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纪念许倬云先生 | 畸于人而侔于天:超越世俗,合于自然
2025年8月4日,许倬云先生辞世,享年95岁。我在上午知道了消息,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仍难抑悲恸;下午媒体消息公开,朋友们的讯息发来,心绪反而平复。最近三四年与先生交往的点滴历历在目:疫情期间为他在中欧商学院的演讲担任学术主持,为三联书店出版的《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作序,多次与先生视频连线……而更早的缘分,是先生曾为我的《先知中国》撰写序言。这些文字与思想的交汇,如今竟成绝响。
就在一周前,我梳理百年中国学人谱系时写道:“1919到1949的三十年,有王国维、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梁漱溟、陈寅恪、陈垣、冯友兰、吴宓、钱穆、汤用彤、李济、傅斯年、顾颉刚、马一浮、熊十力、费孝通等几代上百位文化大家表达各自的意见。当代改开的三四十年,同样有30后、40后、50后、60后几代人,如殷海光、李泽厚、高尔泰、余英时、李慎之、许良英、许倬云、王康、秦晖、陈子明等人听从内心文化生命的‘天命’召唤。”这份名单或可商量,但许先生列入其中当之无愧。事实上,凭借其独特经历,他不仅在百年汉语学界承前启后,更在世界知识演进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约1936年,于沙市江边,后排左起凌云、小姑母许毓瑛,前排倬云、翼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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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先生生于民国,长于台湾,在美国研思生活半个世纪,晚年频繁往返两岸三地讲学著书。他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史:亲历抗战烽火、见证革命动荡、目睹国共分裂、辗转迁台赴美……在很大程度上,抗战奠定了许先生的中国观和世界观,在美国的生活则赋予他透视西方文明的经验和能力。
许先生的学术之路,似有天命眷顾。残疾让他难以像正常孩子那样蹦蹦跳跳,却让他能够静处旁观,获得向内走的智慧。十余岁时,在父亲“英国式全科教育”的引导下,他已遍读《史记》《左传》《饮冰室文集》及《大公报》《时与潮》等报刊,涵养了“懂得历史”的视野。后来的学术生涯如星河璀璨,多能群星辉映:他早年受傅斯年、李济、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或将帅们的提携,赴美后与费正清等汉学家深度对话,与钱穆、费孝通、余英时等学人精神相契,甚至与王小波、葛兆光等晚辈结下“文字缘”。有人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代有世家品质的读书种子”。
这种“世家品质”不仅体现在家学渊源,更体现在对文明传承的自觉担当。许先生出身江南书香门第,自幼耳濡目染传统文化,后又接受现代学术训练,在中研院史语所的严谨学风与西方开放视野的双重滋养下,形成了独特的学术品格。他既精通中国古代史,又深谙西方社会理论;既能从宏观视角把握文明脉络,又能从微观细节洞察人性幽微。在中国乃至世界知识界,像许先生这样对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及西方社会有观察和研究的人并不多。在贯通古典传统、新文化精神与西方思想方面,许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通三统”巨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先生虽终身与轮椅为伴,却以惊人意志突破生理局限。我曾感慨:“从痛苦出发,生命或沉沦消沉,或锻造为最清醒的头脑。”许先生显然选择了后者。他像物理世界的霍金一样,以超凡的智力与情感力量,在精神世界中践行“拿全世界人类走过的路,算作我走过的路”。
1968年,倬云、曼丽恋爱留影,右一为陈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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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生的学术贡献,可概括为三大维度:
1. 中国史研究的范式突破
以《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西周史》为代表,他超越传统王朝叙事框架,从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等深层维度解读历史。他提出“中国乃一内容不断改变、不断调适的文化”,这一论断跳脱中西对立思维,为理解中国文明的韧性提供了全新视角。
2. 文明比较的理论建构
其最具影响力的“轴心文明”理论,不仅涵盖儒释道等东方传统,更深入希腊-希伯来文明,在比较中揭示人类文明的共性与特性。晚年对《易经》变易之道的阐释,更将中国智慧与当代全球性问题结合,展现出惊人的思想穿透力。
3. 现实关怀的公共书写
从《万古江河》到《中国文化的精神》《经纬华夏》,他以通俗语言向公众传递历史洞见。先生始终关注“常民”——“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因他深知“自命英雄者已为小民添太多痛苦”。这种人民本位立场,既是对古典民本思想的呼应,亦是对新文化精神的弘扬。
尤为可贵的是,许先生对历史先贤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例如梁启超“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三段论,在《万古江河》中升华为“万古江河”的文明隐喻;唐代僧一行“山河两戒”的区域观,被他发展为黄河、长江、南岭三大核心区的理论体系,以学术勇气挑战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论”。
许先生部分作品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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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生青年时代受到学院的社会科学方法训练,晚年则注重通识通史书写。他的学术特点在于“从史实中求史识”,不断从历史中展望当下和未来。家国天下在他的文字里是真实不虚的存在,个人的命运、家族、国家、东西方和人类的命运都在他的视野和关怀里。
