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的遗产

李韬·煮字疗饥 原创

2025-05-31 14:32

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有了水,这座城市才显得特别“水灵”。

凡天下名城,无一不有一条内河贯穿市中,润泽两岸,扮靓全城。

巴黎有塞纳河,伦敦有泰晤士河,罗马有台伯河;沈阳有浑河,西安有灞河,济南有小清河,杭州有上塘河。

郑州也有一条内河——金水河。

关于金水河名称的来历,有说是因为河流发源于郑州西部,西在五行中主金,故谓“金水河”。

《二十四史》卷94、志第四十七“河渠四”对金水河也有记载:“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导自荥阳黄堆山,其源曰祝龙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领军卫上将军陈承昭率水工凿渠,引水过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余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横绝于汴,设斗门,入浚沟,通城濠,东汇于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贯皇城,历后苑,内庭池沼,水皆至焉……神宗元丰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碍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视。请自板桥别为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后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远,与永安青龙河相合,故赐名曰天源。”

历史虽很悠久,文字却很干瘪。这多少缺了一些河流的韵致与跌宕的美感。

本是一条“流动的盛宴”,我宁愿相信那个“美丽的传说”——

元人笔记《贾氏说林》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哀亡。丈夫舍玞佩,妇人舍珠玉以赙之,金银珠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自负土葬于陉山。国人悉辇以沉之河,因名金水。”

一、把合适的人用到合适的岗位上

子产是我的郑州老乡,复姓公孙,名侨;子产是他的字,又字子美,与另一个郑州老乡杜甫重名。他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为相二十六年,先后辅佐郑简公和郑定公治国理政。

历史上对子产的评价是:“铸刑鼎”“不毁乡校”“选贤任能”“宽猛相济”,此被称为“四善”,这也是子产留给这个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夸张的一种说法是:子产为郑国续命,“春秋上半部,得一管仲;春秋下半部,得一子产”;他被清代王源推许为“春秋第一人”,连孔子都对他服膺有加:“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清代金农绘子产画像

国学大师钱穆在《论语新解》亦论及此:“子产在春秋时,事功著见,人尽知之。而孔子特表出其有君子之道四,所举已尽修己治人、敦伦笃行之大节,则孔子所称美于子产者至矣。或谓列举其美,见其犹有所未至。人非圣人,则孰能尽美而尽善。”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对子产的政绩有个白描式的“举例说明”:“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长期不令而治。”

子产善于用人,总能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纵横捭阖,利益最大,人尽其用,“鲜有败事”:“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于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有这样一件事情:子皮想让家臣尹河担任自己封地上的主管,子产认为尹河太年轻,缺乏管理经验,难以胜任。子皮说:“尹河谨慎、敦厚,我喜欢他,他也不会背叛我。让他去边干边学,就懂得怎么去管理了。”子产不同意这种说法:“不能这样做。大凡爱一个人,总希望对被爱的人有利。现在您喜欢一个人,就想把重要的政事交给他,这就好比让一个不会拿刀的人拿着利刃去割东西,很容易就会伤到他自己。那样的话,今后谁还敢求得您的喜欢?”

子产接着又诚恳地说:“您是郑国的栋梁,要是栋梁折断了,椽子散落,我们住在屋里的人就都要遭殃,所以我不敢不说真话。再者说,如果您有一匹漂亮的绸缎,决不会让别人用它来学习裁剪衣服。大的官守、大的城邑,是用于维护百姓利益的,这比一匹精美的绸缎可重要多了,怎么能交给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去治理呢?打猎,需要有熟练的射箭和驾车技术的人才能获取猎物,如果连驾车都不会,只恐怕害怕翻车还来不及,哪里还有获取猎物的企图呢?从政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只有学好各方面的知识和本领之后,才能担当重任,我只听说过学习以后做官的,没听说用做官来学习做官的。如果硬要我按您的要求办,一定会造成重大损失。”

子产的一番直抒胸臆、肺腑之言,使子皮大为感动:“善哉!虎(我子皮)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

能做摇船的橹就让他去做摇船的橹,能做擎天的柱就让他去做擎天的柱。知人善任,人岗相适;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是每一个领导者的眼光所需、能力所备、职责所在。

然而,天下事韩退之常感喟再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这是伯乐的悲剧错过,也是千里马的生不逢时。

二、直面批评,不毁乡校

关于子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毁乡校”,这也被历代从政者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去效法。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对于大家的批评,子产“闻而药之”。他明白“作威以防怨”,直接诉诸暴力,简单粗暴拆毁议论场所,表面上看似是制止了批评,但老百姓的怨气可能越积越深,就像是洪水一直堵着而不疏通,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大规模的溃堤;因此,不如效法先人智慧,大禹治水,堵不如疏,“小决使道”。

