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4)黄埔八分校的缮写员
黄埔八分校的缮写员
父亲年轻时和黄埔军校第八分校有着两年多的历史因缘。
亚东商行老板王子元,随着生意的风生水起,在老河口的地位不断上升,和他交往的当地名流也不断增多。警察局长白士兴,社会人称“白老头”,当地人,是王子元的座上宾。黄埔军校八分校总务长陶泽凯,湖南人士,上校军衔,常来商行安排进货,和王子元私交甚笃。1941年春,三人烧香焚纸,对饮血酒,义结金兰,成为生死之交的把兄弟。
父亲因生意上的事也常接触陶泽凯,陶对父亲很看好,在王子元面前多有夸赞。陶也常对父亲问寒问暖,关怀倍加,曾许诺说:“赵相公,你家里有什困难尽管说来,我当尽责相帮”。
说困难,困难还真的来了。一天,亚东商行来了两名不速之客,说是受河南镇平老家乡公所的派遣,要抓我父亲的壮丁。幸好父亲到武汉进货正在返回的路上,没有和来人碰上面。王子元急忙派人半路截住父亲,让他在城外小旅店暂躲一夜。
没有抓到人,来人恼羞成怒,撂下狠话:勒令赵春明五日之内必须还乡应征,否则有灭门之灾。
按照我们老家那个年代的土规,二丁抽一。父亲弟兄二人,我叔叔年龄尚小,父亲必在被抓壮丁之列。人们都知道,被抓壮丁,不是苦役就是炮灰,乡亲们“谈丁色变”。村里适龄男儿,为躲壮丁,有的远走天涯海角,有的躲进深山老林,跑不掉的自残肢体,惨不忍睹。
王子元的商行管理和各项业务这时已离不开父亲,他决计不让父亲离去,就找陶泽凯计议。
陶一听,“这事好办,今天就让赵春明到我麾下任职,看哪个鬼孙敢来抓人!”
其实,陶泽凯的总务处正好有个缮写员的空缺,他物色几人均不满意。父亲成了他心中最佳人选,只是碍于商行需要且不好意思拆掉朋友王子元的台柱子。几次欲说不能,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人算不如天算,后来陶泽凯告诉父亲:“此事正合吾意!”
王子元原本是想请陶泽凯帮忙让父亲“躲壮丁”,目地是不让父亲离开商行。哪知陶泽凯要把父亲带走,心里一时着急,竟抱怨起陶泽凯“不够朋友”来了。陶泽凯说,在你这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抓壮丁”是硬公事,你是顶不住的,到头来还是“鸡飞蛋打”,两头不占一头。到我哪里既能有好岗位干,又能理直气壮“躲壮丁”,风头一过,把人再送还亚东商行。王子元看陶泽凯说得中肯,且很有道理,当即答应送父亲到黄埔军校湖北草店八分校就职。
父亲到职第三天,陶泽凯就从有关方面那里开出以黄埔军校第八分校的名义的公函,派专人送到我们河南老家的乡公所。这封公函的大意是,赵春明为黄埔军校职员,其家庭免征兵役。公函上赫然盖着“校长蒋中正”的大印。这封公函在我们老家传开后,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不明真相的人们纷纷猜测,“赵春明肯定在外边做了大官!”“抓壮丁”的事自然没敢提了。
这件事一直影响到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其间有造反派给父亲写了大字报,称他为“大军阀”、“资产阶级老爷”。
村里有个叫张丙山的邻居,我叫他“小哥”。他了解父亲的历史,一看大字报就明白,这是造反派夸大其词,妄加罪名。这“小哥”爱报打不平,拦住造反派讽刺道:“你们咋不给我也贴张大字报,叫我个老爷还怪好哩!”
八分校的全称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1939年10月组建,地址在湖北省均县草店镇。到1944年止,五年时间培训了近万名学员,作为国军的基层连排军官,毕业之后全部奔赴抗日一线,不少人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了生命。
(黄埔军校八分校在湖北均县草店镇周府庵成立典礼)
(黄埔军校八分校本部在周府庵的大门)
父亲有商行工作的经验积淀,加上处处留心观察,三个月下来,缮写员岗位业务范围所涉及的文件管理、公文起草、材料抄写、计划制定、数据汇总、上请下达等业务做得有条不紊,有质有量,深得上司和同仁好评。
1942年春,八分校新生报到后,第十八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军需官出了车祸,没法履职。总务长就把父亲派去暂时顶替。
一个学生大队有400余人,分三个中队三个伙食单位,每中队100多人。父亲虽然不是军需官,有了总务长的授权,全权代理大队军需官职责。
“新官”上任三把火,父亲从调动伙夫的积极性入手,狠抓饭菜质量、服务态度和健康卫生,受到学员一致好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巡视学生总队时,专门检查了学生大队的伙食,亲自品尝饭菜质量。在厨房操作间,当面向代理军需官的父亲询问了就餐人数、食材渠道、伙食标准,每日食谱等7个问题。父亲也不紧张,有板有眼,准确作答,没有任何迟疑和失误。李宗仁十分满意,拍拍身旁的总务长陶泽凯的肩膀,对陪同的教育长陆军中将徐祖贻说:“陶泽凱管理总务,干得不错嘛!”
李宗仁一行走后,陶泽凯模仿李宗仁的动作拍拍父亲肩膀:“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继续努力!”自此,父亲在总务处小有名气。
(下篇:抗战中的家国恨)
作者简介:赵景涛,河南省镇平县人,1969年2月入伍,先后担任师、军新闻干事,国家体委副主任秘书、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烟台市广电局副局长,烟台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