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荷敏 方士锦

乡村与城市，两个名词代表着经济水平、教育资源以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有人向往都市的车水马龙，有人倾心乡野的恬静淡然。而那些在城乡之间辗转的孩子，心中究竟藏着怎样的滋味？三个“回流”女孩儿的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答案。

归去来兮

赤水镇坐落于赤水河谷，亚热带季风气候赋予它夏季伏旱、秋冬干燥的特质。每逢秋冬枯水期，站在屋顶远眺，密集的水泥房依山势错落，赭红色丹霞砂岩大片裸露，宽阔的公路蜿蜒起伏直抵家家户户，大名鼎鼎的赤水河则从村镇中心自西向东流淌。

2003年，杜陵春回四川泸州市赤水县老家探亲时，在乡镇医院旁捡到一个裹着破布的女婴。当地重男轻女观念盛行，弃婴屡见不鲜。已有两个儿子的杜陵春一直想再要个女儿，便收养了这个女婴，取名“杜敏”，随后带“女儿”回到东莞的家。

这一去便是十五年。杜敏在东莞市军埔镇读完小学，在腾辉中学读到初二。随着大哥结婚，母亲经营店铺无暇顾及，加上同班有两个同学因学籍问题转回老家上学，内心敏感的她也向母亲提出回赤水上学。

2018年8月20日，杜敏回到了这个可称作“故乡”的地方，眼前的景象却与母亲口中的“豪宅”、自己想象中绿油油的西瓜地和鸟语花香的画面相去甚远。

那距四川1500公里的唐小山，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唐小山8岁时，父亲接她和奶奶到杭州生活。说是生活，她只在杭州萧山希望工程小学读完二、三年级就折返了。原因是比她大三岁的哥哥学籍在河南淅川老家，初中办不过来，高考也回不去。于是，2013年三年级暑假刚过半个月，唐小山就跟着表叔回了淅川厚坡镇，由提前回来的奶奶和在隔壁几个村镇干“建筑队”的爷爷照看，继续上小学。

同样在河南这片土地上，另一位女孩贺时雨的回流之路，虽同样因户籍所困，却有着些许不同的境遇。

贺时雨1岁时便在深圳生活，父母在当地开了一家大酒楼，2005年时就已是万元户。

贺时雨12岁那年小升初，到宝龙中学就读。一年里，父母跑遍民政局、省级政府办公厅，最好的结果是学籍能过渡到高中，但高考仍要回户籍地。而贺时雨和父母的户籍地在河南社旗县。

2018年，贺时雨寄住在淅川县舅舅家，全县有三所公立初中，父母最终安排她到条件相对较好的福森中学读初二。

橘生淮南

回想起在杭州的短暂时光，唐小山乌黑发亮的瞳孔像是注入了一汪活水，这个文静的小女孩稍显活泼起来。

在她的记忆中，每天早上7点25分，父母上班会顺路送她上学，下午由奶奶到校门口接，奶奶还会不时准备一些零食、玩具之类的惊喜。学校的课程除了语数英，还有美术、科学、体育，平均每周两节，而且下午三点半就放学。在老家上幼儿园时，这个被老师认为“笨笨的”小女孩，一学期能拿三次“鸭蛋”，到了杭州却能跻身班级前三十。

在这里上学的基本都是外地务工人员的子女，学费、伙食费等各项费用全免，由于学校的特殊性，曾多次受到社会关注。唐小山还记得，二年级下学期一个周六下午，学校来了一队采访人员，给每个小朋友都发了一套铅笔盒和蜡笔盒。周末，爸爸妈妈有时会带她乘坐“1314 路”公交车到西湖边游玩。这些都是唐小山在外地上学时的印象。

唐小山提到往事时，评价自己“钝感力超强，有时候不知道别人在说我”。

在杭州上二年级时，唐小山常被一个高年级女生欺负。买的辣条没吃几根就被扔到垃圾桶，甚至不是被抢走吃掉；在厕所，她被吐过口水，有一次发卡还被人揪着头发捋下来，扔到排泄物上。以至于那之后，唐小山口袋里总会多装一个发卡。而唐小山此前根本不认识那个霸凌者。

相较于唐小山在杭州的复杂经历，贺时雨在深圳的生活则从容许多。

贺时雨的母校是育英小学，六年里成绩稳居班级前三、年级前十。在深圳待的13年里，她穿梭在市中心CBD大楼间，徜徉于科技馆、少年宫，学校每年会组织春、秋游，女孩们放学后还可以选择留校做手工、跳皮筋。

所谓“世面”之物，“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贺时雨也算见得比较多，这也让她养成了落落大方的性格，回到家乡后也毫不怯场。

属于本地人的“不适应”

刚回到赤水时，很多人家邀请杜敏和妈妈去家里吃饭做客，长辈还会问起东莞的情况，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

杜敏舅舅家只有一个儿子，他们对杜敏的到来表示欢迎，说：“我要认你做女儿，你要成为我们家一分子了。”母亲打理完一切后就回了广东，除去日常开销，每个月会往杜敏的卡上多打1000元零花钱作为补偿。

