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启代：写作，就是对良知的不断提醒和拷问

核心提示：记得2015年在一次诗歌对话中，当谈到诗人身份这个概念时，我就明确地做了个人的解读，我认为身份这个词，好像与诗人关系不大。

从第一次将诗歌变为铅字算起，明年就是第40个年头了。中间有辍笔，但遭遇人生的沉浮后我还是毅然拿起了诗笔。诗坛上有归来者、新来者、新归来诗人的说法，有今天派、第三代、口语诗、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等各种流派和主张，其面相变幻与中国社会几十年思潮激荡、经济发展等形成相互的映照与深刻的勾连。在2011年我写那篇《为良心写作》的精神宣言时，第一次认真回顾反思自己走过的人生和创作之路，才猛然发现，几十年了，我的确“做到了：没有写过一个向权力献媚的字，没有用廉价的颂词糟蹋过母语，没有漠视过任何自己感受到的苦痛！并没有，从来没有，今后当然也不会有！”(见《失败之书》，中华百科出版社2020年8月版)作为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成为两个世纪交汇时期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艺术上我曾经有过多次探索、实验和自我蜕变，但我愈来愈感觉到，中国作家和诗人距离现代文明不是距离的问题，而是认知的问题。但我或者权且称为我们吧，却有着宿命所决定的使命，我们要为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做见证，而这其中最需要作家具备和坚守的，无疑就是良知。良知也许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类禀赋之一，与人们所说的正义感一样，这一概念深刻地植根于我们的文化、道德、伦理以及社会生活中，它超越简单的善恶分辨、是非判断，触及到对生命价值、公平正义、社会责任的深刻认识与践行中。可以说，写作，就是我们诗人对良知的不断提醒和拷问。

一

这来源于我对诗人与诗歌不断思考所形成的见解。

记得2015年在一次诗歌对话中，当谈到诗人身份这个概念时，我就明确地做了个人的解读，我认为身份这个词，好像与诗人关系不大。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主要是以职业划分人群，诗人本身并不是一种职业。如果说如何看待自己的诗人身份的话，我想，不如说真正的诗人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更合适。我认为诗人是知识分子当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说知识分子是诗人的同义词。当然，今天我们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这与世界上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不仅不同，而且恰恰相反。易中天说很多知识分子堕落为知道分子了。正是因为知识分子有着特殊的身份，所以并不能仅仅把他们看作一个职业的称谓。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存在的时期总是与社会保持一定疏离状态，所以他们感到的社会的不公应当是深于一般人的。因为他们能坚持自己的理想与立场，并有自己的信仰。正是因为信仰的力量才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不公，同时又增强自己的强烈的责任感。正是在不公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才更有存在的价值，这是一种信仰的使命，所以他们才能坚持。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背叛良知和知识分子身份的行为，当前的社会更多，但是正是在这种当前的社会里才显示了我们的价值。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诗人的使命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就在于两个词，一个是捍卫，一个是唤醒(见《天黑了，我们亮着》“21世纪诗歌会客厅”宫白云对话马启代，《山东诗人》2017年夏季卷)。在《诗证2019·后记》中，对于捍卫和唤醒我又做过思考和梳理。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全部价值在于处理自身命运与时代话语之间失败的经验，写作是对现实妥协的无奈之举，但这种行为及其文本，绝不能成为苟且于世的遮羞布。因此，我的诗行里几乎包含着我个人全部的精神挫伤和所有留在心底的风雷。我始终看到一双眼睛，在正视着这个世界，包括人类的内心。在“应当”和“只能”之间，我也不断监视着自己内在奴性的生长。因此，唤醒和捍卫，成为我写作的两个基点，而良心是其核心。我认为，所有伟大的艺术都是残缺的，在不可能完美的、大变局的时代，真诚地留下残缺，以保持我们本真的、原始的、粗粝的直觉，见证发生的一切，拒绝遗忘，为反省和清醒留下参照，就是送给未来的最好礼物。捍卫语言的优雅和纯洁，捍卫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警惕污染、戕害、收买和同化；唤醒被遮蔽和麻醉的人的灵性，唤醒被钳制和禁锢的灵魂的自由。因此，我在疫情前后的书写更强化了我对米沃什“诗证”的理解，我把自己的写作越来越定义为实证之书、忧愤之书、救赎之书和呐喊之书。因此，知识分子的良知体现在批判思维、公共责任、真理追求和人文关怀上，这当然也是诗人所要具备的素养和自觉。诗人应当在观察、思考、表现这个世界时，对这个世界发言时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和良知的基座上。对于这个问题，我曾反复地提及和论述，因为作家和诗人的良知是创作灵魂的核心，它影响作品的品质与深度，更在无形中塑造着社会文化生态和精神面貌。为此，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诗人是指证太阳下阴影的人》，并在与《中国草根》杂志的一次长篇访谈《现代语境下的诗人与诗歌现象》中，对诗人这一社会现实中的异类和永远的异见者角色做了多维度的剖析和阐释。如索尔仁尼琴们，当被捕成为忏悔和获得神启的契机，当铁窗成为一个作家全部书写的起点，对时代的质疑、批评和大胆地表达就是最宝贵的爱，这爱因与独立、自由的思考相连就是人类最需要的悲悯。我说，灾难让我学会了把依附在灵魂上的业障变成诗，因此，“我来坐监，是上帝发的福利”(以上文章均收录《马启代诗学三书：演讲，访谈，评论》，待出版)。

