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旧居，位于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267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顾维钧旧居（天津河北路267号）

这是一座带地下室的三层小洋楼，占地2.058亩，建筑面积1689平方米，具有浓郁的英式古典建筑风格。

这座小洋楼，门口有麻花状柱廊，红缸砖墙面分外醒目，尖耸的红瓦屋顶错落有致，院内又点缀着葱茏的花木，更显端庄典雅，别有一番情调。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上海市嘉定区人。我国近代卓越外交家，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1921年，他在天津英租界威灵顿路（今河北路267号），建造了这座小洋楼，作为自己的寓所。

顾维钧与“巴黎和会”

“五四运动”时期，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就山东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华民族权益，展现了不屈的民族气节。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源于“巴黎和会”。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

外交生涯中的顾维钧

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包括最年轻顾维钧在内的5位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然而，会上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领土主权的3项提案，竟然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前排左二为顾维钧

5月初，“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从5月4日开始，北京学生纷纷罢课，并上街游行、演讲进行抗议。随后，全国各地也都接连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主义运动——以异常迅猛之势爆发了。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示威

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签约日。迫于压力，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转变了原来准备签约的态度，顾维钧等中国代表拒绝了签字。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拒签不平等条约

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代表，曾在“巴黎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上，针对山东问题进行发言。他没有用讲稿，讲了半个多小时，在山东问题上慷慨陈词，声情并茂，据理力争。他的这一发言，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主权所作第一次成功的演说。发言刚刚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就走过来向他祝贺，随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美国国务卿兰辛等也相继上前向他祝贺。年轻的顾维钧通过这一发言，在国际外交界一举成名。

“巴黎和会”会场

然而，“巴黎和会”还是将日本的无理要求纳入和约，规定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时，已经成为中国代表团实际主持者的顾维钧，在努力无果的情况下，不辱使命，决不退让，拒绝签字。这是中国第一次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说“不”，终于打破“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

“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表现，只是他外交生涯的一个片段。他从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开始，先后出任七届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后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外交职务，再后在海牙国际法院任职，直到1967年退休，外交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

他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开幕了。“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次国际会议，有美、英、日、德、意、比、荷、葡等国参加。中国也派出由13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莅会，顾维钧是3名全权代表之一。他接连不断地与日本代表进行36次谈判，苦心竭力地维护中国权益。1922年2月4日，在美、英两国调停下，中日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例》，规定日本将胶州德国租界交还中国，日本军队从山东撤退等事项。

1921年，“华盛顿会议”会场

“华盛顿会议”是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权益并争回一些权益的外交活动。而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使他在国内获得很高的声望。

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三名全权代表，左一为顾维钧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东北地区关东军，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后，又以武力侵占东北地区，发起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国际联盟行政院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进行调查。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正式成立，由英、法、美、德、意各派一人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因此又称“李顿调查团”。

作为当事国代表，中日各派一人担任“李顿调查团”顾问，中方顾问是顾维钧。这时，他受南京国民政府邀请，已是“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

1932年，顾维钧（前排右一）随“李顿调查团”在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

日本政府为了阻碍“李顿调查团”的正常工作，曾极力反对顾维钧进入东北地区，并放出风声说“如果他进入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但是，顾维钧在给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份电文中表明了决心：“如果我的生命遭到任何不测或者为国牺牲，我认为那是极大的光荣”。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召开大会，以1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肯定了“李顿调查团”的调查结果，不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这大体符合中国的最低要求，体现了顾维钧在“李顿调查团”活动中的外交成果。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丰台部队举行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又将宛平县城包围，策划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随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这期间，顾维钧先后担任中华民国驻法大使、驻英大使、驻美大使。他凭借杰出的外交才干和充满智慧的变通精神，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抗日战争奔走呼号，为争取国际援助做出重要的贡献。

1944年8月，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参加了在华盛顿近郊敦巴敦橡树园举行的会议，同美、英、苏代表进行筹建联合国和草拟《联合国宪章》等工作。他为确保中国成为联合国四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945年4月至6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并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1944年，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同美、英、苏代表进行筹建联合国等工作

1945年6月26日，顾维钧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第一个签字，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之一

1957年1月，顾维钧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又于1964年3月当选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直至1967年退休。

他退休后一直在美国定居，于1985年去世，享年97岁。

顾维钧与天津的不解之缘

顾维钧第一次来天津，是在1912年。

这年的2月，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准备毕业的博士论文时，经过在美国有知遇之恩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唐绍仪，接到了大总统袁世凯的邀请，于是回国在总统办公室担任英文秘书。到了6月，唐绍仪辞去国务总理来到天津寓居，顾维钧也将英文秘书辞去跟随而来。

顾维钧受到唐绍仪的赏识由来已久……

还是在1908年，当顾维钧在美国哥伦比亚留学时，唐绍仪作为清政府特使，赴美国华盛顿商谈庚子赔款问题。唐绍仪在回国前，邀请包括顾维钧在内的40名中国留学生前来做客，顾维钧被推举为发言人，做了一次简短而精彩的发言，深深博得唐绍仪的赏识。

