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清平乐》中的范仲淹

楔子

北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一个新生命在武宁军（今江苏徐州）节度掌书记范墉的衙署，呱呱坠地。

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的范仲淹。

从这个意义上说，范仲淹也算是标准的“官二代”。

范仲淹出生于徐州，最后也终老于徐州。

开始的地方，也是结束的地方；就像人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又赤裸裸的离开一样——轮回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的成长、从政、归隐乃至人生的重要历程和关键节点，都在河南完成——

青年时，就读于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

考中进士后，又被晏殊举荐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担任秘阁校理，也就是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庆历三年任枢密副使，协助宋仁宗推行“庆历新政”；

改革失败后，退居邓州，兴教办学，筹建“花洲书院”，经典名作《岳阳楼记》即作于此。

范仲淹“行走河南”，所到之处皆播桃种李，其“忧乐思想”已成为当下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琴心剑胆”到“断齑画粥”

《宋史·范仲淹传》开头便说：“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

范仲淹9岁那年，继父朱文翰调任安乡（今湖南安乡县），路过岳州（今湖南岳阳）时，一家人曾游览了岳阳楼，乘船穿过八百里洞庭湖到达安乡。

安乡，宋时归属澧州，虽为小郡，却印证了司马迁的那句“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

在县治鹤港之北，有一道观名叫兴国观，它“俯瞰澧水，梁山、药山陈其前，大鲸、西湖汇其侧，举目数百里，轩豁宏爽，面执旷杰”（宋·王任《澧州重修范文正公书堂记》），非但壮观，且极为幽静。朱文翰便安置范仲淹在这里读书，并得到司马道士的启蒙指点。

安乡数年，范仲淹不但学业大进，而且对洞庭湖的旖旎风光印象极为深刻。故而40年后在邓州应滕子京之请时，才能文思如泉，写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

大中祥符元年（1008），尚不满20岁的范仲淹像当年李白一样，决定游学四方，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小榻琴心展，长缨剑胆舒”（元吴莱《寄董与几》）。琴与剑是范仲淹行走江湖的随身秘笈和傍身武器，文韬能“笔扫千军，墨舞九州”，武略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范仲淹对周朝尹伯奇创作的古琴曲《履霜操》情有独钟，只弹此曲，别无旁骛，时人故称之“范履霜”。

陆游《老学庵笔记》有云：“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履霜一操。”

“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自有颜如玉。”（赵恒《劝学诗》）“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杜甫《柏学士茅屋》）“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于谦《观书》）历朝历代，有关读书的诗文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读书甚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书林书话、读书笔记、读书方法等等；有关读书的励志故事，更是不胜枚举，俯拾皆是——

汉朝路温舒无书，把借来的《尚书》抄在蒲草席上来读；

晋朝车胤，夜读无油灯，捉来许多萤火虫装在纱袋里，靠萤火虫发出的光亮读书；

晋朝孙敬，读书至夜深，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以绳系发，曰“头悬梁”；

战国时苏秦游说秦国而不被重用，回家遭到妻不下机、嫂不为炊的冷落，发誓钻研兵法之书，每当夜深昏昏欲睡之时，以“锥刺股”……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范仲淹《边事帖》(局部)

从小受四书五经和儒家思想耳濡目染的范仲淹，自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年轻的时候读书甚为刻苦，为语文园地和读书史册还留下“断齑画粥”的成语故事：

他在醴泉寺读书期间，自备小灶和干粮，每天夜晚一边煮粥，一边读书。一锅米粥煮好了，时间也已过了子夜，他便和衣睡去。第二天清早起来，锅里的米粥凉透了，已经凝固成一个“半球体”。他拿出小刀，在凝固的粥块上面，画上一个十字，完整的一锅粥分成了四块。早晨吃两块，傍晚吃两块，一日两餐，规律饮食。这便是“画粥”。

正是青壮年长身体的时候，光吃粥怎么能行？他就到寺院周围坡坡岭岭、沟沟坎坎之上长着的野韭菜、野山芹、蒲公英、王不留等十几种野菜采来，切成碎末，加入一点盐搅拌一下，一顿佐粥菜便成了。这就是“断齑”。

“断齑画粥”是范仲淹发愤沉潜、勇猛精进的岁月留痕，也是其简淡自守、清苦自律的生活写照！

大中祥符四年（1011），范仲淹到达睢阳（今商丘睢阳区）应天书院，进入一个崭新的学习空间。

应天书院项有贫贱不屈、刻苦好学、诲人不倦的校风学风，与范仲淹的求学之路正好暗合。他继续发扬“断齑画粥”的艰苦朴素作风，甚至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篇》）。

求学期间，范仲淹“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昼夜苦读，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应天书院虽说是免费入学，但伙食还是要自行解决的，范仲淹常“食不继，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宋史·范仲淹传》）。其曾作《睢阳学舍书怀》七律，以纪这段苦读时光：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北宋僧人释文莹在《湘山野录》中亦记载有范仲淹当时求学的情境—— 

范仲淹家贫，就学于南都书舍，日煮粥一釜，经夜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其二，断齑数茎啖之。留守有子同学，归告其父，馈以佳肴。范仲淹置之，既而悉败矣，留守自讶曰：“大人闻汝清苦，遗以食物，何为不食？”范仲淹曰：“非不感厚意，盖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亨盛馔，后日岂能复啖此粥乎！”

宋真宗是最后一个封禅的皇帝。

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初三，天书祥瑞如期而至，降落在皇城承天门楼上，上书“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大意是说：赵宋受命于天，“付于恒”就是传给宋真宗赵恒，他才是“守于正”的正统所在，而“世七百，九九定”无非形容赵家国祚绵长。

这种拙劣的自导自演、自娱自乐，《宋史·真宗纪》有评价：“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封禅仪式，还在持续。大中祥符七年（1014），宋真宗到亳州太清宫拜谒老子庙，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顺道到应天府拜谒赵家祖庙——圣祖殿。