除了对诗人的这些理解，对于我所说的新汉诗(新诗)的理解也与良知这一概念血脉相连，不可分割。毋庸讳言，我对新诗创作和诗歌批评有过多次不太好的评价，除了一些演讲和访谈外，也写有诸如《当下诗学批评困境的思考》等不同的文章。我觉得，或许人们太把诗当诗来写了，由此造成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诗坛的平庸化，包括功利、教条、工具化的蔓延。在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面对汉语新诗，我似乎更愿意保持缄默。除了对于艺术与生俱来的敬畏，我更多地只有与自己对话。这些年，我所有写下的诗文，都天然地留有特殊的生命刻痕，弥散着挥之不去的精神孤独。诗人无疑应当是精神的贵族，尽管他更需要一颗平民的心，因为精神的快乐才是人类最大的快乐，通过艺术通向这一快乐却需要写作实践和生命机遇的双层磨砺，因为，我眼中优秀的诗歌，首先不能丢掉对精神品格的追求。虽然我是诗歌抒情传统的维护者，但我对抒情有自己不同世见的理解。我对新汉诗和自己的写作都深怀愧憾和渴望。我一向认为新汉诗诞生于社会思潮的浪头，却一再被绑架和规训，对于“道”“人文”“伦理”等人类文明价值一再漠视，至权力和孔方兄肆虐的当下，更快地缴械同流，甚而自我边缘和失声。诗家成为无聊的写手，争宠或邀宠，自身愈加异化。所以我更关心的不是新汉诗为什么至今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标准而是新汉诗为什么骨质疏松精神流失？……我一直怀着这样的忧思读诗、写诗和评诗。其次新汉诗不能丢掉批判的视角。文化有技艺层面、精神层面和生命层面不同的经验积累，以“情”为基、“情”“志”合一是诗自身亘古不变的传统，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和特征，生活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诗人，如何忠实于自身感受、艺术理想和社会理想，应当成为写作的自觉和做人的底线。我一再表述过。诗是最“主观”、最“真”的文字，它要体现诗人自由的意志，无此，便没有“美”、或者只是制造的没有色彩和温度的“伪美”“假美”。张世英先生的书叫《美在自由》，可谓精到之论。一个诗人能走多远、一个诗人的作品能传播多长，只能取决于他的境界，他心灵和精神的自由境界。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诗人只有很少的诗甚至被当世遮蔽但时间的灰尘散去却露出崚嶒的光芒，而有些诗人名噪一时却昙花一现成为过眼云烟。究其原因，区别应当在哲学、宗教和思想层面。再次新汉诗不能漠视母语的传承。不同文明的相遇、对话和交融是人类文化生命力的主要特征，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明其未来应在于汉语的包容性和创造性，也即自身活力上。就诗而论，从造字六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和诗之六义(风、赋、比、兴、雅、颂)基础上形成的抒情传统，其“性灵”说、“妙悟”说、“境界”说每一次都把汉诗艺术几乎推向极致，精炼和意象特质在新汉诗系列里表现为“魔法”“减法”“寸法”以及“平衡术”“意象思维”和我所倡导的以“气”为核心的“汉诗三论”(意、气、象)以及新近提出的“叙述思维”。如今，站在“大汉语”的宏阔背景上，从“触景生情”和“睹物思人”的诗思维传统上，我肯定了新汉诗“以诗寓思”的智性思维，突破了讽喻和吟咏的题材限制，试图为母语体内的诗意聚集和复活提供思想资源，用“叙述思维”重新认识古典传统与新汉诗的美学转向。但显然，我们应从世界的视角来看待汉语文化圈与汉语本身，汉字与拼音文字在不同文明的交汇中如何处理各自的优缺点、如何面对当下和未来的文明形态，将不仅是诗人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这些理念，也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经历了不断淬火。

