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从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西方率先开启了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石的现代化探索，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发生深刻变革，形塑了以资本逻辑、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特征。但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性悖论导致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冲突、个体与共同体以及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之间的张力等问题。在反思资本主义带来的现代性悖论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将价值理性同工具理性、历史理性、理论理性、实践理性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创造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在实践中具体地解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面临的价值难题，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有新的现代性理论框架作为支撑，这样才能确保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既能稳固中华文明根基，又不偏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方向。深入探索新现代性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全面而多维度地解读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促进世界现代化进程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现代性；新现代性；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简介：李庚香，男，法学博士，研究员，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主要从事领导力、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研究。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标志，其本质特征通常被定义为“现代性”。自近代以来，中国被卷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其发展过程也明显地以追求现代化为目标。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开始全面主动地推进现代化建设，并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向世界充分证明了“存在多种通往现代性的不同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历史方位和理论含义，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科学指引。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逻辑，与历史上和当代既有的现代化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传统的现代性理论框架难以对其作出充分的解释。基于此，我们必须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刻解读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新现代性，才能够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一、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读懂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对中国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全球发展都具有引领性意义，因为它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各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为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样板。

　　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极大丰富了当代现代化理论、拓展了世界现代化实践，为推进全球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既遵循自身独特的历史、实践、理论逻辑，又针对西方中心论、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作出了深刻反思和重大创新。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

　　党的二十大初步构建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这一全新的现代化理论形态，既不同于又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第一，证明了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出发，选择适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世界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范式和类型，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创新性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第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鲜明特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意义”。不同的自然条件、历史传承、道德习俗、社会状况等因素的内在联系、综合作用，造就了不同的民族特性。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理论形态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明沃土，从而赋予自身深刻而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质和中华民族突出特性，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现代化篇章。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养分和现实根基，来源于中华民族创造的丰厚充盈的文明成果、一脉相承的优秀文化基因，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谱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最为厚重的坚实支撑。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的民族自信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奋斗意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民族忧患意识等，都是其集中体现和鲜明表达。

　　第三，在群己关系上注重他者，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在社会性的群己关系中定义人性和人的本质，认为人的现实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社会性的群己关系中注重他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一论断源自中国哲学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中国哲学强调人是“大写的人”，注重人的社会性和人的社会关系，主张在社会、群体、关系中理解人的本质，认为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总和中才能成为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各种关系及其“为他”关系中来定义和理解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主要讲的是在迈向现代化社会进程中，中国人口规模和发达国家总人口的比较关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主要讲的是所有中国人民在创造和分配财富上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主要讲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主要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主要讲的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奉献自我、服务社会、关怀他者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性存在。

　　第四，坚持动力、平衡和治理相统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意义”。针对“西方中心论”所导致的“西方之乱”与“世界困局”，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治理的现代化，坚持动力和平衡的统一，从而既区别又高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坚持动力、平衡和治理有机统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平等普惠，坚持动力、平衡和治理相统一，并将其作为社会治理原则全面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和现实进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就是因为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妥善处理现代化建设中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正是我们党对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深化和拓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讲的就是在治理中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

　　第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检验中国式现代化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离开人民标准，其他都无从谈起。首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中国人民主动创造和独立构建的，其核心目标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起点，也是其终点。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根本逻辑并非资本逻辑，而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逻辑、民本逻辑。这种逻辑的核心内容就是，“把人民当作主体，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目的，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当作标准，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当作根基，牢牢扎根于人民”。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作为本质要求，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一个重大原则。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把坚持真理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人民标准看作最高尺度，强调一切都要拿到人民标准的评判台加以评判，认为只有坚持人民标准，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坚持人民标准，才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第六，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时所遵循的根本价值观念。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本质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第七，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本体性是“人”，以追求整体人类社会和人的发展进步为价值指归。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注重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倡导文明进步评价标准的统一化、评价主体的公正化、评价方式的正义化、评价话语的共识化。这种区别于“西方中心论”的多元文明观，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八，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西方现代化以普遍性代替特殊性，其中蕴藏着“野蛮”基因。汤因比曾问，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今天我们可以更加自信地说，中国从实践上为人类实现现代化贡献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典型的“中国样本”。中国式现代化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贫困问题，这是对世界的生存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为人类实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是对世界的道义性贡献和稳定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推进了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且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对世界的发展性贡献和制度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保护了人类的生存家园，这是对世界的绿色性贡献和文明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对世界的人类性贡献与和平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基石，是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这是对世界的理论性贡献。