皇帝驾到，那还得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万人空巷。皇上又下诏书：应天府升为南京，施行特赦，并在“重熙颁庆楼”大宴三天。

家家出动呼万岁，人人激动谢皇恩；男女老少争睹天子真容，争先恐后品尝御赐佳肴。

应天书院也是师生鼎沸，倾校出动。唯独范仲淹一人静坐学舍，坦然读我书，若无其事状。人问其故，坦然道：“日后再见，也不迟。”

第二年，范仲淹考中进士，在殿试上果真见到了宋真宗，还参加了皇上的御宴。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南宋吕中概述宋真宗时代士大夫自觉意识的苏醒：“自李文靖（沆）、王文正（旦）当国，抑浮华而尚质实，奖恬退而黜奔竞，是以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谨，政府有王曾之重厚，台谏有鲁宗道之质直，相与养成浑厚诚实之风，以为天圣、景祐不尽之用。”(《大事记讲义》卷六《真宗》)

从“应天顺时”到“以天下为己任”

南都应天府，秦置睢阳县，唐为宋州。宋太祖皇帝曾为归德军（即宋州）节度使，所以登基后定国号为宋。

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追念宋太祖“应天顺时”创建大宋，便将宋州改为应天府。

应天书院最早是五代后晋时儒生杨慤在趙直将军的支持下创建的，原名为南都学舍；杨慤去世后，由学生戚同文主持，声名播满天下。“应天书院”遂与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也”（《韩诗外传》卷九）。天圣四年（1026），风烛残年的母亲病情加重，不久即病逝。范仲淹悲痛万分，辞官为母守孝三年。

其间，受新任南都留守晏殊邀请，主持应天书院工作——没错，就是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那个多愁善感、伤春悲秋的晏殊。

“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策，取以经济之才”，为此，范仲淹制订了一系列校纪学规，提出了“读书次序”和“为学次序”，严格要求生徒遵循儒家经典：“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

看范仲淹确实是个人才，晏殊也大力举荐之。天圣六年（1028），已任枢密副使的晏殊在举荐状中盛赞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前曾任泰州兴化县，兴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居睢阳，日于府学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独守寒素，儒者之行，实有可称”，“欲望试其词学，奖以职名，庶参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咏”。

晏殊与范仲淹项善，颇多交游，心意相通。《全宋笔记》记载有一则范仲淹为晏殊选婿的故事：“晏元献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忧，权掌西监。一日，晏谓范曰：‘吾有一女及笄，仗君为我择婿。’范曰：‘监中有举子富臯、张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辅，并可婿也。’晏曰：‘然则孰优？’范曰：‘富修谨，张疎俊。’晏曰：‘唯。’即取富臯为婿，臯后改名，即丞相郑国富公弼。”

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仁义法》一文，谈仁与义的适用对象，他告诫君王曰：“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翻译一下就是：用仁来安顿他人，用义来端正自己。仁的用法在于爱别人，不是爱自己；义的用处在于端正自己，不在正别人。

“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欧阳修《文惩范公神道碑铭》），范仲淹认为《诗》《书》《易》《乐》《礼》《春秋》乃是“传治国治人之道”，他主张“学以致用”，遵循“学问思辨”，提倡“实地考察”，选人“德才兼备”。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有言：“人事之外，别无义理。”故谓“六经皆史”：“史学所以经世，《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

经世明道，固非空言。孔子谓：“未知生，焉知死。”治史即知生之学，能明史，自明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矣。

执掌应天书院期间，范仲淹将校训“天下同文”改为“以天下为己任”。为了达成这一教育目标，他又提出“明体之学”，强调德才兼备、德行并重。

“外和内刚”，“乐善泛爱”（《宋史·范仲淹传》），教学期间，范仲淹依经守义，尊儒崇德，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资助人才、举荐人才不计其数。

班固言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汉书·艺文志》）

魏晋至隋唐，儒学日渐式微，佛学方兴未艾。宋代太祖太宗两朝，崇尚斯文，复兴儒学，开启宋明儒学600年中兴之运，涌现出朱熹、二程、张载、周敦颐等一大批儒学宗师，关学、闽学、婺学、陆氏心学等各种儒家学派也是百花齐放，竞相夺目，而范仲淹则是北宋前期“复兴儒学第一人”。

导乎先路，辟开新局，他既是扛旗者，又是实践者；大纛屹立，拥趸者众，蔚然成风，繁花而盛。编辑《杜工部诗集》二十卷、后之杜甫诗集皆沿其本的王洙，苏轼的伯乐、最后做到副宰相的张方平，后来官拜宰相的王尧臣、升为参知政事的赵槩等等一大批后起之秀，都曾在应天书院听过范仲淹的教诲。

北宋初年有“理学三先生”，分别是胡瑗、孙复和石介，儒学复兴运动就是在这三个人的大力倡导下开始的。胡瑗是太子的老师，主讲于天章阁；孙复与石介身居国子监直讲之职，是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教授，连宋仁宗赵祯都想听孙复讲课。

而这三个人都是范仲淹一手发掘、提供资助和大力举荐的。

《全宋笔记》卷八有记载：“范文正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到睢阳谒文正，又赠十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曰：‘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再拜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文正甚爱之。明年，文正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太学，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文正叹曰：‘贫之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则虽人有如孙明复者，犹将汨没而不见也。’”

以此观之，范仲淹与孙复既有师生之谊，又有知遇之恩；孙复之后又带出徂徕石介，“入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由此益盛”（《宋史·石介传》）；海陵胡瑗通晓音律，范仲淹举荐于朝，“瑗既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观舍处之”（《宋史·胡瑗传》）。

吾道不孤，绵绵瓜瓞；开枝散叶，桃李缤纷。

理学从产生到成熟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是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和程颢等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北宋时期，这一段是理学的创始期；二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南宋时期，这是理学的成熟期；三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明朝时期，标志着理学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

究其源头，范仲淹“功莫大焉”。

从《奏上事务书》到《上执政书》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就确立了“仰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田况《儒林公议》中记录有尹洙说过的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而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能及矣。”