1912年6月，趁着顾维钧这次来天津的机会，唐绍仪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女儿唐梅。在唐绍仪的安排下，顾维钧与唐梅常常约会，不是一起闲逛，就是一起购物、喝茶。当年，顾维钧住在原英租界的利顺德大饭店，只要没有约会，总是与唐梅的家人，在一起吃午饭和晚饭。

1913年，顾维钧与唐梅举行了婚礼。

1912年，顾维钧在天津住过的利顺德大饭店，当时的房间号“211”

1918年，唐梅突然感染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仅过几天就去世了，打破了小家庭的宁静，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这让顾维钧伤心不已。这时，“巴黎和会”在即，他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于是不得不振作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重大外交事务中。

1920年，顾维钧又与印尼瓜哇首富、人称“糖王”黄仲涵的女儿黄惠兰结婚。

1921年，顾维钧在天津英租界威灵顿路（今河北路267号），建造一座带地下室的3层小洋楼，作为自己的寓所。

1922年6月，顾维钧趁出席“华盛顿会议”回国述职的机会，来到天津小住，所去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这年的6月14日，顾维钧应邀到南开学校演讲，《大公报》很快进行了报道：“顾维钧公使，由前日由京来津。是日下午四时，约请顾维钧公使演讲。先时全体学生，均齐集大礼堂”。校董严范孙莅会。“首由校长张伯苓校长报告云，今日辱蒙顾公使来校演讲，是一件荣幸之事。顾公使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为国争回许多权利，故世界目之为有名之外交家。此次见国民民气如此澎湃，非常庆幸”。

1922年6月15日，《大公报》刊登的报道《顾公使在津讲演记》

随后，顾维钧又受天津青年会和中西、成美等学校的邀请，前往那里演讲，打动着大家的心，受到大家的赞赏。

1924年9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讨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倒戈，将部队改称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迅速占领了北京。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在“北京政变”中匆匆乘坐汽车离开北京奔往天津，到自己的寓所居住。

在以后的岁月里，顾维钧由于政务繁忙，只是间断地在这里居住，而他的夫人黄惠兰则居住了一段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受顾维钧的嘱托，他的女儿顾菊珍多次回到大陆，访问在天津的旧居。顾菊珍曾在天津居住10年，于1935年在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去伦敦大学深造并获数学物理硕士学位。1947年至1979年，顾菊珍一直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顾菊珍携丈夫和女儿先后4次来到天津的顾维钧旧居，逐一看了每个房间，感到非常亲切。顾菊珍还将顾维钧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完成的600多万字英文资料，转交给天津的有关方面，翻译出版了13卷《顾维钧回忆录》。

天津是中国近代对外交涉活动中心

近代的中国，没有哪一座城市像天津那样，紧紧地把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担当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1860年（清咸丰十年），自天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天津很快成为中国北方的通商大港。从这时起，西方列强纷纷在天津强划“租界”，又使天津成为离北京最近的对外交涉活动中心。

这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名义上负责北方通商事务，实际上处于首相的地位，不但握有军政大权，而且是清政府外交代表，地位十分显赫。

1879年5月28日，李鸿章在天津接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

李鸿章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至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二十多年。这期间，他以天津为基地，大举兴办“洋务”，出现一系列“中国第一”和“中国之最”，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同时，他还肩负繁忙的办理外交的重责。

李鸿章（前排右四）与中外官员合影

与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主持外交的时间几乎相同，英籍德国人德璀琳被调往天津，担任“津海关税务司”。李鸿章与德璀琳的关系非同一般，凡属与外交使团交涉的事务，由德璀琳去办理。当时，社会上舆论认为，德璀琳成为清政府“实际上的外交部长”，而“北京的外交使团要不先到天津见过德璀琳先生和李鸿章之后，是什么也干不了的”。

李鸿章（中）与德璀琳（左三）等中外官员合影

由此可见，当时的天津在中国近代外交上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因而，将顾维钧旧居建成“中国近代外交博物馆”，意义非同寻常。

这个博物馆有以下内容：《顾维钧与“巴黎和会”》《“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与天津的不解之缘》；

这个博物馆也有以下内容：《天津是中国近代对外交涉活动中心》。

不仅如此，这个博物馆还要加进以下内容：《中国近代外交概览》。

中国近代外交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对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中，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外交地位取决于国力。这是因为，国家衰弱了，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国家强盛了，才会在国际上占有地位、提高地位，并享有很高威望。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津海关”办公楼扩建竣工，德璀琳请李鸿章题写“津海新关”

“历史是最好的教课书”。通过深入地了解中国近代外交，就会让人们既铭记过去，又珍惜今天——今天的中国已经由“站起来”到“强起来”，还要以矢志不渝地奋斗再“富起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只是初步的想法，是不尽成熟的想法。如何将这个博物馆建成高水准，尚需进一步地思考，进一步的探讨，进一步地完善。

总之，在顾维钧旧居建成“中国近代外交博物馆”，使其成为一个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将会引起天津乃至全国各界的广泛关注，是务必要去做的，也是务必要做好的。

作者：贾长华

编辑：李鹏

统筹：李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