大夫然明最后说:“我从今以后真正明白了先生确实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确实不才,如果要推行这些治国之策,实实在在有赖于先生,而不是我们这些人。”

若干年后,孔子听闻子产的这一番言行后说:“如此看来,别人若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信的。”

自古以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有些人“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只爱听漂亮话,一听逆耳忠言,立马火冒三丈,浑身炸毛,像《一代宗师》中宫宝森说的:“是没有容人之心”。

“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流传至今,指导着施政者敢于面对批评,正确处理批评,从容接受批评,其现实意义依然可以指导当下实践,匡歪纠偏,绳愆纠谬。

子产的“乡校议政”与雅典的“公民大会”形成中外互文,展现了东西方文化早期对民主的有益探索与大胆尝试。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说:“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

熙丰年间,王安石在推行新法期间,垄断文坛,钳制思想,排除异己,独断专行,飞扬跋扈,“有人与之同则喜,与之异则怒,喜则数年之间,援引登青云;怒则黜逐摈弃,终身沉草莱”。大臣吕诲向宋神宗奏疏,断然预言:“误天下苍生必此人。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控诉:“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即王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作为朝廷同事,可能碍于脸面,不便当面指出,司马光先后三次给王安石写信,信中反复提及“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以期引以为鉴,“引起疗救的注意”。

而王安石完全被权力带来的快感冲昏了头脑,非但没被说服,反而驳斥司马光太过保守主义,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但颇为吊诡的是,治平元年(1064),王安石曾写过一篇《虔州学记》,也引用过“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他甚至写到:“盖其教法,德则异之以智、仁、圣、义、忠、和,行则同之以孝、友、睦、姻、任、恤,艺则尽之以礼、乐、射、御、书、数。淫言诐行诡怪之术,不足以辅世,则无所容乎其时。”“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

道理都懂,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劝起别人来都是一套一套的,真正轮到了自己,就像“乌鸦落到猪身上——只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也能人异化成一个没人认得的大怪物。

刚掌权时,宋神宗曾问王安石:“我们究竟应该从哪里入手?”王安石的回答直截了当,掷地有声:“变风俗,立法度”“长君子,消小人”。王安石甚至引用古语“泰者通而治,否者闭而乱”,翻译一下就是:只有言路畅通才能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堵塞言路只会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动荡。

王安石给皇帝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这与子产“小决使道”犹如隔空对答,相知相契,不谋而合。

但说起来特别动听,做起来却令人发指。

王安石曾推荐李常为谏官,本来是希望他为新法“摇旗呐喊鼓与呼,溜须拍马歌与颂”,谁知李常也对青苗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王安石的马仔吕惠卿私下找到李常,威胁道:“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甚至为了平息反对的声音,变法期间京城开始设置“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

在王安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铁血把持下,北宋的政治环境,一夜之间“晴转雷暴”,从“最好的时代”骤变为“最坏的时代”。

大雪虽无痕,苍天却有眼。

因果报应有轮回,苍天何曾绕过谁?“子产不毁乡校”的遗产既没有继承好,也没有发扬好,更没有践行好,只会做表面文章、摆花架子,私底下暗度陈仓、痛下狠手,王安石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永难翻篇的黑暗章节。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思想

老子深信“为无为,则无不治”,上面不折腾,下面才能过上好日子;孔子要求统治者“克己复礼”,克制欲望约束自己,尽量不要去做折腾百姓之事;孟子更是旗帜鲜明地主张“民为贵,君为轻”,以百姓生活得好坏作为评判君王的终极标准;太史公撰写《史记》点评历代帝王,同样将施政是否有利于民生放在了首位,同样更欣赏安静无为之君。

西汉史学家刘向在《说苑•君道》中记录有晋平公与师旷的一段对话——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何如?”

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平公曰:“善。”

但不争的事实往往是:“下雨不打伞——终于淋(临)到自己了”,还不得好好地施展一下自己的雄才大略、治国方略、文韬武略,亮亮自己的八块腹肌,展示一下自己的漂亮身段,过一把官老爷的瘾——凡有权者,大都任性。

就像前一段河北三河市的党政一把手,以一己之好恶,“有权,任性”,下令沿街商店的门头都要统一改成绿色,“红色让人太亢奋!”

“看齐意识”看错了方向,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蹄子。

子产从政一年时,公众曾以诗歌讥讽他:“算计我的资产以收取财税,丈量我的田产以收取田税。谁杀子产,算我一份。”等子产执政了三年,公众又作诗歌颂扬他:“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田地,子产使之增产。子产要是死了,有谁能够继承他?”