宋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对文人最好的。魏泰《东轩笔录》卷九有段记载可为论据：“太祖圣性至仁，虽用兵，亦戒杀戮。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曰：‘此行止以吊伐为意，誓不杀一人’开宝中，遣将平金陵，亲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故彬于江南，得王师吊伐之体，由圣训丁宁也”。

赵匡胤曾给子孙们定下一个规矩：不杀士大夫。明末的学者王夫之曾经写道：“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有这么一个段子：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于怀。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既惧又说，赐金帛慰劳之。

在与宰相赵普的一次谈话中，赵匡胤亦曾这样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赵匡胤对文臣特别优礼：“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贵耳集》卷二）宋太宗进一步提高了文臣的待遇：“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钱穆在谈到“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时说道：“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平民既可以是养育你的河流，也可以是倾覆你的洪水。

钱穆先生

宋代因理学兴盛，士大夫们最为崇尚气节，甚至形成“文死谏、武死战”的文化氛围，也就是说“文官最高境界是死在对君王的劝谏上，武官的荣誉是战死沙场”。

“智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荀子《尧问》）意当如何？《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但范仲淹“唯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范仲淹《上资政晏侍郎书》），依然为君主老爷们鞠躬尽瘁、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地进行理论构想与价值实践，哪怕“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范仲淹《上资政晏侍郎书》）。

被朱熹称赞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的范仲淹，一生有过三次对太后、皇帝和宰相的劝谏和力争，其结果都是出奇的一致——被贬出京。

三进三出，披肝沥胆，日月可鉴。

第一次大家给他饯行：“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第二次人们举杯敬他：“范君此行，愈为光耀！”

第三次虽然政治形势极为严峻，仍然有人来送他，并说：“范君此行，尤为光耀！”

正是范仲淹这种忠良耿介的行为，才为其日后赢得“文正”谥号，成为北宋一代贤臣，收获欧阳修、苏轼、梅尧臣、钱维演等一众粉丝。

天圣三年（1025），皇帝年幼，皇太后垂帘听政，宦官专权跋扈，隐患积重难返，政局风雨飘摇。37岁的范仲淹心急如焚、忧心忡忡，4月20日作《奏上事务书》。

此书既见忠心，又显胆识，开篇即云：“臣闻巧言者，无犯而易进；直言者，有犯而难立。然则，直言之士，千古谓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谓之佞。今臣勉思药石，切犯雷霆，不遵易进之涂，而居难立之地者，欲倾臣节，以报国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节，感激而发，万死无恨……况臣之所言，皆圣朝当行之事而未之行者。”

该书从四个方面痛陈时弊，“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其一，救文弊；其二，修武备；其三，整顿吏治；其四，以德治国，“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

范仲淹爱民心之诚，报国心之切，此书“皆备矣”，故其最后“总结陈词”道：“揽前王之得失，究圣朝之取舍，因敢罄而陈之”。

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回应天府守丧期间，又向丞相府上万言书，“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政治理想、政治素养、政治抱负都在此篇《上执政书》中，一一彰显，“忧乐思想”已见雏形。

此书比“庆历新政”早了16年，比《岳阳楼记》早了18年。

万言书以《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辩证思想为理论依据，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磐固国本，明确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十八字改革大计，具体改革方案为：举县令，择郡守；复游散，去冗僭；慎选举，敦教育；育将才，实边郡；上无过，民无怨；保直臣，斥佞人。

范仲淹书中最后规劝相府：“人未之病，则苦口之药鲜进焉；国未之危，则逆耳之言鲜用焉。故佞人易进，直臣易退，其致君于有道也难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势使之然矣。”

现在可出单行本的“万言书”，不啻于魏晋陈寿的《隆中对》，字里行间饱含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激荡着激浊扬清的思想光芒，闪耀着革故鼎新的哲学思辨。

“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生平所为，无出此书者。”苏轼称赞该书可与伊尹、太公、管仲、乐毅、淮阴侯、诸葛孔明的王霸之略相伯仲、可媲美。

“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范仲淹《上资政晏侍郎书》）。《宋史》对范仲淹的评价是：“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职，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范仲淹

天圣七年（1029）冬至，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刘太后祝寿。担任秘阁校理不久的范仲淹就上书公开反对，其奏疏云：“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他向宋仁宗劝谏，不要让刘太后像武则天那样干扰朝政，最后祸国殃民；他甚至一不做，二不休，上书《乞太后还政奏》，劝刘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

他这种“逆龙鳞、忤天威”的“直男”行为，吓坏了一向婉转内敛的晏殊。因为范仲淹毕竟是晏殊一手向朝廷推荐和清举的，这不是啪啪打自己的脸吗？

为消除晏殊对自己的误解，范仲淹赶紧作《上资政晏侍郎书》，输肝刨胆，陈述己情：“人皆谓危言危行，非远害全身之谋，此未思之甚矣。使搢绅之人皆危其言行，则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此远害全身之大也。使搢绅之人逊其言行，则致君于过，致民于怨，政教日坠，祸患日起，大乱之下，凶然何逃？当此之时，纵能逊言逊行，岂远害全身之得乎！”

说得虽然很有道理，但让朝廷很没面子。也因此，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被逐出京师，担任通判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后又调任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

恰好这一年，刚考上进士的欧阳修，被恩师胥偃指定为“乘龙快婿”，被派到洛阳辅助河南府长官钱惟演。

当时文坛才俊，隔三差五“团建”，饮酒作乐，吟诗作赋，游水玩水。

范仲淹调任陈州后，以欧阳修为首的一帮“铁杆粉丝”便盛邀他一同攀登嵩山。他们此行，一起游历了嵩山十二景：公路涧、拜马涧、二室道、峻极峰、玉女窗、玉女捣衣石、天门、天门泉、天池、三醉石、峻极上寺、中峰。

也正是此趟出游，令一项忧国忧民的范仲淹，又有了一份不一样的闲情逸致。他在《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十二·中峰》中写道：

