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假期前一天，美团搞了个“大新闻”，基于国家已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4月3日起，平台启动骑手养老保险试点，试点城市为福建泉州和江苏南通。

试点方案具体为：对于当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内有3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骑手，美团将以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为骑手补贴50%的养老保险。

怎么理解？以试点区泉州为例，泉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最低月缴费基数为4433元，按照20%的缴费比例计算，如果全部由个人缴纳金额为886.6元，如果美团补贴50%，骑手获得443.3元补贴。

同理，南通市最低月缴费基数是4879元，如果全部由个人缴纳的金额为975.8元，美团则补贴487.9元。

值得一提的是，养老保险补贴是此前美团2月份提及的社保方案的落地版本，并非短期补贴，未来会逐渐推向全国，预计覆盖超百万骑手。

必须承认，这个方案并不是公众期待的“五险一金”，但在覆盖广度上却照顾到了百万灵活就业的骑手，是在骑手真实意愿、现行社保制度、稳就业与增保障之间，所能寻找到的最大公约数。

现实情况是，相当一部分骑手更看重自由和现金流，他们对于缴纳社保金额有一定的阈值。

北京大学国发院团队针对三万余名骑手的调研结果显示，有10%的骑手愿意接受现行的社保缴费比例。若强制个人缴纳社保，23.5%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38.9%的骑手仅愿意缴纳月收入的5%以下。

所以，平台给予一定程度的补贴理论上能够帮助更多有意愿的骑手纳入社保体系之中。

这次试点方案中对于骑手来说，最值得关注的是无参保地点限制，可自主选择参保地。根据知危之前对骑手的访谈来看，很大一部分一线城市的外地骑手对于工作所在城市归属感不强，且随时可能换城市，但往往这些城市的社保最低缴纳基数较高，即使骑手有意愿缴纳养老保险，以后回老家养老，但在工作所在城市的这部分支出对于个人来说，明显不划算，且换城市后无法全额带走。

美团公布的数据也显示，该平台外卖骑手中，40%为跨省流动就业，70%为跨城市流动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占比达到了81.6%。

这次试点方案支持骑手自主选择户籍地域或就业地缴纳社保，无论选择哪种都给予补贴。知危了解到，符合条件的骑手先行缴纳社保后，美团会将直接将补贴金打到骑手账户，算是一定程度上满足一些骑手“在城市工作，在家乡养老”的现实需求，在遵照现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体系下最大程度让骑手获得福利。

这个突破看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打通需要协调工作地和老家的两地地方利益。各地方近年来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方面都有新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参保人数的要求，最终这个方案则是将补贴选择权交给骑手，算是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也更贴合实际。

之前外界普遍对哪类骑手符合平台缴纳社保的需求有所疑问，甚至有人猜测是不是要最优秀，最辛苦的单王才能拥有社保？这次养老保险试点也给出了相对可行和透明的答案：按照当月收入，半年内3个月满足最低工资标准即可，也不区别专送和众包。按照泉州和南通不到5000的基数，只要踏实跑单，这个基准并不难达到。

同时，这个方案也没违背骑手工作灵活性的底层逻辑，最大程度地尊重了骑手对于“自由”的需求，在哪跑单、跑多久、从什么时候开始，仍然由自己决定。

疑问在于，为什么是在泉州和南通两地试点？试点会真正覆盖多少骑手？据美团试点方案负责人表示，泉州省内骑手居多，南通外地骑手较多，两地骑手结构不同，有助于科学评估，以便后续在全国区域推广。

知危发现，泉州和南通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较为健康，无短期支付风险。以泉州为例，2024年前三季度，泉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均大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滚存结余超过80亿元。

后续需要观察的指标是，有多少骑手符合当地的最低缴费基数的下限？有多少骑手愿意缴纳？据试点区域一名站长估算，站内约80%骑手可立即获得补贴资格，这个比例并不低。由此可见，美团的方案具有普惠性，尽可能地覆盖到更多骑手。

之所以在给骑手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如此复杂，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在法律框架内，骑手法律身份的确认是困难的。

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框架是由“劳动法—民法”构成的“劳动二分法”。民法所调整的承揽、委托等民事劳务类合同对应“独立劳动”，而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合同对应“从属劳动”，核心是劳动者需严格服从用人单位的指挥和监督。

说白了，劳动者过去要么属于劳动关系与单位签合同，要么属于民事关系，是个体户。

这也并不难理解，平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岗位是新事物，无法用传统的劳动关系来套用。骑手工作也和上班打卡不一样，没有KPI，没有固定工作场所，没有固定工时，甚至有的人同时跑好几个平台，这也给身份认定带来了难度。

2021年7月，经国务院同意，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即56号文），首次提出了“三分法”概念。即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以下简称“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多个新业态就业群体，乃至灵活就业群体，都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框架。但对于如何具体实行落地，目前没有明确制度规定，不仅是企业，政府也在探索。

通常来讲，《社会保险法》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职工缴纳五险一金，但实际执行存在困境。尤其考虑到2亿多灵活就业群体，盲目要求他们变为全职员工配备五险一金，既不符合企业经营现实，也可能导致劳动者收入下降，甚至对就业稳定的大格局带来影响。

最新的案例来自于新加坡2025年1月1日起实行的《平台工人法案》，该法案为平台工人提供更高的社会保障和更明确的法律身份，他们能获得比现有水平更高的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储蓄计划保障。但是在法案施行前几天，当地多家网约车平台宣布涨价，几方进入新的博弈期。

渐进式的探索或许才有助于避免劳动力市场的动荡和成本转嫁。

因此，覆盖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就依赖于政府和平台的主动探索和稳步推进。2022年7月开始的职伤险算是一例，在北京、上海、四川等7省市的美团、货拉拉、曹操出行等7家平台企业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其中，美团已经为超过600万骑手缴纳了逾14亿元的保费。

而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表示，准备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省份由7个增加到17个，并逐步推动在全国实施。

坦白来说，如果以企业经营的角度和社会责任的双重考量去观察平台的行为，美团这次的试点方案可能并非最优解，但至少也是当前多方利益平衡下的最大公约数。

平台试图证明平台经济与传统社会保障并非零和游戏，可以在已有框架内进行一定程度的共生，或许这次方案也为如保姆、服务员、网约车司机等用工群体提供了可参照的福利保障模式，尤其是网约车司机，他们更加稳定，成本投入和收入也更高。

过去30年，中国逐渐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灵活就业新形态出现也不过10年，为这个群体逐步建立兜底的社保制度，需要平台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制度在相关部门进行足够的宣传后，劳动者在知晓利弊的基础上，可以选择进入，也可以退出。

“有得选”和“没得选”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们在探讨“骑手到底需不需要社保”这件事时，总是会带有一种“为骑手做选择”的味道，但实际上，骑手们的境遇和观念各有不同，很难被他人代表。

现在，把选择权交给他们自己，相信他们会自己为自己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