　　第九，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明确宣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它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的“文明开化使命论”。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华夏中心论”不可取，西方近代流变至今的“西方中心论”更不符合时代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利益共同体上，要倡导和践行正确义利观；在价值共同体上，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发展共同体上，要倡导共建共享共赢；在安全共同体上，要倡导超越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进入21世纪，整个世界陷入“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的巨大困局之中，深究其根源，是西方文明的哲学逻辑、人性逻辑、制度逻辑出了问题。世界呼唤新的现代化理论和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最佳答案。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的政治特色，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特色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在本质要求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这些要求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过详细而深刻的分析，他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把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概括为五个方面，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超大人口规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特点不仅对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全球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经验。

　　一方面，巨大的人口规模给现代化的实现带来很多难题，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保障问题等，这些难题给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带来很大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足够的人才资源，大概在2030年前后，中国将会有超过3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群，这就是“工程师红利”。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一定要注重人的现代化，提升人的各方面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把14多亿人口真正带入现代化的行列，同时还要发展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和医疗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带领14多亿中国人民整体迈入现代化。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展现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的特质，这一特质主要体现在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共同富裕还是少数人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这是区别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将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注重改善民生、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努力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差距，以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14亿人同一时间迈入现代化，而是有张有弛、有快有慢地迈入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是一项艰巨工程。随着党和国家对实现共同富裕各项举措的扎实推进，近年中国在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中国的共同富裕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区域发展失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要想解决这些难题，必须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必须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完善先富带动后富的帮扶机制。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发展模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深刻地体现了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统一。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始终强调精神文明的塑造与提升，以确保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丰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通过高质量发展，“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只有强大的物质文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物质保障，才能为中国提供从容应对国际国内风险的底气。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资本是西方社会发展和运转的“指挥棒”，这种强大的资本逻辑造就了一种“逐利”的思想理念，物质主义膨胀，以物欲化、享乐化、个体化为特征的价值观主导着人们的生活，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不但没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而把人的发展引上了一条享乐、自私、偏激的道路。马克思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来研究，他强调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内容。从系统论出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作为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的两个子系统而存在的，只有清晰界定、统筹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进一步处理好这两个子系统和社会这个整体系统的关系。中国正是始终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子系统要协调发展，才走出了西方的“单面人”困境，才打破了西方现代化中物质和精神割裂的固有逻辑。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尤其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一理念的实践，体现了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坚定承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从塞罕坝荒原到林海的转变，从库布齐沙漠到良田的转变，都是中国共产党持续压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的重大成果。而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西方现代化的实现是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对全球环境造成巨大的伤害。中国立足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些都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生态理论自觉和生态制度自觉。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通过多边机制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由中华民族“仁爱和平”“天人合一”的基因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共同决定的。而西方现代化在全过程、全领域、全范围都渗透着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西方国家以殖民掠夺、军事侵略、资本操控、文化渗透等为扩张手段，疯狂掠夺世界资源、操控世界秩序，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中国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后，坚持系统的开放性观念，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始终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这是对西方野蛮式现代化、“国强必霸”等逻辑的历史性突破。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观念词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更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中走出来的。其所蕴含的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结晶。

　　第一，独特的世界观。历史上，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奉行“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思维，凭借先发优势，向其他国家输出现代化模式，试图以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框定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反观之，千百年来，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价值理念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深刻影响和形塑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中国式现代化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邪路，而是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第二，独特的价值观。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即“为了谁”而发展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区别，集中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西方式现代化遵循资本逻辑，以资本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相结合，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民是逻辑起点，也是价值指归，为人类现代化事业开辟了人民至上的新境界。