嵩高最高处，逸客偶登临。

回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

念此非常游，千载一披襟。

诗中“逸客”，即他和欧阳修、钱惟演、梅尧臣、尹洙等人也。

景祐三年（1036）8月，范仲淹因遭宰相吕夷简的报复被贬至饶州，朝中老臣待制官王质为其践行，有同僚劝王质说：“待制与范仲淹并无深交，独自一人去南门外送他，难道不怕被人指责为'朋党'吗？”王质斩钉截铁地说：“范公是当今贤人，下官难望其项背，如能成为范公的党人，那将是下官莫之大幸，又何惧之有？”

“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范仲淹在饶州期间曾作《郡斋即事》诗云：

三出专城鬓有丝，斋中潇洒胜禅师。

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

半两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

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宝元二年（1039）4月，范仲淹的好友蔡齐去世，他为蔡齐撰写墓志铭，称他“以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见佞色则嫉，闻善言必谢，孜孜论道，以致君尧舜为心。与大臣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计，无亲疏之间，有方大之量，朝廷为之重，刑赏为主平”。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欧阳修《朋党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范仲淹与蔡齐本是“同道中人”，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从“朱说”到“范仲淹”

天圣九年（1031)，范仲淹上书皇帝，乞将磨勘转官恩泽移赠考妣，状云：“今为迁奉在迩，未曾封赠父母。窃念臣在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养在母，慈爱过人。恤臣幼孤，悯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断荤茹，逾二十载，至于其终。又臣游学之初，违离者久，率常殒泣，几至丧明。而臣仕未及荣，亲已不待，既育之恩则重，罔极之报曾无，夙夜永怀，死生何及……乞移赠考妣……”

字字令人动容，句句催人陨泪。

百善孝为先。范仲淹“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宋史·范仲淹传》），这也是其“先忧后乐”的思想底色与情怀所寄。

《宋史·职官》载：“以官庄及远年逃亡田充，悉免租税，佃户以浮客充。”范仲淹入仕后，决定自立门户，职田就选在了应天府附近的宁陵县（今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因为这里既是大宋王朝的发祥之地，也是他步入仕途的发端之地；这里离京都汴梁也很近，他始仕之地广德（今安徽省广德县）到京城也必经此地。

清宣统三年(1911)《宁陵县志》有云：范仲淹因家计于宁陵，其异父兄弟朱某者多在宁陵，后公贵，以其田赡之，故与朱氏书每言及焉。

范仲淹一直跟着继父姓朱，名说，直到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28岁的范仲淹升任文林郎，职掌著作及校理典籍兼教授生徒，官至八品，他才决定认祖归宗，改回范姓。

在君君臣臣、孝忠请示的封建王朝，改名换姓亦得皇上恩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范仲淹便上表详陈来龙去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列之于据，并作联句以述决意：

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

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

读书多，终会派上用场。此联用典精当，妙手偶得：上联用典先祖商圣范蠡的故事，“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下联用典前贤范雎的故事，其历经磨难，发愤图强，并能“知进退、守方圆”。

宋真宗深受感动，遂批准了范仲淹的请求，恢复其范姓，名仲淹，字希文。

战国时期，有个叫景春的人问孟子：“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则回答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从小浸淫儒家思想的范仲淹，“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欧阳修《文惩范公神道碑铭》），其终生以孟子的标准绳以自己，故其死后才得谥曰“范文正公”。

作为政治家的范仲淹家国情怀自不待言，而作为文学家的范仲淹处在词作最为鼎盛的时代与年代，“人间词话”，怎能辜负？

范仲淹留下传世诗文很多，但词作仅存五首，首首经典，人人争传。尤以《苏幕遮》写得最为经典，也最是凄婉：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首词作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当时范仲淹与韩琦正在主持西北边事，防御西夏，当时边塞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人在羁旅，月明星稀，难免思乡怀人，尤恋“一生所爱”，遂填此词以遣胸中郁闷。

“悲欢聚散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化用这首词开篇的苍凉与结尾的悲凉，引入千古名剧《西厢记》第十五章“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刚刚去世的台湾作家琼瑶也由此词幻化出两本小说《碧云天》、《寒烟翠》，足见其影响之巨之远之深入人心。

历史上，能被毛泽东看上的人物不多，他曾不吝溢美范仲淹：“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隋代“科举制”的创立给了民间优秀人才施展政治抱负的良机遇，中国特色的科举制度甚至一度让欧洲人都很“羡慕嫉妒恨”，以至于中世纪时他们把中国当成“理想国”。

《尚书》有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庆历三年（1043）9月，宋仁宗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请他就朝政兴革提出自己的主张，希图借助他的施政纲领谋求中兴。

范仲淹现场作《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以应，十事具体为：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长官；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推恩信；九、重命令；十、减徭役。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欧阳修《伶官传序》）客观地说，范仲淹所陈的十项主张，确实命中了北宋真宋、仁宗以来政治弊病之要害与病灶，也显示出了范仲淹作为政治家的缜密洞察与深远眼光。难怪苏轼对范仲淹对佩服得五体投体：“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谐,轶后空前。”

由此，拉开了那场浩浩荡荡政治改革，即著名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图

历朝历代，所谓的改革必将撼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庆历新政”也是一场“博弈”，以夏竦、章得象为首的保守派也一次一次以“朋党”之名发起攻讦，坚决要将“一伙同党”排挤出“中央决策层”：“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人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掣，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朝迷国，谁敢有言”（《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六“庆历四月戊戌条载”），仁宗亦“颇惑谗言” ：“仲淹素有虚名，一请遽罢，恐天下谓轻黜贤臣，不若且赐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谢表，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也。”（章得象语）