二

1997年，小说家崔西明先生为我写过一篇文章《一个诗人的成长》(见诗集《火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大致记述了我的文学之路，那是比较详细地记录我早期情况的一篇文字。我的第一首诗写于何时早忘了，我想任何诗人也不会说准确，就像人类的第一首诗，要看可考的文字记载。我第一次发表诗作是在1985年11月的安徽《未来作家》上，总共两首，题为《诗情》(外一首)，还加了评文。另一首的名字叫《放鹅的少女》，皆为纯情少年之作，未收入过任何选本。但崔西明先生说，那两首小诗“表达了未来作家的壮志豪情，而诗句是诚挚和恬淡的。”我也大致同意这一评价。第一首还记得：“是什么/这样轻轻/又这样浓浓/似早春的晨雾/三月的春风/似醒非醒/哦，难道男儿也会怀胎/怀胎原这样/令人心动，又令人心痛/于是我赶紧展纸试笔/竞喷出一腔绿色的诗情”我很珍惜那份当年的激动，但它带着我一个痛苦的记忆，我们一家生计所系的父亲就是那年去世的，留下了我与母亲相依为命。作为三代单传的马家这一脉，我是被父亲寄寓了很大希望的，我曾给父亲带来过失望(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平三中初中部，因爱文学，荒废了学业，高中部竟然没有考上，是学校破格录取才得以继续深造)，唯独没有来得及让他老人家看到我的“出息”，那怕就是看一眼刊发我习作的刊物，每当回想起此事，便会心里隐痛。所以，尽管我此后写了很多的诗文，出版了几十本书，想起父亲，都感到浅薄。诗人肖开愚曾说：“我父亲用他的语言提醒我，历史总是以相似的方法来总结它的耻辱，而诗人犹如祭品。”我同样感觉，所有的诗似乎都是祭品。作为农民的后代，生命和艺术的底色是灰色调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想高兴都高兴不起来，所以，后来人们叫我“忧患诗人”，其实悲剧意识和喜剧意识本质上是相通的。沙叶新坚持“不为权力写作”，我始终坚持的是“为良心写作”，这和2009年网络上被徐敬亚等推崇的诗人马非的“呼唤血性写作”也是相通的。理论上讲的“生命人格与文本的互证”我是自觉去做的。崔西明先生曾感到心被我的诗句咯痛了，他写到：“这个农民的儿子，那颗良知未泯的诗心，让他拿起了笔。”一些过誉之词我受之有愧，对这一点，我还有自信。我说这些是想说明一个人的出生背景和生存境遇带有宿命的因素，是无可选择的，诗人技艺的修炼与灵魂的历练都是重要的，后者更为主要，只有那些饱含了真实生命体验与血泪情感的诗作才可穿越时空。如此回顾我的创作，尽管有十几年的空白，我也并不感到多少遗憾，我真实的活过、爱过、付出过，至少没有虚妄地说过话、没有写过一句违心的诗。2023年，中国当代诗人档案资料陈列馆、南开大学穆旦诗歌研究中心以及岭南师范学院南方诗歌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马启代诗歌月”活动让我再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创作和精神。他们用了“为良心写作 为天地立心”作为视频介绍片的题目，并将我的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良知和风骨是两个始终如一的关键词。在诗歌月的公益讲座中，我围绕“诗道之问”这一主旨，分人道、艺道和天道三个维度和层次，结合我三个阶段的诗作和诗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又一次对诗人、诗道与良知做了自我审视和拷问。

