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上的朋友）
感谢热心的朋友让我和铁生、余华多年以后竟成了“邻居”。我第一次见史铁生是1985年春天，在王府井大街北口的华侨大厦，我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研讨会上。那时候为一部无名气的年轻作者的中篇小说召开一次高级别的研讨会还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我之所以说会议级别高，不仅因为会议是中国作协领导冯牧先生召集并主持的，还在于参会的人几乎囊括了在京的所有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以及几位著名的作家。我记得冯牧先生做会议总结时还特意说：“今天这个会规格很高，连汪曾祺汪老与史铁生同志都来了。”汪曾祺先生出身西南联大，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当时正因为《受戒》《大淖记事》那一批美学风格鲜明的小说备受关注，冯先生称他为“汪老”，也就是正常的了。但冯牧先生把史铁生的参会当作会议规格很高的一个证明，的确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铁生是1951年出生的，当时三十四岁，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刚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糟糕的身体状况和他的睿智深刻使我对他的尊重之外还有几分敬畏。在他面前，我很拘谨，生怕说出浮浅的话惹他嗤笑，生怕说出唐突的话让他不高兴，但相处久了，发现我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一般情况下，当着身体有残疾的人的面说此类话题是不妥当的，但口无遮拦的余华经常当着史铁生的面说出此类话题，而史铁生只是傻呵呵地笑着，全无丝毫的不悦。（图片来自网上的朋友）
我记得在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讨论会上，史铁生发言时情绪很激动，他似乎对一些脱离文学本质的所谓的文学批评很反感，说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话，让在座的一些批评家有点儿坐不安宁的样子。尽管他没解释为什么说《透明的红萝卜》是篇好小说，但我还是很高兴，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这甚至有点儿心有灵犀的意思。之后的岁月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少，但要说的事却不多。如果要笼统地说一下，那就是，他总是那么乐观，总是那么理性。他说话的时候少，听话的时候多，但只要他一开口，总是能吐出金句。他处在人生的最低处，但他的精神总能如雄鹰翱翔在云端之上。大概是1990年秋天，我与余华等人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辽宁文学院的朋友请我们去他们那儿给学员讲课，讲课是个借口，主要目的是大家凑在一起玩玩。
余华提议把史铁生叫上，我们担心他的身体，怕他拒绝，没想到他竟愉快地答应了。那时候从北京到沈阳直快列车要跑一夜，我们几个把史铁生连同他的轮椅一起抬到列车上。到了沈阳，我们就住在文学院简陋的宿舍里，下棋、打扑克、侃大山。大家都集合在铁生的房间里，一起抽烟，熏得屋子里像烧窑一样。于是，余华带着我，或者我带着余华，去学校的菜地里摘黄瓜。我们摘回了十几条黄瓜，大家一顿狂吃，都夸好，甚至有人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黄瓜。有一天，学员们要与我们北京来的几位作家踢足球，没有足球场地，就在篮球场上，篮球架下的框子就是球门。余华把史铁生推到框子下，让他当守门员，然后对辽宁文学院那帮猛男说：“史铁生是一位伟大的身有残疾的作家，你们看着办吧。”那帮猛男都怕伤了史铁生，先是只防守不进攻，后来急了眼，对着自家的球门踢起来，于是，两支球队合攻一个球门的奇观就出现了，撇下了史铁生坐在轮椅上抽烟，傻笑。上个月，我和朋友去了地坛公园，
看到了“铁生的朋友余华”和“余华的朋友铁生”认养的国槐，心有所感，手书新诗与小友们分享——
千年古树挂新牌，
左侧青松右国槐。
昭告铁生魂魄在，
依然出语是诙谐。
乙巳五月初一，游地坛得句。
莫言
看新闻知王蒙老人九十高龄再访新疆，有感而撰，不计平仄，方家两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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