风雨如晦，波诡云谲，此时的范仲淹、富弼“不敢自安于朝”。

庆历五年（1045）3月，随着二人被罢黜京城，欧阳修、韩琦、余靖、杜衍、滕子京、狄青等一众“朋党”也纷纷被贬谪、被驱逐、被边缘，持续仅一年半的“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离京前，欧阳修设席为范仲淹饯行话别，席间二人分别填词“剔银灯”。范仲淹《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云：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据《中吴纪闻》卷五记载：“范文正与欧阳文忠席上分题作《剔银灯》，皆寓劝世之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社会革命需要三个条件，首先是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产生，其次是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再次是新思想的启蒙。比如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已经在法国建立了很多手工工场，改变了原有的生产与生活；工厂造就了新的资本家和工人，这些人不再依附于土地，并能创造惊人的财富。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的著作逐渐深入人心。

奥地利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说：“人类是个充满幻想的动物，越是觉得自己卑微无能，越是把自己等同于伟大民族和强权领袖。”

以此观之，“庆历新政”还不具备“充分必要”条件，一腔热情和一身热血并不能使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驶向成功的快车道，反而可能会加速他的败绩。

时代使然。从来都是“时势造英雄”，根本没有所谓的“英雄造时势”。个体与时代，就是狼花与大海。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朋党”之论，实为无稽。范仲淹曾《与欧阳永叔书》俱云：“余闻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盖君子之交，以道义相合，不以富贵相结；小人之交，以势利相合，不以道德相契。故君子之交淡，小人之交甘。吾辈虽各居一方，然心念旧交，不忘前言，是以欲修尺牍，以抒怀抱。”

欧阳修亦仗义执言，替范仲淹打抱不平，上疏为范仲淹辩白，作《朋党论》以正视听，也被奸臣诬陷，于庆历五年（1045年）被贬为滁州太守，流传千古的《醉翁亭记》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滕子京也因“站队”问题，被划入“朋党”之列，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并请范仲淹作《岳阳楼记》。

欧阳修《醉翁亭记》

“庆历新政”是北宋改革的前奏，也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铺垫，只是这个铺垫有点长，持续了26年。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庆历新政”夭折后，范仲淹被贬出朝廷，从河南邓州移任浙江杭州，担任“知杭州军州事”，也就是“杭州市长”，时年其已61岁。

在杭州期间，范仲淹还是做出很多政绩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即记载有范仲淹此时的“施政纲领”：皇祐二年（1050），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生之美泽也。

范仲淹在杭州举荐的官员也非常多，只有巡检苏麟成为“遗珠”。苏麟于是献诗给范仲淹：“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将日常生活常识提炼为哲理化的诗句，范仲淹一看是个人才，遂鼎力荐举之。

皇祐年间，范仲淹俨然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楷模，德高望重，一言九鼎。

此时，29岁的王安石时知鄞县（仅浙江省鄞县），其心仪范仲淹久矣，渴望能到杭州拜见，于是便写《上杭州范资政启》投书问路：“某近游浙壤，久揖孤风，当资斧之无容，幸曳裾之有地。粹玉之彩，开眉宇以照人；缛星之文，借谈端而饰物。羁琐方嗟于中路，逢迎下问于翘材。仍以安石之甥，复见牢之之舅。兹惟雅故，少稔燕闲，言旋桑梓之邦，骤感神庥之咏。写吴绫之危思，未尽攀瞻；凭楚乙之孤风，但伤间阔。恢台贯序，虚白调神，祷颂之私，不任下恳。”（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八十一启）

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范仲淹亲切地接见了作为小字辈的王安石，王安石受宠若惊，赶紧又感恩戴德写《谢范资政启》以明心迹：“窃陶大化，瞻若重霄。执讯隆堂，近修于常礼；占辞记室，屡致于尊光。赐逾褒衮之荣，仰极高山之咏。恭想镇海都会，宣国福威，御六气之和，荐百嘉之。伏惟某官道宗当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庙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即还大政，以泽含生。某容迹海滨，被光台照。童乌署第，夙荷于揄扬；立鲤联荣，复深于契眷。幸当栖庇，以处钧成。”（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八十一启）

在王安石新法推行于全国之前，曾尝试将公款贷与农民生利，而得到彼此满意的结果。

在推行改革与变法方面，范仲淹可算得上王安石的一个精神指引与人生导师。

只不过那时候，王安石还没有被权力遮蔽双眼，还没有完全沉湎于官场政治，还能听得进去劝谏和忠告。

从“春风堂”到“花洲书院”

久经宦海浮沉，范仲淹身心俱疲，渐有退出政治舞台之意。他在上疏陈乞状中说：“宿患肺疾，每至秋冬发动”“不敢自求便安，且当勠力”“于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邓之间，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亲之至仁，从臣子之所望。”

同一时期，他在《与张焘太博行忻代间因话江山作》一诗中，也明显流露出退隐意向：

数年风土塞门行，

说着江山意暂清。

求取罢兵南国去，

满楼苍翠是平生。

庆历六年（1046），58岁的范仲淹移知邓州。

此前，邓州因“风俗旧淳，政事绝简”，“琐闱清品，穰都善地”（范仲淹《邓州谢上表》），北宋名臣赵普、寇准等均退居此地。司马光《沫水记闻》卷七即有载：“是时，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寇莱公（寇准）虽有重名，所至之处，终日游宴。所爱伶人，或付与富室，辄厚有所得。然人皆乐之，不以为非也。张齐贤傥荡任情，获劫盗或时纵遣之，所至尤不治。”

“公之在贬，愈勇为忠”（王安石《祭范颍州文》），性格决定命运，范仲淹“进亦忧，退亦忧”，他也不可能全身心“得养天年”，颐养身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在《邓州谢上表》中即明确表态：“敢不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上酬圣造，少罄臣诚。”

兴办学校、振兴教育成为范仲淹在邓州任期内的“一号工程”和重要政绩，他作《邠州建学记》开宗明义：“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才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

在邓州城东南隅一风景优美之处，范仲淹创建州学讲堂“春风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宋理学创始人张载、元祐年间知邓州官员韩维等人都在此听过他的“传道、授业、解惑”，“讲艺弦歌，慕来千里”（王安石《祭范颍州文》）。