杜敏没想到，在母亲走后，周围人表面上的淳朴真诚一下子变了味。

她用多余的零花钱买新衣服和零食，却遭到邻居鄙夷，议论她把旧衣服丢掉，“大手大脚的，一看就是个败家子”。当地人大多说四川话，一些小孩因为她是从广东回来的，会学着港剧叫她“鸡婆”。

地域的隔阂与偏见，如同无形的墙，在“回流”的路上处处可见。唐小山回到河南淅川后，也遭遇了属于她的“不适应”。

“回来之后就跟不上了，得努力学习才行。” 那个暑假互相串门时，村里的长辈们都这么说，连爷爷奶奶也不止一次强调。

第一次考试，唐小山在班里排倒数第四，之后被调到最后一排靠近卫生工具、看黑板左半部分会反光的角落，有时抄笔记得站到中排。老师隔三差五拿“不愧是大城市回来的，受不了这边的差距”的话题暗中影射。

而唐小山作为班里第一个从外地转回来的学生，学习成绩衔接不上本是常事，却被老师同学冷嘲热讽了半个学期。直到后来唐小山成绩排进班级前10名，情况才有所改善。

语言是归来的天然屏障

杜敏刚到镇上上初三时，不了解情况的同学因为她说普通话，不太愿意和她一起玩，觉得她“很装”。杜敏清楚地记得，高一地理老师讲到“山谷风”这个知识点时，由于四川话里“山腰”和“山脚”发音相似，她记错了半个学期，直到一次考试后同桌给她讲错题时才意识到。

从高一开始，英语老师就要求背英语范文和练衡水体，杜敏从不照做，以致每次老师展示作文，同学们都能一眼认出她那“别具一格”的飘逸字体。高一整年，满分 25 分的作文，老师给她的最高批改分数只有 17 分。然而，临近期末的一次省级考试，她的作文却得了23分。

凭借扎实的英语基础，杜敏上英语课时，对老师的一些强制性要求更是不予理会。一次讲课，杜敏觉得老师讲得太无聊，就用文具笔和橡皮在桌子上“搭桥”，老师提问时，她流利地说出了答案，这一点在后面展示的PPT上也得到了印证，可老师却因自己的口音否定了她。

老师：“你在说什么呀？”

杜敏又重复了一遍答案。

“你说的口音是错的”，老师讥讽道。

疑惑、怨恨、羞愧、不可思议……复杂的情绪让她觉得老师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了自己，从此决定再也不说英语了。而在此之前，她小学时在东莞市口语比赛中拿过二等奖；在此之后，她大学四级考了两次，每次都败在听力上，最高一次120分，最低一次85分。

语言带来的隔阂与碰撞，在“回流”孩子的学习生活中如影随形，只是不同的人面对这般困境，有着不同的遭遇与应对方式，贺时雨便是如此。

刚回来时，贺时雨听不懂河南方言，“嘟囔”“利亮”“弄啥”这些老师和同学常挂在嘴边的词，她都有些懵，“大部分能猜出来，有些实在听不懂，只能根据他们的语气判断”。

面对贺时雨的提问，同学们都很乐意解答，会用笔在纸上打草稿说明；老师从家长那里知道贺时雨的情况后，自习课上，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会主动关心她的功课情况，遇到问题更会耐心解答。

因为她的语文和英语能排在前三，“我不觉得过多的关心会有压力，这就是自己的事，搞好学习又不丢人。” 初三以后，“最差的还是数学，高一有一次考了59分，其他都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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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杜敏的妈妈杜陵春患病去世。回忆与梦境交织，她时常梦见母亲——那个最爱她的人。她时常梦见初二回来时，妈妈带她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到隔壁村赶大集；梦见寒暑假回广东，和妈妈一起逛街，算准妈妈快从店里回来时点好外卖；梦见大学毕业后和妈妈住豪宅、去旅游……

母亲的离去没有让杜敏变得自怨自艾，而是让在悲痛中学会了独自前行，她将对母亲的思念化作学习动力。

2023年，杜敏考上了免学费的四川公办师范学校。

同时期，唐小山成为广州一所大学的学生，还拥有了甜蜜的爱情。而远在1400多公里外上海读大三的贺时雨，正在准备考研。

当被问到对过去的记忆时，她们说已经模糊了，有些东西也不计较了。“人不能总是活在过去，要活在当下，要看向未来”。与其说是释怀，不如说是成长。对于她们来说，那些经历就像是促进玫瑰盛开的肥料，最终她们想成为美丽又带刺的玫瑰。

根据2023年发布的《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显示，与“非回流儿童”相比，“回流儿童”的学业成绩更差，留级比例也更高。此外，“回流儿童”患抑郁类疾病的比例也较高，超过60%。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坚守。杜敏、唐小山、贺时雨，她们只是千万“回流孩子”的缩影。他们像候鸟般在城市与乡村间迁徙，带着城市的印记回到故乡，又在故乡的土壤里努力生长。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个深刻的注脚。

统筹：石闯

编辑：岳炎霖 实习生 王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