三

爱之深，期望、忧虑、甚至失望也就更大。

当下语境，是后疫情时代的语境，规约我们的有三种或多种话语系统，但关键还在国家话语层面。就整个社会而言，政治和经济对人类是显性和强势的制约，文化是隐形和弱势的存在，诗歌特别是真正的现代诗本身应当是一种审视、批判和反制的力量，有着醒人和纠偏的本能。可惜，绝大多数人加入了娱人的合唱，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加入了主动献媚的队列。但至少表面看起来，一代文人又顺风而俯。大学里被各种级别的课题管制、被如影随形的信息员监视，圈养作家的作协体制自不待言，散养的作家诗人们也大部分被各种签约和扶持项目收拢。即便那些不被收买和收拢的作家诗人，其写作也散发出两种腐臭：一是古典文化中被权力主导形成的普遍化话语模式，这种模式的传染不但伤害艺术本身，还毒害了创作主体的心智；二是对西方食而不化的模仿而形成的词语崇拜，都是与现实、人生和历史不搭界的毫无意义的假艺术——我当然不是指所有的作家诗人，幽微写作和抽屉写作依然存在，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并未经历彻底的现代人文精神洗礼，不过仅仅为了所谓世俗的名利或者仅仅为了吃得好一点，最多算是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当然容忍平庸之恶往往正是社会整体堕落和沉沦的原因)。因为，当我们谈论语境的时候，我们要追问语境之前是什么现实，才能理解在其之上产生了什么状态，才能辨析这种状态中的声音。是的，高端与低端，上层与下层，高贵与卑贱，企业家与农民工，心灵与眼睛，世俗享乐与人文思考……特别是科技正改变着一切——当然，我对科技是拯救人类未来的论断一直充满了怀疑。在AI智能时代，特别是Sora文生视频的诞生，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不再关乎能源、食物的生产，更多更关键的是智慧的生产。纵观人类的历史，我们经历了奴隶时代、封建时代和漫长的帝王专制时代，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并存、竞争和冷战，此消彼长，风云激荡，但一直沿着石器时代、红铜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黑暗时代、启蒙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原子时代等一路前行。人们如果认同世界大势浩浩荡荡的话，那么顺之者昌、逆之则亡当是必然。无论人们怎么定义世界大势，潮流总是潮流，大势还是大势，在这些不同的政治、经济时代，“人”的定义也在不断翻新，也产生了以往所有时代的文学。但这里有一个不变的法则在，那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环境，文学其实都没有抛离开大地和人心的，这才是产生艺术的真正动力源。王侯将相已成尘土，古老的诗歌依然滋养着现代智能时代的人们。