因“春风堂”与百花洲风景点连在一起，范仲淹去世后，当地人将“春风堂”改名为“花洲书院”。

范仲淹在邓州期间，是其文学创作的喷薄期和高潮期，留存至今的有70篇（首）之多。他对邓州的一些名胜也多有修缮，如城头的览秀亭，并作《览秀亭诗》记载重修经过——

南阳有绝胜，城下百花洲。

谢公创危亭，屹在高城头。

尽览洲中秀，历历销人忧。

作诗刻金石，意垂千载休。

我来亭早坏，何以待英游。

试观荆棘繁，欲步瓦砾稠。

嗟嗟命良工，美材肆尔求。

曰基复曰搆，落成会中秋。

开樽揖明月，席上皆应刘。

敏速迭唱和，醺酣争献酬。

老子素不浅，预兹年少俦。

九日重登临，凉空氛气收。

风来雁声度，云去山色留。

西郊有潭菊，满以金船浮。

雅为郡子寿，外物真悠悠。

过则与春期，春时良更优。

焰焰众卉明，衮衮新泉流。

箫鼓动地喧，罗绮倾城游。

五马不行乐，州人为之羞。

亭焉讵可废，愿此多贤侯。

他对百花洲也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与改造，引水入湖，修整花圃，建“嘉赏亭”、“春风阁”、“菊台”等，并请人绘制《百花洲图》长卷，送到陈州（今河南周口淮阳）供晏殊欣赏，并附上《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诗云：

穰下胜游少，此洲聊入诗。

百花争窈窕，一水自涟漪。

洁白怜翘鹭，优游羡戏龟。

阑干红屈曲，亭字碧参差。

倒影澄波底，横烟落照时。

月明鱼竞跃，春静柳闲垂。

万竹排霜仗，千荷卷翠旗。

菊分潭上近，梅比汉南迟。

岸鹊依人喜，汀鸥不我疑。

彩丝穿石节，罗袜踏青期。

素发频来醉，沧浪减去思。

步随芳草远，歌逐画船移。

绘写求真赏，缄藏献已知。

相君那肯爱，家有凤皇池。

《百花洲图》

与友人之间的唱和酬答也成为这一时期范仲淹自我放逐、排忧遣闷的一种有效手段。他在《依韵酬李光化见寄》诗中就写到：

南阳偃息养衰颜，天暖风和近楚关。

欲少祸时当止足，得无权处始安闲。

心怜好鸟来幽院，目送微云过别山。

此景此情聊自慰，是非何极任循环。

当然，有时候也会发发牢骚，吐槽吐槽，甚至想要隐逸余生，逍遥卒岁。他在《依韵酬太傅张相公见赠》中就不无流露此种情绪：

出处曾无致主功，南阳为守地犹雄。

醉醒往日惭渔夫，得失今朝贺塞翁。

七里河边归带月，百花洲上啸生风。

卧龙乡曲多贤达，愿预逍遥九老中。

绍圣二年（1095），范仲淹四子范纯粹知邓州，重修花洲书院，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办学时间最久的场所之一。

光绪年间，花洲书院根据朝廷之令改名为邓州高等小学堂，民国初年又改为邓县高小，之后又更名为邓县初师。1949年后，改为邓县一中，由“县学”而“一中”，九百余年，爝火不熄，杏坛葳蕤。

2002年始，花洲书院在原址基础上不断修复、重建，范公祠、百花洲、春风阁等处也持续修葺，增其旧制，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重要标本。

2023年，当地政府以花洲书院被河南省纪委命名为省级廉政教育基地为契机，增设了廉吏文化碑廊、忧乐文化大舞台、花洲大讲堂、廉政文化长廊、双忠亭、三贤阁等廉政内容，充实和丰富了花洲书院的“忧乐”廉政文化。

2024年3月，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司法厅、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全省优秀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名单，花洲书院榜上有名。

从《洞庭晚秋图》到《岳阳楼记》

坎坷的身世、贫困的童年、颠沛的少年使范仲淹饱尝世间的辛酸和人世的沧桑，社会底层的民瘼与疾苦也为其后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思想埋下种子。

范仲淹从小的梦想是做个良相：普救百姓于水火；退而求其次，做个良医，悬壶济世于民间。

岳州临洞庭，北扼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从洞庭湖向岳州远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屹立于湖畔的一座三层城楼，那就是著名的岳阳楼。

岳阳楼相传是三国时期鲁肃为观望敌阵所修的一座“谯楼”——也就是用以高望的楼。

开元四年（716），因违反玄宗严禁大臣与皇室交结的旨令，湘州刺史张说被贬知岳州,曾修缮扩建巴陵城楼，竣工后，因其在天岳山之南，遂定名为岳阳楼。张说因常与赵冬曦、尹懋等幕僚、文人登楼赋诗,岳阳楼“自尔名著”。

《新唐书·张说传》称：“(张说)即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

岳阳楼项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明代魏允贞联句）之美誉，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李白曾作《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杜甫有《登岳阳楼》诗云“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孟浩然则作《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其他如白居易、元稹、张孝祥、陆游等均曾在此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

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欧阳修和名臣富弼、韩琦、滕子京等人都是改良派，均遭贬职。

滕子京和范仲淹二人为同科进士，志同道合，自相识后就建立了笃厚的革命友谊。范仲淹被贬至邓州，滕子京被贬至岳州，虽郁闷满怀，但不以进退升沉为怀，誓要励精图治，有所作为，造福一方，以身许国。他迁建文庙，修筑偃虹堤，欧阳修还曾作《偃虹堤记》礼赞之。

重修后的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滕子京犹觉尚欠“文化含（份）量”。历览前朝，“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于是他请名家作画《洞庭晚秋图》——“率文而行，恐迷其形范；以图为正，则应若宫商”，画作连同亲拟《求记书》一并寄给了范仲淹。