　　第三，独特的历史观。现代化的起源可追溯至西方，它是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后自然形成的。观察全球的现代化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后来居上的国家通常会经历一个模仿和赶超的阶段。但是，回顾历史，西方国家曾试图将其现代化模式视为普遍适用的“超历史”公式，预先并强制地施加于其他国家。这种做法既违背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自然规律，也无法有效地促进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和大历史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在遵循现代化历史规律的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和文化传统，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新路，其所彰显的独立自主性和开拓创新性，不仅表明人类文明及其发展路径具有多样性，而且更加符合世界和平发展愿景，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

　　第四，独特的文明观。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多元文明的和谐共融与相互借鉴，在促进人类社会向现代化迈进、丰富全球文化多样性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某些西方国家却大肆鼓吹“文明的优越性”和“文明的对抗论”，试图用西方的文明模式来界定现代文明。即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迈向现代化的浪潮中，仍有少数国家逆潮流而行，频繁采取单边制裁、极限施压等策略来维护其霸权地位，试图以一己之力阻碍世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独特的民主观。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西方式现代化奉行的是资本的民主，是少数资本家的民主，并没有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致力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广泛的、真实的、管用的民主，与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六，独特的生态观。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课题。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大都经历过严重的环境危机，不仅对本国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也带来一系列严峻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生态良好同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一起作为衡量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指标，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从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系的维度，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

　　二、读懂新现代性才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现代化理论的指引，现代化的理论需要现代性的解释框架。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现代性构成了现代化的核心概念。从历史视角考察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现代化的进程深受资本主义特征的影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和经济体制，使西方社会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实现了从落后到先进的历史性跨越。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资本逻辑为指归的西方传统现代性亦突破了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一种惯性思维模式，即将现代性的普遍形态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殊形态，因而导致全球现代性危机。我们认为，要读懂新现代性，就要弄清现代化、现代性与新现代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现代化主要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变迁的历史过程，它是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变革，是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显著标志。因此，实现现代化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现代化的背后是现代性。现代性是指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现代生活的核心特征或根本属性，它是现代化的本质规定。现代化和现代性既相互关联又存在差异，前者主要关注发展的过程，后者则着重于特质和本质。

　　（一）现代性的起源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思想家从卢梭、马克思，到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都把破解现代性之谜作为自己终生的学术追求。

　　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中叶，是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形成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卢梭、马克思等。这一阶段是现代性理论的形成时期。欧洲的启蒙运动点燃了人的理性之光，成为现代自由精神的源头。法国大革命则把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和口号传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人们感受和经历了传统社会和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学者们开始思考这种社会转型给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意义和问题。人们把追求个人权利、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作为构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并加以思考和论证。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深刻地认识到现实生存状态中人的自由的缺失。在《社会契约论》中，他把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概括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无不处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他人主人的人，只不过比他人更是奴隶。”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他也大声疾呼：“每个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他主张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的自由平等。卢梭的平等契约思想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源头。