是的，世界太快了。这是一个想象力大爆炸的时代，马斯克在实践着人类移居其他星球的梦想，我们则重新面临着权力语言污染和集权主义以及极权主义美学侵蚀的处境。一个没有自由灵魂和自由意志的社会谈不上创造，也就没有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产生。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美国经济学博士罗斯高带领团队在中国做了多年的调研，发现农村0-3岁的孩子一半的智力不足85，而改变这些只需要极少的国家投入，也就是急需“养育干预”。在诞生义和团的故乡，我不仅想到网上的一段话，想来心如刀绞，那就是国人对“常识”的缺乏，即文革这么反人类的暴行，还在争论正不正确；宪政文明已经运行几百年，还在讨论民主与专制谁好谁坏；饿死那么多人的灾难，还在为功过是否挣得面红耳赤……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上面在收紧，底层在配合，文人要么上位，要么让位，当代诗歌成为狂欢的舞蹈，与花派武术神似，中看不中用，一切成为表演，明明吸食着精神鸦片，却装出有教养、有担当的样子，把自由这样的字眼玷污至极。只要看看那些起诉莫言的人所秉承的论点和论据，只要看看那些热衷于用龘龘、朤朤、穰穰等生僻字彰显博学和儒雅的岁月静好客，会让人不由地悲凉和绝望。莫言当然可以批评，但举报和迫害是一种丑恶，多用几个生僻字更不代表有学养，传统从来不应是守旧的同义词，而是创新的因素。在这里的时空，真正的写作就应意味着反抗，我倡导的“为良心写作”是这样，践行的诗证原则也是这样。反抗的着力点应在于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注，在于如何处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这些年，我一面写作，一面编书，我早期的《太阳泪》《杂色黄昏》《苦渡黄昏》《火浴》《为艺术之神布道》，近年的《黑如白昼》《黑白辨》《诗证2019》《诗证2020》《风中的眼》《幸存者笔记》《失败之书》等，其贯穿和构成的美学和精神视线均凸显出我对良知的秉持和坚守，对潮流和主流的有意对撞。

四

无论人们怎样热烈地在谈论诗歌“回暖”和“繁荣”，从汉语新诗的实际状况而言，我一直是充满忧虑的。诗歌写作的核心、本质、出发点和归宿毕竟都要回到“人心”上，作为诗人，既要能深刻介入、体验时代精神，也要真实、审美地表现出一个时代精神的真实图谱。一遇到权力和名利的媚眼就灿烂的人，不会是好诗人。世俗层面讲究“有用”，就很容易陷入工具论的泥淖；心灵层面讲究“有益”，最纯粹的部分都应当属于精神范畴。关于百年来新诗如何被权力和世事绑架、利用、阉割、亵渎，我想大家从诗歌史里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郭沫若一生最可给我们警示，当下招摇过市、荣华富贵的诗歌写作者熙熙攘攘，别人看到的是繁荣，我看到的是善良大众或浅薄文人被携裹着狂欢的闹剧。李敬泽说，都说文学无用，但向往者却络绎不绝，谁也没有逼你。我不怀疑那么多颗火热的心为之着迷为之倾情不是来自追求灵魂自我净化和精神自我升华的本能渴求，但在这个充满私欲洪流和铜臭气味的时代，我也丝毫不怀疑很多人不是洗心面对良善和对艺术进行朝圣而是在用诗歌的幌子追求世俗上的“有用”——如此说来，诗歌还可以当“幌子”，正是很多天赋不够、心机超群的官员、商人、伪道者、假学者们的发明。故针对当下汉语实用化、工具化的潮流和文学界普遍追求平面化、文本口水化和思维玄学化的现实我倡导“为良心写作”，作为精神宣言，我秉持的正是司马迁确立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即文字“辞立诚”的汉语美学和精神原则，可惜“假的”“虚的”“恶的”东西与欲望主义合流一直破坏着汉语“知白守黑，有无相生”的血脉精魂。尤为焚心者，乃当下诗歌创作出现的愈来愈严重的“三化”现象。