庆历六年（1046）6月的一天，范仲淹忽然接到了好友膝子京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将《洞庭晚秋图》张于花洲书院墙壁，回忆起9岁时一家人登楼的美好瞬间，看图想象着洞庭湖八百里的美景，眼前浮现出滕子京在岳阳“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热火朝天景象，胸中不由翻江倒海，感触万端，灵感遽飞，文思泉涌。

当然，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岳阳楼记》也并非一气呵成，范仲淹也在不断修改，反复提炼，持续升华，最后入选初中《语文》课本我们看到的定稿已是“时六年九月十五日”。从6月收到请托到9月完稿，已三个月矣。

客观地讲，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是一篇标准的“看图作文”，寓景抒情，托物言志，不仅是“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也道尽了范仲淹自己的宦海沉浮。他借记含蓄委婉地规劝好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同时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自勉勖人；其“大我”乃至“无我”的忧乐观，与新时代改革精神相互契合、遥相呼应；其对中国知识分子亦不啻为一笔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后人心中树起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岳阳楼记》金句频出，也是历代散文中“经典中的经典”。崔永元曾在“樊登读书会”上讲到当年他的语文老师讲解《岳阳楼记》的情景：“沙鸥翔集，锦鳞游泳”，什么是“翔集”？一会飞起，一会落下；什么是“游泳”？浮出水面叫游，潜到水下叫泳。

“眼前忧乐谁无意；天下江山此最雄”，这是岳阳楼景区大门上的一幅对联。欧阳修曾为岳阳楼撰联云：“我每一醉岳阳，见眼底风波，无时不作；人皆欲吞云梦，问胸中块磊，何时能消？”与范仲淹的“忧乐文化”一脉相承，花开两枝。

清代书法家何绍基也曾为岳阳楼撰写联句：“ 后乐先忧，范希文庶几知道；昔闻今上，杜少陵可与言诗。”

文化穿越千年，不朽永载史册。

从《伯夷颂》到《道服赞》

唐韩退之曾作名篇《伯夷颂》：“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 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岑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皇祐三年（1051）冬，范仲淹用黄素小楷手书《伯夷颂》，寄赠京西转运使苏舜元，他是诗人苏舜钦的哥哥。苏舜元收到法书之后即回复范仲淹：“法书遥逐使车还，佳句新从相府颁。牢落二贤天地外，风流三绝古今间。”

元人董章有谓：“伯夷之行，昌黎颂之，文正书之，真三绝也。”

此卷当时及后世题跋者亦甚夥，范仲淹政坛挚友文彦博有《跋文正公手书伯夷颂墨迹》诗题于卷后，云：“书从北海寄西豪，开卷裁窥竦发毛。范墨韩文传不朽，首阳风节转孤高。”

朝廷重臣富弼题跋诗云：“夷清韩颂古皆无，更得高平小楷书。旧相佳篇题卷后，苏家能事复何如？”

与范仲淹有师友之谊的前宰相晏殊题跋五言诗：“首阳垂范远，吏部属辞深。染翰著嘉尚，系言光德音。褒崇亘千祀，精妙极双金。题咏益珍秘，用昭贤彦心。”

电视剧《清平乐》范仲淹（右）与晏殊

庆历新政时范仲淹坚定的盟友、退休宰相杜衍则有七律诗题咏：“希文健笔钞韩文，文为首阳山下人。宁止一言旌义士，欲教万古劝忠臣。颂声益与英声远，事迹还随墨迹新。当世宗工复题咏，尤宜率土尽书绅。”

北宋著名书法家黄庭坚《跋范文正公书<伯夷颂>》称赞道：“盖正书易为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如斯人，不必以书立名于来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

其后，“宋四家”之一蔡襄、韩绛、程颐、贾似道等大咖名流也有题跋吟咏，南宋时还落入奸臣秦桧之手，并题诗云：“高贤邀已远，凛凛生气存。韩范不时有，此心谁与论？”

元朝时，李戡得此卷于元大都，将之璧还给范仲淹后裔；元末流落军中，明朝时为王世贞以重金购得，再次归还范氏后裔；乾隆六十年（1795)，范家遭火灾，此卷化为灰烬。

“三绝”，真绝矣。

目前，范仲淹传世的书法作品仅五件，《道服赞》是唯一的在世小楷作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且是《范仲淹全集》“遗珠之憾”，弥其珍也。同时，这幅作品也为研究范仲淹“忧乐思想”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北宋继承了唐朝崇奉道教的传统，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都对道教的“无为而治”和“养生术”颇感兴致，全国上下更是兴起学道、信道、传道的氛围。宋代文人士大夫皆喜与道士交往，“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道服也成为当时的“摩登时装”。

据《范文正公集年谱》考证，北宋天禧五年（1021），许琰在福建平海（今福建泉州）做书记官，新做了一件道袍，他就邀请同年进士好友范仲淹给这件道服写一篇赞，时年32岁的范仲淹在京师任秘书省校书郎（主要负责校对和整理图书典籍），他欣然命笔，用小楷书此《道服赞》。

赞前有小序云：平海书记许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请为赞云：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

虚白之室，可以居处。华胥之庭，可以步武。

岂无青紫，宠为辱主。岂无狐貉，骄为祸府。

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旌阳之孙，无忝于祖。

该帖尺幅不大，纵34.8厘米，横47.9厘米，面积也就一个多平尺，共8行，97个字，但行笔清劲瘦硬，结体方正端谨，风神隽爽，骨气洞达，顿挫有力，风骨峭拔，法度森严、气冲霄汉，颇具王羲之《乐毅论》遗意与神韵。

宋人李祁曾云：“公之翰墨天地间，如精金美玉，人咸知爱重。”