子产退而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枣荫于街者,莫有援也。锥刀遗道,三日可返。三年不登,民无饥也。

只有“用事实说话”,还利于民,让利于民,福利于民,老百姓的认知和评价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实,老百姓的感情都很朴素,不要弄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只要你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增产增收、旱涝保收,你就是一个好的施政者;反之,“我亦反之”。

《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论》说:“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

所谓“不欺”,即“民服”也。

据南朝宋裴骃集解有云:早在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就曾与大臣们讨论过同样的问题。太尉钟锺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对曰:“臣以为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

《春秋别卷》卷七有载——

郑简公谓子产曰:“国小,迫于荆、晋之间。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备,不可以待不虞。”

子产曰:“臣闭其外也已远矣,而守其内也已固矣,虽国小,犹不危之也。君其勿忧。”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人是第一生产力,人是一切的根本。子产的人本思想相当超前,当下提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就是其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人民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依靠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是以殁简公身无患”也。

四、公布中国第一部成文法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

大概意思是说:这一年三月,郑国人铸刑书,向国民公布了成文法。晋国大夫叔向给子产送信,批评他的这种做法。为啥呢?为叔向认为,人们一旦知道了刑书的条文,就不会再看重道德、遵守礼仪,反而会去钻法律条文中的空子,违背了“礼”的制度;而且,公布刑书就意味着普通百姓可以知道官员审判案件是否合理合法,贵族权威和社会等级结构就会受到冲击。

子产自身作为统治阶级,却能“奋不顾身”——“铸刑书于鼎”,打破贵族对法律的垄断,有效限制自己的行为规范,使法律更趋透明化,彰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其法治思想超越时代,自我牺牲精神“盖于世也”。其对法家的影响尤为深远,后世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即来源于此。

推算下来,这是公元前536年的事,距今已2560年。子产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布成文法的人,比古罗马《十二铜表法》还早了近百年。

有一年,郑国河水大涨,据说城外洧渊有两条龙在争斗,国人请求举行祭祀以禳灾祈福。子产说:“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人类打仗,龙不闻不问,现在龙打架,我们何必操心。况且龙本来就住在水里,怎么能赶得走它们?我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就别为这事费神了。”

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

天道可以存而不论,但人道则不能不察。为政者尊天道,更需重人道。

这种“天道远,人道迩”的唯物主义思想,在那个远古的年代,多少有点像徐悲鸿提出的“独持己见,一意孤行”的偏执劲儿。

不迷信于天,不奢求于神,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干好自己的事,尽好自己的责。

关乎此,郑简公曾与子产有过多次交流——

简公谓子产曰:“内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裳之不美,车马之不饰,子女不洁,寡人之丑也;国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丑也。”

“饮酒不乐也,俎豆不大,钟鼓竽瑟不鸣,寡人之事也。国人不定,朝廷之不治,与诸侯交不得志,子之事也。子有职,寡人亦有职,各守其职。”

子产相郑,终简公之身,内无国中之乱,外无诸侯之患。此全赖于各为其主、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也。

五、虚心向农民兄弟学习

昭公二十年,子产因连年辛劳而病倒,病榻之上他仍放心不下郑国的前途命运,叮嘱继任者:“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够用宽厚的政策让民众服从,次等的政策没有比严厉更有效了。如果像火一样炙热,百姓望见就会感到害怕,死于其中的就少。水看着柔弱,百姓就容易亲近并和它嬉戏,死于其中的就有很多。所以想要实行宽松的政策是很难的呀!

子产还从农耕文明中汲取智慧源泉,大力倡导向农民兄弟虚心学习。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子产认为:从政要像农民种地一样上心,播种过后,雨雪风旱,日夜操心。一开始思虑周全,最后才能成功。凡事从早到晚去办理,细想然后再做,跟农事有次序一样。这样才会少有过失。

子产执政郑国二十六年,政通人和,礼乐有序,政治、经济都取得长足发展,后人谚语有赞曰:“郑国有子产,受福四十年。”

现存于郑州荥阳市文物保管所的《汉循吏故闻憙长韩仁铭》碑,上刻有这样的句子“有子产君子其厉清惠以旌,如石讫成表言”。此碑是东汉隶书的代表作之一,碑文记述了韩仁任闻憙长期间政绩卓著,但短命早逝,故其上级官员令地方以少牢之礼进行祭祀,以此褒扬韩仁的品德和行为如同子产一样清正廉洁。

三国魏刘邵《人物志》“流业第三”有云:“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

公元前522年,子产病卒,郑人皆如丧亲人,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子贡评曰:“独不闻子产之相郑乎?推贤举能,抑恶扬善;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给人足,囹圄空虚。子产卒,国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闻竽琴之音。其生也见爱,死也可悲。”

孔子闻之亦泣曰:“古之遗爱也!”