一是庸俗化。庸俗的时代表现为物欲性的膨胀和思想性的丧失。物欲性膨胀是人性失去底线的表现，诗人将陷在黑暗的心灵世界里，失去诗意感受的能力；思想力的丧失是人格平庸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生气和创造力消退的佐证。在多媒体发达的当下，很多诗人满足于浅抒情和平面思考，沾沾自喜于发表、获奖和点赞，应当说，对于文学爱好者而言，最初的发表所带来的激励是重要的，但你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和诗人而不是文字匠人，就要树立高远的目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所谓成绩。吴冠中曾说，艺术属于苦难，不是被人养出来的。他说的是艺术，也适用于文学，文学也是灵魂的苦役，作家诗人一生都会在路上。因此，有野心和抱负的作家诗人只能不断提醒自己，不要陷于娱乐化，不要为心灵鸡汤类的文字鼓掌，不要去单纯地以短时间的销量来衡量一本书的价值。当然，五花八门的“恶搞”写作也是庸俗的一种，口水诗盛行标志着整个民族的精神、道德和审美水准都在下降。因此，娱乐至死的命题不仅仅属于社会学范畴，艺术往往充当帮凶。在一个名利飞扬的世界，能保证不虚妄的书写已经成为作家的首要精神品格。不要羡慕我们周围那些奉命文学和颂圣文学作家诗人获得的“荣耀”。你看看那些每天忙于投稿、开会、发表、获奖的诗人，有几个正在写好诗？所以，要做真正的诗人就不要把外在的东西看得太重。诗人需要荣誉，但不需要虚荣。如今严重的是，许多曾有良好向度的诗人也已精神萎靡，向平庸甚至恶俗看齐。此外，若延伸一下看，整个社会也在不断向平庸看齐，崇低而不崇高，就诗歌批评而言，无论学者还是诗人，其批评文字很难见真知灼见和思想闪光。大家正习惯于相互按摩、安慰和利益交换，在一排掌声中集体堕落。

二是僵尸化。就是那些主张技巧性、纯艺术的写作，也是吴冠中先生曾说过，光练技艺出不了大师。现如今，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是在冒充知识分子，那么多作家诗人很多精神麻木，惰性十足，其文本艰涩，故弄玄虚，还总以大师自居，我把它看作知识分子自我阉割、自我逃避和自我欣赏的自慰式写作，事实上他们真得只能叫做“伪知识分子”。“盘峰论战”之后，民间写作群体中的很多诗人在伊沙们不知疲倦的招引下继续向口水化发展，还到世界各地兜售(其实是卖弄)自己的作品，充当当代中国诗歌的代表，其疫情效应已经感染了很多人。如果说他们的影响遍及整个社会，那么知识分子群体对在校大学生的影响更大一些，其影响所致不但割裂了“世道”，也割裂了“人心”，使大批写作者从汲取西方滋养的模仿者发展到冒充西方的“假现代”。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百年新诗在“白”(从白话到口水)、“新”(从反叛到猎奇)和“西”(从先锋到炫技)的狂飙突进中失魂落魄的“三度”失度，其中就谈到了知识分子的僵尸化文本及其审美误区。如果说“庸俗化”大量来自民间写作，其中的反崇高成为没有崇高追求的借口，后现代的解构成为他们放弃难度和精神高度的自杀口号。那么，“僵尸化”则大量来自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他们中缺乏正常人类情感和体验的故弄玄虚和装神弄鬼导致文本缺乏生命经验和生命活力，其书籍中的教条观念成为文本苍白和空洞无物的遮羞布。当然，他们中都有几位优秀者，但未见更大的气象。可以说，两者为了泾渭分明都走了极端，背离了各自的初衷和愿望。王士强在《近年诗歌批评：丰富与贫乏》一文中对僵尸化的批评文本多有反思，对大量流行的僵化批评有着少有的清醒认知和批判勇气。如果批评既不能直面鲜活的诗歌现场和文本，又不能梳理和阐述作者和作品的丰富内涵和精神走向，一篇篇为了安全和高回报的项目而牵强附会引经据典所完成的所谓学术论文又有何意义和价值？

