿的记载距诸葛亮生活的时代已近百年，且其著作中存在部分地理方位记载不够严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三国志》等正史，还是更早的西晋史料，均未提及南阳郡有跨汉水管辖的区域，所谓“南阳郡跨江管辖”之说，缺乏原始史料支撑，实为后世附会之论。

三、“古隆中”的形成：后世附会与地理记忆的重构

如今襄阳“古隆中”的地名与文化符号，并非直接承袭自王隐《蜀记》或习凿齿“号曰隆中”的原始记载，而是明清时期地域文化重构的产物。据史料考证，明朝襄阳人将当地的伏龙山诸葛庙、卧龙山英惠庙等纪念性建筑，与汉水以北的“隆中山”名称捆绑，逐渐附会出“古隆中”的概念，试图将其与诸葛亮隐居地关联。

这种附会行为，本质上是地域文化竞争的体现，但与历史史实存在明显偏差。从行政区划来看，古隆中所在的位置，在魏晋时期属于南郡襄阳，而非南阳郡；从史料链条来看，它既非王隐《蜀记》中刘弘所至的“隆中”，也与习凿齿“号曰隆中”的地理指向存在矛盾。所谓“古隆中即诸葛亮躬耕之地”的说法，缺乏原始史料的直接支撑，更多是后世建构的文化记忆。

结语

历史地望的考证，需以原始史料为根基，结合行政区划变迁与地理特征综合判断。王隐《蜀记》中的“隆中”位于南阳郡境内，与汉水以北的南阳卧龙岗方位相符；习凿齿“号曰隆中”的记载存在地理矛盾，且“号曰”并非严格的史实认定；如今的“古隆中”则是明清时期附会形成的文化符号，与三国时期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并非同一概念。

厘清这一脉络，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更能让我们在地域文化传承中，避免被后世附会的记忆所误导，真正回归历史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