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之后，或租或置业的在北三环和索凌路一带住了七八年，对庙李村改造前的每条小巷，和改造后街道上的每个店铺都能说个一二。

打照面最多的就是这棵已在郑州市普庆路和庙李街交叉口路中央站立了400多年的古槐。

几乎每天都会和她擦肩而过。

在2015年前，这里是一个用红砖围起的院落，这个院落就是李氏祠堂，而这棵古槐就栽植在祠堂正屋的门前左侧。由于要打通普庆路，李氏祠堂就被挪到了不远处的博卉路和丰庆路东北角的位置，而古槐却被留在了原处。

为了保护这棵古槐，在古槐处修了一处足足上百平方的花坛，草儿在争先恐后地生长着，古槐的四周像铺了一张绿茵茵的地毯。

李氏祠堂从旧屋换成了青砖青瓦的新房，但这棵古槐在岁月的沉浸中，虽然树皮粗粝皴裂，但依然以不屈的身态向天空伸展、生长。为了防止干枯的枝桠断裂，在普庆路道路改造时，还专门在古槐的东西两侧分别栽植了两棵新树，在一左一右地支撑着她，拱卫着她。

她是庙李村千年历史变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当晨雾漫过旁边鳞次栉比的高楼，她干枯的枝桠在风中轻颤，每一道沟壑都在诉说这座村庄从唐宋的冯柳村到明清时的庙后李，再到现代化城区的蜕变过往。

追根溯源，庙李村的前身冯柳村，早在唐宋时期就在这片土地扎根。那时的村子，周围田野广袤无垠。冯、柳两大姓氏的村民，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朴实而宁静的农耕生活。随着人口渐渐增多，村子一分为二，成了东冯柳村和西冯柳村。

明代初期，因战争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中原地区人员锐减。明永乐年间，一支李姓族人从甘肃临洮迁徙而来，落脚在西冯柳村。起初，他们只能靠给冯姓人家打长工勉强维持生计，生活虽艰辛，但好在人勤劳肯干，日子也慢慢有了起色。

当冯姓举家外迁、柳姓日渐式微，村前土地庙后的李姓人口却在繁盛地增长，棚屋渐渐连成街巷，“庙后李”的名号在炊烟里慢慢叫响。明末清初，李氏家族出了武秀才、建了祠堂，正式将村名定为“庙李村”。

而这棵古槐就是在400年前的明末，李氏族人们在祠堂前栽下的。

到了清咸丰年间，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暴动与战乱频发，庙李村也未能幸免。村民们人心惶惶，当时的李东方寨主敲响了铜锣，召集村民用秫秆疙瘩和黄土筑起十多米高的庙李寨。寨墙上的土炮台曾架着长矛弓箭，打更人在东门楼的梆子声里守了无数个寒夜。

乱世之中，庙李村凭借坚固的寨墙，守住了家园的安宁，古槐也在寨墙内静静守望。寨墙见证了李氏家族的坚韧与团结，古槐则是这一时期村庄的守护者，它们共同在岁月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成为庙李村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1928年，冯玉祥来到郑州，他看到了庙李村的潜力，决定将其作为发展教育的试点。他大刀阔斧地破除迷信，拆掉村外的火神庙，利用庙宇房屋建起了中山第二小学，还把庙李村更名为中山村，以彰显教育兴村的决心。

“中山第二小学”的木牌挂起来时，穿长衫的先生带着学生在国槐树下朗读《中庸》，却总被集市上“水煎包子热哩”的吆喝打断——七岁的李暕带着伙伴抬来病死的小猪娃，用孩童的狡黠帮老师解了围，这个“智移公鸡嗓”的故事，至今还在李氏家谱里泛黄。

1957年冶金部干部带来的电灯泡，照亮了庙李村第一口机井。当抽水机的轰鸣惊醒晨雾，三百亩菜田在黄河水的灌溉下泛着油绿，郑州北郊“菜篮子”的名号渐渐叫响。1983年庙李乡成立时，乡政府门前的石板路车水马龙，卖菜的马车与自行车在国槐树下交错。

2015年，庙李村启动整体拆迁，村民陆续搬出，古槐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成了庙李村最后的守望者。

如今古槐的四周竖起了庙李家园的高楼，回迁的老人常坐在花坛边，指着古槐皴裂的树干给孙辈讲：“这儿以前是李氏祠堂，你太爷在旁边的田地里栽过稻、放过牛。”

古槐的旁边是郑州金水外国语学校，少年们的朗朗书声，穿过400年的岁月，与历史互动、交流和对望。

四百年来，古槐看过冯柳村的桑麻、庙后李的炊烟、中山村的学堂，也看过推土机推倒青砖房时扬起的尘土，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

她不仅是一棵400岁的国槐，她更是嵌在城市年轮里的一枚化石：皴裂的树干是农耕文明的胎记，新抽的嫩芽正拥抱着都市的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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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 张新彬

统筹 | 辛晓青

执行 | 赵宁 禹亚楠

撰文 | 张锡磊

摄影 | 袁连贺

视频 | 杨飞

编辑 | 王淑

校对 | 李晓影

设计 | 陈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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