　　100年后诞生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同样把追求人类的自由解放之路作为自己毕生求索的目标。在他卷帙浩繁的著述中，虽然并没有把现代性作为一种概念或范式运用于他的社会形态和发展理论，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和洞见、对人类自由解放道路的探寻，正是在为人类找到一条实现现代性的有效途径。马克思关于人类实现自由的学说，是对启蒙思想家们的自由理想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把能给人真正带来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描述为：“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和恩格斯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自由的画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与启蒙思想家们相比，马克思给人类实现现代性开出的处方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私有财产是现代自由制度的根本基础，因而私有财产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启蒙思想家们对现代社会制度的设计是私有制下三权分立的代议制度，而马克思对人类未来自由制度的设计则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制度。启蒙思想家们的自由理想种子在马克思这里得到成长壮大，并结出了另类的、奇异的果实。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在这一阶段，社会分工和分化加速演进，机器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现代理性精神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资本主义制度得到确立和全面发展。进入20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历史性事件，使人类现代性追寻道路变得更加复杂不拘。学术界开始重点探讨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发展动力以及矛盾冲突的根源等。涂尔干继承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传统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学说，创立了“社会学主义”。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特殊的有机体：“它也是具有其自身外形特征和个性特征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本身，它是一种特殊的主体（subject）。”涂尔干把不同文明程度的社会比作不同等级的生物体，他认为，像生物体的进化一样，不同文明等级的社会也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本身是不断向前进步的。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他提出社会由低级的社会向高级的文明社会发展的观点，并系统论述了分工、文明化、分化、整合等理论和观点。比如，对于社会分工产生的根本原因，他明确指出：“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涂尔干对低级社会和高级（文明）社会的划分，为后来现代性理论中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概念提供了依据。另外，他提出的分工、分化、整合等概念也对后来的结构功能论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

　　这个时期对现代性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另一位思想家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被公认为这一阶段现代性研究的集大成者。与马克思一样，韦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弗里安德评价道，韦伯对于整个世界的社会学家，以及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包括反对他的那些人，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韦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涉及现代性的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研究成果表现在对理性化、宗教文化的现代作用以及官僚制、个人自由、民主政体等的研究和探索方面。理性化作为现代社会的属性和样态的概括，贯穿在韦伯的全部研究活动中。他借助理性化这一概念来揭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经济与社会》中，他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也称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按照韦伯的解释就是：“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为他的行动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理性的行为：也就是说，既不是情绪的（尤其不是感情的），也不是传统的。”所谓价值理性就是：“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简单地说，工具理性是指人们利用现代科技等手段达到眼前近期利益的价值取向，而价值理性则侧重于实现与眼前利益无关的长远目标或信仰的价值取向。韦伯把现代性理解为工具理性的扩张。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与社会》中，韦伯把理性在现代社会各领域的具体呈现细化为四个方面：一是人的理性化，即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重视现实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并通过精确计算与谋划来实现，而且敬业节俭、提倡宗教禁欲；二是经济组织的理性化，即在企业经营中，通过产权明晰、成本核算、自由劳动、专业分工等手段来不断地扩大资本和获利空间；三是行政法律的理性化，即实行集权官僚化管理和现代文官制度，建立代议制；四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即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生产、管理中。按照韦伯的理性化理论，现实的、工具理性的（功利主义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相应的科学技术手段，构成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也就是现代性在当代社会的具体表现。但从价值理性方面判断，韦伯也认识到了现代性的消极、负面作用及其蕴藏的危机。

　　总之，现代性被看作欧洲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以理性和科学为代表的一种社会形态。在时间意义上，现代性表征启蒙以来的社会历史时期，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产物；在空间意义上，现代性代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现代性的核心特征在于韦伯的理性化和哈贝马斯的主体性，它渗透于经济、行政、法律、宗教、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西方现代性悖论

　　不可否认，西方现代性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塑造了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法律观念，构建了高效的社会组织体系，并确立了一套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政治价值理念。在现代化的迅猛推进中，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均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深植于现代性本质之中的悖论问题。所谓现代性悖论，“就是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失衡，是一种手段对目的的颠倒、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宰制”。

　　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坚持资本至上，是物的现代化，它更多体现的是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展示了资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普照之光”。在这样的社会里，资本不只是物质实体，它还反映了依附于物质之上的社会联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呈现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它持续进行扩张、繁殖和积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历史上，西方率先开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石的现代化探索，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展方式等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内涵与外延上不断拓展，但均无法改变其资本至上的本性。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他们对现代资产阶级、现代文明、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世界的剖析，为科学且全面地理解现代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阐述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并以此为根基对资本主义引发的现代性矛盾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他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这里，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现代性悖论的表现形式及其实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在资本主义构建的现代性框架下，劳动并未提升人类自由的实现水平，反而导致劳动成果变成了异化的存在，人们受制于资本的控制和物质的力量。