《礼记》甚至直接把子产比为郑人的母亲:“子产犹众人之母也”。

六、生不占民宅,死不占民地

据《郑县志》记载,子产旧居位于郑州老城东大街,西连开元寺,东临郑州文庙。

现位于郑州市二七区郑州大学南校区金水河畔的“子产祠园”,始建于春秋,毁荒于宋代,重建于元朝,1988年迁于现址,还保留有“铸刑书”等历史功绩元素。“子产祠园”内建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遗爱亭”,亭有对联曰:“定律法铸刑鼎政清民和,存乡校开言路水平舟安”。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正月丁酉(二十三日),宋真宗从东京出发,往汾阴祭祀后土。巡幸郑州时驻跸于子产祠,专意谒拜,并作《驻跸郑州》七言诗,“从臣毕和”:

款谒已伸祈福意,巡方因慰溪徕心。
都畿仰望和銮至,关辅欢迎警跸临。
地志周爰风俗美,郡民遍洽渥恩深。
国侨遗爱常如在,百执宜思继德音。

诗后宋真宗还专门题有跋语:“政在养民,子产能之,咨尔多士,无忘仰止。”

明万历三十九年(1601年)郑州知州王弘祖对子产祠修整后,曾于祠门立碑曰“古之遗爱”。

郑州新郑与许昌长葛交界的陉山山顶,有一处以红石垒砌、顶圆底方的坟墓;墓冢高约5米、周长约50米;墓门朝向故都,隧道空其前而封其后。

“生不占民宅,死不占民地”。子产墓1987年3月4日被郑州市政府列为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从墓地向北三十公里即到郑州市区,金水河犹如一条金带于城市之上当空而舞。

乾隆十一年(1746)郑州知州张钺主修《郑州志》,两年后刊刻完成。张钺在《郑州志》的卷首刻绘了“郑州八景图”,并配以手书七绝各一首,歌咏了古塔晴云、圃田春草、梅峰远眺、汴河新柳、凤台荷香、龙岗雪霁、海寺晨钟、卦台仙境“郑州八景”。

清末诗人司星聚延续张钺遗响,又提出“郑州新八景”之说,分别为簧墙春柳、南池荷风、熊桥芦月、北冈林雪、奎楼夕照、吕阁晨钟、西城烟树、金水晴波,其赋诗描述金水河碧波清流、渔歌唱晚、岸柳含烟的旖旎景象的《金水晴波》云:“管城环抱绕金河,潋滟晴光涌绿波。两岸空明云影淡,满川摇动日华多。蘋洲晒网听渔唱,柳树飞桥有客过。悟得沧浪清浊意,聊将一曲和高歌。”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子产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犹如这金水河一般,波光粼粼,静水流深,不舍昼夜,生生不息,泽遗万代,惠爱千秋。

参考文献:

《二十四史》 (附清史稿)   中国古籍出版社    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年7月

《郑州 郑州》  张广智 著  大象出版社   2021年12月

《说郛》  (明)陶宗仪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1月

《子产文献集成》  刘志伟  主编  张相逢 宋国栋 副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0年11月

《春秋左传人物谱》 方朝晖  编著 齐鲁书社  2001年8月

《子产评传》  郑克堂  著  商务印书馆  1941年6月

《论语新解 》  钱穆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0年10月

《史记》(西汉)司马迁  著  中华书局  2019年12月

《左传》 (战国)左丘明 著  (晋)杜预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7月

《郭小川诗选》 郭小川  著 王晓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7月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 (唐)韩愈  著  中华书局  2010年8月

《明朝那些事儿增补版全集》  当年明月  著  磨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8月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  赵冬梅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3月

《北宋政治与保守主义:司马光的从政与思想》 (美)冀小斌 著  彭华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年10月

《临川文集》 (宋)王安石 著 吉林出版集团 2005年5月

《说苑》 (西汉)刘向 编纂 王天海 杨秀岚 译 中华书局  2022年8月

《春秋集注》 (南宋)张洽 撰  陈岘 点校  中华书局   2021年4月

《汉碑全集》(全6册)  徐玉立 主编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6年8月

《河南省郑县志》 周秉彝  编  成文出版社  1968年

《郑州市志》(全套8册) 郑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年03月

《人物志译注》  (三国魏)刘邵  撰  王晓毅  译注  中华书局  2019年9月

《宋代的郑州》  鲍君惠  著  科学出版社    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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