三是体制化。也许体制化是造成平庸化和僵尸化的主要根源，因为如果体制不能保证“真”和“正”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被圈养和意识上主动被圈养的作家诗人就会自然而然患上违背“真”和“正”的通病。他们根本忘记了或有意识放弃了或根本不知道作家和诗人首先应当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第二个政府，是要站在鸡蛋一边发言的体制监督者和批评家。作家诗人不是政府和某组织的宣传工作者。还是吴冠中所言，他说文艺的意义在于批判性。宣传部、文化局、作协文联是不一样的机构。“真”是一切的前提，我倡导的“为良心写作”首先强调说“真话”。梁小斌先生把它提升到诗人所应秉持的旗帜和方向的高度上。“正”就是不歪不斜更不邪，写作要守住生命中本质的感动。这不仅是“正心诚意”的“正”，它还需要深刻唤醒自我的良知和正义感，作为作家还要把它上升到人格尊严和文学精神。当然，体制化与体制不一样，体制化就是钢筋水泥化，是政治正确的写作，离开“真”很远，还自以为“正”，这类写作因为大多是工作和任务型写作，因为主体不够清醒导致与主流意识价值观高度重合，加上容易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认可，基本在体制层面享受现世的荣光，对于作家而言，其主体境界和个体意识愈加薄弱，其作品多成为时间的垃圾。自然，体制化是一种精神和意识的固化矮化钝化甚至沙化，与真实生命的血性和艺术的野性相背离，事实上，这类写作是无效写作即伪写作，多数加入主流话语的大合唱，最低也是帮闲的行为。但我承认并非身在体制内的作家都是体制化的，民间的很多作者其体制化热情也很高涨。与此相连，很多批评文字都是教科书和社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体现，成为助长平庸化和僵尸化的帮凶。这类文章有的还是国家级课题结题论文。更有甚者，如批评方方《软埋》的一些文章，完全丢人现眼的“文革”文风再现！

无论怎么说，人学就是人性之学，真正的写作应从大地与人心出发。叶延滨曾告诫诗歌作者要“不黑不黄不灰”，诗人不要去为了茅奖鲁奖甚至诺奖去写作，更不要整天参加比赛，当你与奖项保持距离的时候，“沉”下来写作，也许会离真正的荣誉更近。我曾多次讲过，科技永远向前走，而艺术永远指向后。如果说这是一个平面的比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艺术所谓的永无止境并非单指高度，还指深度。写作要让自己的目光看到的更高远也更深邃，要不断向着那些美好的过去和深处向下“沉”，“沉”入生命经验的底部，“沉”入生活的细微处，“沉”入名利的枷锁之外。冯骥才在韩美林先生的美术展览会上曾说，艺术的来源其实就是两个地方，一是远古，二是民间。这与我自己的体悟吻合。与作协体制比起来，民间就是一种精神，而不仅仅指一个作家的社会身份。你身边的很多人崇尚所谓的“高、大、上”，殊不知，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都是“低、小、下”所构成的作品，因为它们与大地自然、心灵悸动和芸芸众生离得更近，有着同病相怜的血肉之亲。没有几个人达到伟大的境界，不过心中要存在伟大的向往，这样想想，也许我们就会拥有更多伟大的情感和精神感应。

五

还是回到我那篇短文《为良心写作》中的几句话：

为良心写作，就是说真话的写作。

为良心写作，就是敢于说出真话的写作。

为良心写作，就是坚持独立思考、坚持揭示真相的写作。

为良心写作，就是探究真相、揭露谎言、呼唤人性的写作。

因此，为良心写作，就是坚守人道基点、悲悯情怀、怀疑精神、批判立场的写作。

无独有偶，刚刚看到微信上一个帖子，上面有这样几句话：“专家，如果丧失风骨，不过是一只训练有素的走狗；学者，如果丧失气节，不过是一只逐臭嗜血的苍蝇；教授，如果丧失良知，不过是一只奴性十足的太监。”那么诗人呢，如果不见风骨、没了气节、丢掉良知，如果写作不能成为对风骨、气节和良知的不断提醒和拷问，我们会是什么？

作者简介：马启代，男，1966年7月出生，祖籍山东东平，1988年毕业于泰山学院，高级职称，中国诗歌在线总编，出版过诗文集33部，作品被翻译成英、俄、韩等多国文字，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