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成长的家庭中，原本有六口人。大姐年长于我，早已出嫁。我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弟弟比我小几岁，而妹妹是最小的，大概出生于1954年。那时，我和父亲的睡觉之地，是在门后鸡圈和红薯窖上搭建的床。床上铺着厚重的拉鱼渔网，用以保暖，下面垫的是稻草。日子虽清贫，却也安稳。 
1958年8月，母亲因病离世。年底，由于家境贫困，小妹妹生病无钱医治，再加上吃不上饭，也在寒冬腊月撒手人寰。次年八月十五，姐姐也去世了。当时我年纪尚小，记忆有些模糊，只依稀记得似乎是因生病，类似食物中毒。当时我正在塘埂上打麻籽，突然有人来问：“廖允兰在这儿住吗？她家里有没有人在这儿？她闺女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感觉天都塌了下来，急忙回家告知父亲。父亲拄着拐杖去看姐姐，从那以后，我便再也没去过姐姐的婆家。直到1960年，父亲病情严重，且因没有粮食吃，长期吃糠导致严重的便秘。我去了姐姐家一趟，想看看是否有办法能让父亲好受些。到她家后，看到姐姐留下的两个孩子跟着奶奶坐在门口，家里十分贫穷，那两个孩子看着也令人心酸。 
1960年正月初七，父亲因病重无钱医治而去世。从那以后，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那时我还未到成年，弟弟也只有十岁出头。 
父亲去世后，我在生产队当记工员，后来老会计不干了，会计的工作也交给了我。那一年，我还在别的生产队干了一段时间，当时每天都要到其他村民家里吃饭，后来又回到自己生产队干活，一直干到1962年。1963年，我参军入伍，新兵从家里到县城，再坐火车到福建沙县训练。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小兴安岭第八林场修小型铁路。当时我们在森林里搭帐篷住，那条铁路仅用于运输少量货物，比较简单。工程结束后，部队又去伊春修公路、修桥。结束后，整个大部队从小兴安岭调到大兴安岭，我们先坐火车穿过森林回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前往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 
后来部队又去了四川，靠近重庆，在铜罐驿驻扎。那时我所属连队是土方机械连三连，听说伙房缺人，先调了我们连一个姓余的士兵。他有一定文化水平，但看了后不愿意干又跑回来了。后来有一天干活时，排长找我谈话，让我去炊事班替换那名士兵，并希望我不要像那名士兵一样去了又跑回来，影响单位形象，要服从组织分配。一到炊事班，看到士兵们和面、蒸馍，我因不会，只能打下手，切菜、抬重物。慢慢地，我也能独当一面了。随着炊事班又调来不少人，上级看我表现不错，提拔我当了副班长，后来班长被调走，我接任班长。从士兵到副班长再到班长，我干了很多年。 
其间，我从土方机械连分到土方机械营三连，又从三连调到四连。四连重建了一个连队，条件很苦，我被调到那里的炊事班。当时排长鼓励我说快要入党了，让我不能消极，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好好培养我。我听了非常开心，也向指导员表态会努力，指导员听了也很高兴。那时吃饭时我还负责组织大家排队、唱歌，帮大家打拍子，表现得很积极。九月份，我在两名老兵的介绍下成功入党。那个连队条件非常差，没水时我急得四处想办法挑水用，后来向指导员说明情况，指导员安排士兵去打井，但因永冻层打不进去，那几年都是凑合过来的。 
在这个土方机械连待完后，上级问我想去哪个排。第一、二排是开翻斗汽车的，三排是装载机车、拖拉机以及类似挖土机的机器，第四排是负责有车床的工程车，还有一个木工班。指导员问我的意向，我说服从组织分配，最后分配到一班开汽车。不久，我所在连队又发生变化，决定下放翻斗汽车连的工人，我被分到了十一连汽车团。 
1969年12月底，我正式退伍。1970年1月从部队回来，在家待了一个月就进了化肥厂工作。进厂后，刚开始让我当搬运工，卸水泥、石头、木板等。厂建好后盖碳化楼，让我们抬各种材料。我们不属于建厂后的第一批工人，第一批是吃商品粮的，叫复工复职，我们是农村招工的，当时说亦工亦农，厂里每年发点工资，回去后让村里算工分。开始说我们是亦工亦农的临时工，大概三四年后，上面有政策给正式工指标，厂里开始各种评比。当时我评不上，大家都很拼。只有一个从郑州来的女领导觉得我老实肯干诚实，最后让我留了下来。 
后来厂里分配工作，先说让我干合成维修工，后来去平顶山叶县学习，才发现是干油漆工，我不太想干，但也没办法。为了能开汽车，我费了不少工夫。厂全部建好后，我的培训结束，油漆工的任务也结束了。其间，我们小组是第六小组油漆工，后来又分配到发化肥、保管化肥，干了几个月后调到负责机修任务，工作量相对轻松，修阀门。但我一直想去车队工作，便找领导说明情况，后来被调到化肥厂车队当汽车材料、油料保管员。1987年到1988年，我内推孩子去接班。 
在我的回忆里，除了我自己，还有一部分属于我和妻子。我们上学时是同学，当兵前我就喜欢上她了，但当时社会环境不能直接接触她、表明心意。当我在村里当大队会计时，认识了当时的妇女主任，我多次想委托她去妻子家说明我的心意，最后找到她拜托她去妻子家传达我的心意，这事也实现了。但双方都比较害羞，一直没正式见面，从那以后我就入伍了。 
当兵快走时，真有人给我说媒，但说的人不是她，我当时内心十分抗拒，因为我心里一直喜欢妻子，很害怕我去当兵后，别人也给她说亲事。于是我找舅舅，让他在我当兵后去妻子父亲家探探口风。过了一段时间，舅舅回信说，妻子家人热情招待了他。从那以后，我和妻子通上了书信。当时不会称呼，不知道信怎么给她，便先写给她父亲，把给她的信也放在里面，后来她也回信了，这是第一封信，之后就开始互通信件，不再通过她父亲。那时交通不便，只能靠信件诉说思念。 
就这样过了四五年，她一直等我当兵回来，我们结婚了。在那个年代，我们已属于晚婚。我非常感谢她一直等我，当时两家条件悬殊，我父母早逝，家里一贫如洗，住的破房子连门都没有，而她家在那时也算家大业大，父亲还是地方“村官”，级别比乡长还高。这也是我不敢直接去她家表明想法的原因之一。不过她父亲并未因我家境反对，对我也算喜欢，我很感恩。 
我与妻子结婚近60年，我脾气不好，不太会说话，表达不好自己的想法，让妻子受了很多委屈，我很抱歉，但我确实十分爱她。妻子包容了我一辈子。年轻时我去县化肥厂上班，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当时她还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工作很忙，我因工作原因无法回家帮忙，家里所有担子都压在她身上。我很佩服她，她能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农活干得很出色，工作认真，为人处世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在那个年代，她也算一位杰出女性。现在我们年纪大了，她还照顾我很好，为我调整饮食，监督我吃药注意身体，我很感谢她。我一生脾气不好，亏欠她太多，其实我和孩子们也说过，但我控制不住，不太会表达爱。我每每看到孙子孙女都告诉他们，一定要有好脾气，好好爱护自己心爱的人。

（图片为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