　　资本的积累催生了辉煌的文明成果，然而其内在的现代性逻辑同样孕育了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危机：第一，自然异化的冲突。资本的“效益原则”及其增长本质引发了“自然异化”。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资本的膨胀失去了必要的、合理的约束，引发了内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等多个领域的问题。在资本的控制下，人类超越了自然界的承受限度，进行了无限制的资源开采、掠夺甚至破坏，这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并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第二，社会分化的矛盾。资本运作的原理催生了“社会分裂”。资本对劳动者的压榨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资本累积”与“贫困累积”，从而导致了社会财富差距的拉大和阶级矛盾的激化。第三，全球性冲突的矛盾。全球性冲突因资本的广泛扩展而产生。资本追求超越时空的控制，力求对所有领域进行统治。一旦资本在国内达到一定水平，它不可避免地会跨越国界，将矛盾和冲突扩散到世界各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和压迫，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都是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第四，人的物化的矛盾。资本的运作逻辑同样引发了“人的物化”现象。资本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模式与精神世界，引领人类跨越了“人身依附”的阶段。但是，资本无限和无原则地对物质增长的追求，也使得人类陷入了对物质的依赖，导致人的发展趋向于物化和单一化。

　　现代资本主义内含诸多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危机，这一点表明资本主义并非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形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资本将逐渐触及其潜能的边界，最终引发“人们利用资本来终结资本”的情形，这就是“现代性之殇”。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走向来看，资本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生产关系和演进模式。资本的自我超越和最终消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此，《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早已对资本的历史轨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批判。

　　（三）新现代性的三大特质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英国、美国、苏联、北欧、东亚以及拉美的现代化模式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基于西方资本逻辑所构建的传统现代性理论和框架已无法充分阐释中国的现代化特色。由此，“新现代性”得以出场，随之新现代性何以可能、何以建构、何以阐释等问题，成为中外学界讨论的焦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蕴含了新现代性的三大价值特征：人文性、主体性、公共性。

　　人文性。人文性体现的是古今之争。人文性是理解新现代性逻辑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西方强调的物性和神性，主要体现在对物质财富积累和个人主义的极端崇拜上，个体被视为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和工具。而在人文性的视域下，个体不再是发展的工具，而是发展的核心和目标。人文性强调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文化，关注人的价值、尊严和发展。在科技理性盛行的时代，寻找人文性是建构新现代性的关键所在。中国自古就重视人本、民本、民心，而西方则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之后，才开启了人文主义的历程，但个体主义的极端化倾向也导致了其对物质财富和个体成就的过度追求，导致了人的社会性和公共利益的丧失。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人文性理念，始终强调人的社会价值和集体利益的统一，与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了独特的人文关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高度关注人的议题，紧密围绕人民的利益和需求来推动发展，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最高价值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些都充分彰显了其独特的价值追求及超越意义。

　　主体性。主体性体现的是中西之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主体性指的是人作为主体的特性，而非主体作为人的特性。民族主体性主要反映在本民族人民的自主性上，因此主体性实际上展现了民族主体性的特征。与主体性相对应的是依附性。在近代化的语境中，中国的主体性问题成为关键，对西方的态度，从“俯视”到“仰视”再到“平视”，展示的就是这一历程。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坚持文化主体性、民族主体性、人民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并用实践充分证明了现代化并非西方的专利，不同国家和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实际情况，探索出符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实现了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公共性。公共性体现的是公域、私域之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上，如果说“经济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那么从公共服务动机出发的“社会人”“政治人”“伦理人”则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新假设。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解决好“公域”与“私域”关系的问题，这也是新现代性的核心。在对人性的认识上，如果我们假设“经济人”，认为人是自私的，那么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会导致社会困境。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公共性问题，并以此来解决社会困境问题。与韦伯认为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理性”不同，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性研究的就是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关于公共性的研究有四种思路：一是人民性，二是革命公共性，三是公、私之分，四是“流动的社会”。人民性指的是公共性与人民利益的紧密联系，公共性即是对人民需求的满足和对人民权益的保障。革命公共性则侧重于通过革命手段来实现公共性的转变，比如自我革命、全面深化改革等正是实现公共性的有效方法。公、私之分讲的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以及如何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流动的社会”则着眼于现代社会的动态变化，旨在通过灵活的制度和政策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这四种思路为我们理解和研究公共性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如何在碎片化行为中塑造社会秩序，如何在人们不断强调私人利益的环境中塑造公共性，如何在多元世界中凝练共识，如何构建以人民性为核心的公共性，这些都是今后需要关注的重大时代课题。

