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往事

1972年高中毕业后我就回到了先丰大队。

先丰大队是徐港公社最小的大队，仅有四个生产队，800多人。一队李家墩，二队呂家墩，三队张家墩，3个队沿东港呈一字形排列；只有四队叶家墩不靠河，坐落于李家墩的南面。大队部、小学和大队小卖部都位于第二生产队。

叶家墩交通出行（那时出行，运输主要靠船）、浇水排灌自然不如其他3个生产队。涝季不能及时排水，湖田容易被淹，旱季离河较远，又无水可抽，因此，第四生产队的农作物产量与农户收入都是大队里最低的。

由于第四生产队经济状况和远离大队的政治、教育、商业中心，在大队里少有话语权。一般推荐上学，推荐进工厂和推荐干部都是在二队和三队之间，大队刘书记那小学一年级留了三年的儿子也进县机械厂。

1977年小池清江口排灌站建设进入了关键时期，现场浇筑，日夜加班，公社指挥部经常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指挥部负责人毛蜡发决定成立突击队，让我担任突击队的负责人。正当我们在水利工地干的热火朝天，屡屡受到上级部门表扬之时，大队、生产队来人让我回村里开会。说是生产队长任期快到期了，要重新选举队长，我作为民兵排长，一定要参加会议。

第四生产队有40余户，近200口人。除一户杨姓外，全都是叶姓。叶姓都来自于一个祖先，即叶绍虎，18世纪初由江西湖口县迁入。叶绍虎的三个儿子分别形成村里的三个族系，二房人数最多，有20多户；三房人口最少，仅有6户；我所在的大房有10余户。第四生产队虽然都姓叶，但内部不团结，表面上和和气气，底下勾心斗角，大事办不成，麻烦事却不断，生产队长更不好当。

村里每户派出一位代表，围坐在村中间的空地上。大队长主持会议，生产队长叶金鹅细数着这两年来辛酸苦辣，并表示打死我也不能再干了。接着大队长说明推选队长的几点要求:1.要有公心，乐于为大家服务，2.要能吃苦，不怕出力，3.熟悉生产,能协调关系。

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出声，只有几个坐在外围的老人在窃窃私语。大队长把目光转向其中一个老者“三叔，你说一下你的意见”。“队长也不是好当的，要我说吗，这几年都是二房里当队长，下一年应该由大房来当队长”老人不紧不慢地说道。老人讲完，不少人表示赞同。

大房里由谁来当队长呢?现场又陷入了沉寂。人群中不知是谁说“我选大毛(我的乳名)当队长”，会场立即炸了锅。有人说“一个乳臭未干小伙，跟女的说话都脸红，光村里几个小媳妇都搞不定”，有人说“大毛人老实，能吃苦，又是高中生，能干好”。会上统一不了意见，最后大队长说“这样吧，就选大毛当队长，让四保哥(我父亲)辅助，帮助他把把舵”。

我一再推辞说，水利工地那边正忙，公社指挥部不会让我回来的。大队长说那今年你在水利工地干完,明年春上回来当队长。

当我回到水利工地，隐隐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我并不以为然。一是消息真假难辨，二是觉得自己不是上大学的那块材料。我所受的教育是支离破碎的，小学在流浪中断断续续上了三年多，初中上了一年半，高中两年。本就没学到多少知识，可又过去了五年，早已忘得九霄云外。

尽管不抱希望，但是我还没有泯灭梦想，自觉不自觉地将散落的教材收拢。听说小池棉花收购站倒垃圾每天都要处理一些过时的票据存根，我一连好几天起大早，在垃圾堆里扒出了20多本票据存根。每张票据正面被蓝色的复写纸写得满满的，但背面多少还能写写字，为我后面的复习提供了充足的演草纸。

十月份，各大媒体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新闻，确定了考试时间，定在12月上旬，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三门为100分，物理、化学合卷，共100分。恢复高考一时成为中国最大的新闻，城市乡村、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谈论。在水利工地上根本没法复习，白天、晚上加班不说，可就是没有一个容身的地方。住的是在工地附近找的一家农户，在他们的堂屋里用稻草打个地铺，十几个人席地而眠，连个换衣服地方都没有。我到公社指挥部说明缘由，毛蜡发主任很是同情，“小叶，你回去吧，这是人生大事，我不能耽误你了”。

回到村里，白天正常出工，早晚复习功课。要考的五门课程，只有语文、数学、化学有教材，物理从没学过，政治也不知如何准备。时间只剩下一个多月了，理了理思路，力争将现有的语文、数学、化学教材看一遍。

十月末的乡村，白天一天短似一天，收工回来天基本就黑了。尽管村里在前一年就装上了电灯，但没有几家在用。电价一度三毛多，而一个劳力(10分工)才两毛捌,除了节假日和饭口时开一小会电灯，其余时间基本不用。我家里有大半年没交电费了，两盏煤油灯还得省着点用，因煤油是要凭票供应的。

晚饭后，我拿着书本在村边的小路上游荡着，整个村庄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墓地有一点灯光，我知道是大队司机在那里抽水浇地。寻着马达声我向墓地方向走去，是吕师傅在值班，他热情地与我打着招呼，见我手里拿着书，他马上就明白了意思，便不再与我说话。就着抽水机的灯光，伴随着抽水机的哒哒声，我心无旁骛地看着书，直到深夜12点吕师傅下班时才依依不舍地回家。第三天，吕师傅说“大毛，谢谢你陪我三天，你们读书人也不容易，天气冷了，不用再跑了，我给你灌了一壶柴油，你就在家里看书罢”。

有了柴油灯，我的学习效率明显提升，一会儿记记背背，一会儿写写画画，每天至深夜三四点，有时甚至通宵。早上起来眼睛眶、鼻孔全是黑的，连呼出的气体也充满柴油味，吐出的痰也是黑色的。由于当时还填不饱肚子，更谈不上营养，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工作只持续了十几天，终于被一场疟疾打倒。我时而高烧400C,时而如坠入冰窟,一天之中反复交替，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病情发作的间期，我捧起书本又看了起来。母亲走过来，夺了我的书本，抱着我哭成个泪人。

眼看考试在即，我身体还很虚弱，母亲比谁都急，但她一筹莫展。家里只剩下一只鸡子，眼看就要过年了，一大家子、七八口人团年不能没有一只鸡子。母亲把那只鸡子抓了又放，放了又抓，一直不忍心下手。又过了两天，那只鸡子被黄鼠狼咬断了一条腿，因鸡子太大，无法通过篱笆而被救了回来。这是一只阉割的芦花鸡，膘肥体壮，足有七、八斤重。

午夜时分，我斜倚在床头，有气无力地背诵着热力学定律，母亲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双手捧着一个大砂锅，眼神示意我隔壁房里的弟弟妹妹还没睡熟。我含着泪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砂锅，一口气将整只鸡子吃个精光，连汤都没剩一口。第二天早上起来，妹妹为此大哭一场。

说也神奇，自从吃了鸡子后，我身体得到了快速恢复。高考前，我如期地看完了我手边的教材，那20多本票据存根也被我画得满满登登……

1978年的3月，我收到了华中师范学院的入学录取通知书，从而避免了回村当生产队长的命运。

四十八年过去了，我也退休了，但那场改变人生命运的高考，与慈祥的母亲、漂亮的芦花鸡、黝黑的柴油灯、写满字的废账本和那只未曾见面的黄鼠狼时时浮现在眼前，让人永远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