《道服赞》前有工部尚书董邦达长子董诰题记：“近续纂《石渠宝笈》，有范仲淹二札卷。董其昌跋云：文正公《伯夷颂》、《道服赞》二书在姑苏范氏义庄库中。因思乙酉南巡时，范氏子孙曾以《伯夷颂》呈览，题而归之。道服赞则已入宝笈前编，因取此卷谛观旁证，不特董其昌时为然，盖自元至正元年辛巳，益都范复始自北携此卷归义庄库，至我朝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宋荦任江苏巡抚，亲见义庄库藏墨迹九种，一为《道服赞》，见荦所作《伯夷颂》跋中。此卷中明戴仁、吴宽跋皆云在范氏，而收藏印若元理左胜皆范氏奉祀生也。其后，不知何时范氏失之，乃归安氏。洎乾隆甲子前纂宝笈，则此卷久在内府，可谓流传有绪矣。范氏义庄之《伯夷颂》尚能保其先泽，而此卷独不能保，展转久归内府，可以惕守器之难，而予既题《伯夷颂》又藏《道服赞》，凡以寄缁衣之好非鉴赏翰墨之为，仲淹亦可快然无憾矣。癸丑小春，御识。臣董诰奉敕敬书。”

后面亦有多家题跋——

苏东坡表弟文同题跋云：“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词笔，观之若侍其人之左右，令人既喜而且凛然也。熙宁壬子孟夏丙寅，陵阳守居平云阁题，石室文同与可。”

“宋四家”之一黄庭坚题曰：“范文正公当时文武第一人，至今文经武略，衣被诸儒，譬如蓍龟，而吉凶成败不可变更也。故片纸只字，士大夫家藏之，世以为宝。至其小楷，笔精而瘦劲，自得古法，未易言也。黄庭坚书。”

明宪宗成化二年进士刘魁还有“对黄庭坚题跋”的题跋：“黄山谷，古今名书者，犹推文正公小楷，笔精而瘦劲，自得古法。世人可不知所重耶。成化辛丑六月廿日，高唐刘魁拜题。”

之后各家，均为景行仰止之作。

宋庆历六年进士戴蒙跋曰：“竊观范文正《道服赞》，文醇笔劲，既美且箴，以尽朋契之义，有以见高阳公之德矣。传曰：“不知其人，视其友。”谅哉。熙宁壬子年十一月甲子，吴兴戴蒙正仲题。”

元代婺州作家群代表人物胡助跋曰：“文正公为同年友许书记作《道服赞》，言皆至理，书特清劲，至今观之，悚然增敬，所谓“宠为辱主，骄为祸府。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是又美不忘规，益可玩味。乃知异时丞相尧夫《布衾铭》，实权舆于此与？然是赞不载《文正集》中，则公之文之遗者有矣，抑亦盛年之作而或失于编次也耶？因缀廿字，以寓景行之意云：文正《道服赞》，忠宣《布衾铭》。家乘揆一德，名言符六经。至正癸未春正月廿日，金华胡助书。”

明代“后七子”领袖之一王世贞跋曰：“范文正楷书《道服赞》遒劲中有真韵，直可作“散僧入圣”评，赞词亦古雅。所谓“宠为辱主，骄为祸府”是历后得之，非漫语也。跋者皆名贤大夫，而独文与可、黄鲁直、柳道传、吴原博最著。鲁直结法端雅，了不作生平险侧，而过妍媚，极类元人笔，如掲伯防、陈文东辈亦能办之。恐鲁直真迹已亡佚，为元人所补耳。成化中御史戴仁赞书，颇得吴兴意而名不琅（琅），故拈出之。己卯王世贞识。”

明镇远知府戴仁不仅题跋，而且续赞：“范文正公《道服赞》，其书有法，而词有气。前人题跋尽之矣。余复何言敢僭？用公韵敬作遗墨，赞欲范氏后裔，益知所宝重云：

式观遗墨，端严济楚。

柳骨颜筋，微公孰与。

龟文龙鳞，或翔或处。

烈士忠臣，兼文兼武。

画见诸形，曰心为主。

词发诸口，曰学为府。

石抉怒猊，章成绣虎。

百世珍藏，弗替厥祖。

成化辛丑秋八月八日，句曲戴仁题赞。”

就是这么一件国宝级书法作品，久经辗转，穿云拨雾，最后被“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以110两黄金从北京琉璃厂古玩商靳伯声手中购得。展卷细察，手卷上还有张伯驹加盖的“京兆”和“张伯驹珍藏印”两方印章。

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将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八件国宝级的书画无偿捐给了国家，并长期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就有范仲淹这幅《道服赞》。

为了表彰张伯驹夫妇的无私壮举和慷慨捐赠，文化部向其郑重颁发了由部长沈雁冰签发的“褒奖状”：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陆机《平复帖》

尾声

皇祐四年（1052）正月，范仲淹徙知颍州（今安徽阜阳），途经徐州，病情恶化。宋仁宗听说后也非常牵挂，特意遣人送药慰问。

范仲淹已经处在弥留之际，自知病重不治，于是给朝廷上《遗表》，最后一次对皇帝、对朝廷、对国家、对百姓竭尽忠诚，“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

拳拳报国之心，人神为之共泣。

皇祐四年（1052）5月20日，范仲淹病逝于徐州，终年不满64岁。“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宋史·范仲淹传》），朝廷特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停止上朝一天，以表哀悼。

同年12月初一，归葬于河南尹樊里（今洛阳伊川）万安山下的家族陵园。下葬后，宋仁宗亲书墓碑“褒贤之碑”，富弼撰写《墓志铭》：“人获一善，已谓其难；公实百之，如无有然！”，欧阳修撰写《文惩范公神道碑铭》，王洙书丹。宋钦宗时，追封为楚国公；靖康元年（1126）2月，追封为魏国公。

范仲淹去世后，王安石作《祭范颍州文》：“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硕人今亡，邦国之忧。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万里，不往而留。涕哭驰辞，以赞醪羞?”颂扬了范仲淹以身许国、播桃种李、光明磊落、拔尘无滓的一生。

景祐元年（1034）正月，范仲淹被贬知睦洲（今浙江富阳、桐庐一带），曾为东汉名士严子陵写《严先生祠堂记》，中有名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以此16字，概述范仲淹的一生，亦恰如也。

2015年1月28日-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