　　（四）新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新现代性。新现代性是我们把握中西现代化差异的核心和关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它更多体现的是价值理性。在反思资本主义带来的现代性悖论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将价值理性同工具理性、历史理性、理论理性、实践理性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创造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在实践中具体地解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面临的价值难题，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现代性的历史性超越，并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一系列重大创新。

　　一是实现了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的统一。物的现代化是手段的体现，人的现代化则是目标的体现。要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首要的是将现代化的手段和目标结合起来。进一步来说，就是在现代化的推进中达到手段与目标、形式与内容的一致。现代化的最终价值不体现在物化指标的增加上，而是在于构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和生活，在于达成人的现代化。工具理性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工具，主要表现在效率和效益的提升上；而价值理性作为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则主要体现在人民利益、公正和共同享有上。唯有确保方法与目标的一致性，方能达成真正的现代化进步，这亦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追求所在。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社会需求侧体现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而社会供给侧则表现为发展上的不平衡与不充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意味着要使社会供给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具体而言，实现更加均衡、更加充分的发展，就是在物的现代化方面使发展更加高效、更有成效；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现代化实践中人的现代化的生动展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从这一角度审视，在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不仅能够获得更高的发展效率，还能确保现代化的成果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正是新现代性的深远意义所在。

　　二是实现了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本质上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广阔视角，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来掌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必须根据历史的规律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随个人意愿而改变，应当去认识、掌握并顺应这些规律，而不是对其视而不见或心存轻视。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则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以增强对它的理性理解。另一方面，要在积极主动的历史进程中掌握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现代化的中国模式，核心在于人民，强调人民作为主体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维护人民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还要确立人民作为价值创造的核心目标，以此来激发人民的历史积极性，实现人民真实需求的满足。

　　三是实现了理论范式与价值内核的统一。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皆拥有其不可分割的核心价值。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已初步构建，形成了特有的概念领域、叙述框架、理论模式，对于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基础、价值目标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首要的核心内容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中的关键论点最显著地表现在人民性方面，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新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立场和明确的价值追求。

　　四是实现了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自主选择发展路径，体现了实践理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作用。“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这种实践理性有两个突出特质：其一，是有原则高度，其二，是有文化厚度。这些特质体现在“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上，体现在“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上，体现在“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上。坚持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意味着在实践中应对具体的价值挑战。换言之，必须采取渐进和审慎的方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逐步解决复杂的价值问题，不可期望一蹴而就。

　　三、结语：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世纪性的难题。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早期的领先优势，然而并未构建出一种永久性且固定不变的现代化范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由中国人民自主推进，通过持续深化的历史性探索，实现价值理性与历史理性、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工具理性的有机融合。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目前，我们面临的关键任务之一，即在于从理论维度系统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特征，并将其与西方现代性进行历史性的比较研究，系统提炼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论和新实践，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以此为增强自主发展道路的历史主动性和历史自信提供坚实支撑，使中国哲学社会拥有主体性、原创性，真正屹立于也永远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并非简单地模仿西方，而是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强调的是发展与安全并重、创新与传承并举、开放与自主并行，志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也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通过这样的现代化实践，中国不仅为自身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也为世界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