许先生的文字兼具学术深度与文学情感,他常以个人记忆、家族故事、地域观察勾连宏大叙事。他的笔下有许家的生活细节,“我小时候家里还保留着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每年祭祖时,父亲会带领全家行三跪九叩之礼,家中书房里摆满了线装书,墙上挂着字画。这种氛围让我从小就感受到文化传承的重量。”有对区域文化的观察,“如果把中国文化比作一棵大树,江南文化是盛开的花朵,美丽但脆弱;湖湘文化则是深扎的根系,不显眼却支撑着整棵树。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既需要花朵的美丽,也需要根系的坚韧。”有对时代变迁的记录,“1960年代我刚到美国时,底特律还是‘汽车之都’,福特工厂的流水线24小时不停,工人下班后穿着工装去酒吧,谈论的是棒球和汽车。2000年我重访底特律,看到的是废弃的工厂、锈蚀的机器,曾经的工人区变成了‘鬼城’。”
通过这些具体生动的例子,许先生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历史书写方式——将个人记忆、家族故事、地域观察与宏大叙事融为一体。他写许家和其他家族,不仅是在记录家族史,更是在书写近代中国的转型;他写湖湘集团与江南士族,不仅是在分析地域文化,更是在探索中国文明的多元性;他写底特律社区变迁,不仅是在描述异国社区,更是在反思现代性的困境。这种“微观—宏观”的双重书写,使历史不再是冰冷的规律,而是有温情的生命历程。
1980年代,“中研院”院士会议期间留影,后排左起林毓生、张灏、郝延平、陶晋生、金耀基;前排左起刘翠溶、余英时、许倬云、石璋如、陈荣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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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新文化运动有未尽的使命,即对我传统文化的深度整理、对现代个体之独立自由天命的宏扬;新文化运动又有若干bug需要修复,即新文化需要在传统中找到自己的根基和位置。胡适等新文化的领袖曾不理解传统文化的很多东西,比如读书人何以敢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但许先生理解,并践行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传统与现代间架起桥梁;当代的不少后生困惑于传统的如影随形和西方表现的大跌眼睛,但许先生理解,并早有预判。
就是说,许先生的工作有“历史的合目的性”,他特别强调“个体是群体中的个体”,这一观点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尤显珍贵。许先生“跟费孝通先生的晚年一样,他们都认定个人并非可以四顾苍茫、一无凭借”,这种对群体价值的坚守,使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文温度。
近年来,许倬云先生以高龄之躯活跃于自媒体平台,成为知识界罕见的“网红学者”。他通过视频、音频、文章等多种形式,就疫情、全球化、科技伦理等重大议题发声,有些人不理解,以为他晚年“好名”,如果我们了解上述的历史演变来到了许先生身上,我们就能理解这样的历史托命之人,或历史的“绝对精神”,一旦遇到契机,他是不吝于表达的。以许先生对科技的了解,他肯定也清楚文明正在出现语言与文字脱离的趋势,技术让人类的生活相当程度地移步到网络上来。在这方面,他既是当代的苏格拉底,当代的孟子,“予岂好名哉,予不得已矣”;他又是当代的孔子,礼闻来学而有教无类,“只要年轻人愿意听,我就愿意讲。”
左起:费孝通、许倬云、金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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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疑惑,这位年轻人亲切称为“知识爷爷”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以近乎“叛逆”的方式,跨越了代际鸿沟,用自己的人生和学问为无数青年开启心智。这究竟是文化传承的必然,还是数字时代的一场意外“PUA”?如果我们了解历史,我们就知道,文化在暴力、权力、金钱和资本之外,正在登上历史舞台展现自己救济和安顿的使命。我们文化人的精神演变,历经先秦的士大夫精神、汉魏的名士精神、宋代的圣贤精神、明清的豪杰精神、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精神,在当代正在生成新的文化精神。
龚自珍最早揭示了这种精神,“文字缘同骨肉深”。现代知识人群体多有这种缘份,“有一年在香港,许先生跟两岸三地史语所的后人们相聚,大家极为动情,亲如家人。”这种文化精神,在当代网友们的交流中,也多可观。那就是,在这个有分裂分离趋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有无缘大慈异体同悲的承担和共情。
在我看来,许先生最重要的生命成就不是他的观点、思想,而是他在独特而漫长的人生中对群体伦理的关注。从少年时看蚂蚁开始,许先生就寻找着对有限性的认可和超越。即个体即使有限,仍可以在有限的生命中见证无限,许先生自己就是“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典范。他既认识到个体自由的现代价值,又强调群体归属的生命意义;既警惕群体对个体的压制,又忧虑个体原子化的危险。他对“建群”、合群而更好生活的兴趣从未丧失。他不畏强权,关心民生和民权,他是台湾地区民主化运动的推手之一;直到离世前,他还在关注大陆的“润”现象和“躺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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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先生晚年常言自己“驻世的时日有限”,却始终保持着“向死而生”的勇气与热情。我为此说:“有他这样合群而生、向死而生的示范,我们的文明就不会迷失,我们的文明仍有庄严利乐,仍值得一切有情在其中生息。”
许倬云先生的离去,标志着一个知识时代的落幕。新文化运动开启“所见世”、“所闻世”的几代人就此退场殆尽,当代的知识人算是“所传闻世”的几代人。但知识的任务没有结束,文明的对话没有结束。许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丰厚的学术遗产,更是一种精神姿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张力,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寻求对话,在个体与群体之间构建平衡。
而我们,当继承其“向死而生”的勇气,在分裂的世界中守护文化的温度,在技术的狂飙中锚定人文的价值。这或许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让文明如江河般奔流不息,让精神如星辰般永恒闪耀。
2022年春,许先生与夫人于匹兹堡家中/范耀文摄
2025年8月5日写于北京东郊知所
首发于《财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