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展览在润园开放后，这一地区还有一系列——

五大道地区的“红色记忆”（之三）

中老年时报记者沈露佳、李剑

《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的展览在大理道上的润园开放后，本报已经发表两次连续报道，不仅介绍毛泽东一生32次来天津的光辉历程，而且介绍共产党人在五大道地区留下的革命足迹。由此，在读者中引发普遍的关注，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

在五大道地区，不论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人留下的熠熠闪亮革命足迹，成为永久的“红色记忆”，让人们深受感动、深受感染和深受教育，心灵得到一次次洗礼。

为此，本报记者再次采访资深媒体人、天津市关工委宣传部长贾长华，请他介绍更多在五大道地区留下革命足迹的共产党人。

从支持袁世凯复辟到加入共产党的杨度

记者：您在以前连续报道中，介绍一批在五大道地区留下革命足迹的共产党员，可歌可泣，感人至深！您还要介绍更多的共产党人，这也很有必要，很值得去做。

贾长华：是的。这是一种情怀，也更是一种义务——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所以，不仅要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好。

记者：中国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杨度，早年鼓吹“君主立宪”，又被拉去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最后居然在大革命时期的白色恐怖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贾长华：杨度旧居，位于马场道九龙路附近的青岛胡同。

杨度（1875-1931），湖南湘潭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是一位十分复杂的政治人物，但他最终选择了进步与革命。

青年时期的杨度

杨度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和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两度留学日本，学习师范和法律专业，曾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创办《中国新报》，鼓吹君主立宪。1907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回国，任宪政编查馆提调。

杨度的一生与天津的关系颇为密切。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6月，杨度来到天津，应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之邀，在该校礼堂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实行立宪。他说：“希望我全国之热心志士连度举行，一次无效继以二次，二次无效继以三次、四次乃至数千百次，不达开设国会目的不止。”受这次演说的影响，直接导致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为主的立宪运动，在天津开展起来。

杨度在青岛胡同的旧居

1911年（清宣统三年）11月初，袁世凯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后，经杨度向汪精卫授意，两人各以君主立宪党和民主立宪党的名义，成立国济共事会，并决定将总部设在天津，以推动立宪活动。但是，遭到革命党的反对，成立不久即告解散。立宪活动至此终结。

当时，杨度在天津的寓所，坐落在德租界10号路一处老四合院（今绍兴道27号，现已无存）。这时的天津是杨度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地区。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一直在做皇帝梦，于是加紧网罗人才，为其复辟帝制效力。1915年5月31日，袁世凯亲书“旷代逸才”四字颁给杨度。与此同时，杨度又受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唆使，由他领衔成立“六君子”的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进行鼓吹。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一片声讨中死去，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首列杨度之名，杨度潜回天津德租界的寓所隐居。

“张勋复辟”期间，张勋进入北京之前，曾在天津德租界的寓所召开会议，杨度也被邀请出席。张勋于1917年抵达北京后，拥立溥仪复辟帝制，立刻遭到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反对。7月3日，杨度在天津向张勋通电，表示坚决反对复辟。最终，“张勋复辟”以失败而告终。

随后，杨度将家迁往长沙，他仍在天津居住。1924年，青岛胡同建成，他又迁入新居。

“五四运动”以后，杨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拥护孙中山，加入了国民党，为民主革命奔走往来。

1927年，杨度离开天津南下，结束了在天津的生活。

杨度结识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世界观有了根本的转变。1927年，李大钊被捕，杨度曾多次设法营救，甚至变卖在天津的房产接济李大钊的家属。

杨度书法作品

1929年初，杨度在上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当时，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反驳说：“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他以秘密党员身份，参加革命活动。

1930年，他加入鲁迅等组织的“自由大同盟”，又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1931年，他在上海去世。

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李霁野

记者：李霁野是我国著名翻译家、作家、教育家，而他在青年时代与鲁迅先生一段深深的交往，更是让人们津津乐道。

贾长华：李霁野旧居，位于大理道7号。

李霁野（1904-1997），安徽霍邱人，著名翻译家、作家、教育家，也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

李霁野曾在阜阳第三师范学校就读，又于1923年到北京崇实中学就读。1924年，他翻译了俄国著名作家安德烈夫的长篇小说《往星中》，由鲁迅先生创办的未名社出版，从此与鲁迅结识，并在鲁迅帮助下进入燕京大学就读。

李霁野在写作

李霁野与鲁迅先生的交往中，令人难以忘怀的就是1925年至1931年在未名社的这段经历，虽说只有6年，却是他最难忘的岁月。当时，他还未加入共产党，但坚定地与党站在一起，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深信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未名社以鲁迅先生为旗帜，以韦素园、曹靖华、韦丛芜、台静农和李霁野为主要成员。未名社创办不久，由于韦素园病倒，正在燕京大学就读的李霁野，只好放弃报考研究社的机会，担任了主要负责人，挑起支撑未名社的重任。在鲁迅先生的领导下，由他主持的未名社，出版了20多种书刊，编印了6年左右的半月刊，其中《莽原》48期、《未名》24期。他由于翻译出版苏联文艺理论著作，曾被敌人逮捕入狱，导致未名社一度被查封。当时，未名社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被视为共产党“可靠的朋友”。

20世纪20年代，未名社成员聚会，左二为李霁野

在鲁迅先生书信往来中，致未名社成员信函达212封，其中致李霁野的信函就达53封。鲁迅先生对未名社坚持进步的方向，给予了充分肯定！

1930年，他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38年，他在北平辅仁大学任教；1943年，他在重庆白沙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46年，他在台湾编译馆工作。

1949年4月，李霁野重返天津，到南开大学任教，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

在天津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担任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也曾担任天津文化局局长，并于1982年当选天津市文联主席。

李霁野旧居

李霁野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布朗特自传体长篇小说《简·爱》。

李霁野翻译《被侮辱与被迫害的》封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与托尔斯泰一起被誉为俄国文学的“两大柱石”。他所著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反映了俄国农奴制崩溃时期，冒险家和骗子华尔戈夫斯基亲王，与被他们侮辱和损害的人们之间尖锐矛盾，对黑暗社会进行了无情地揭露。这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当时在中国出版后，立刻引起很大的反响。

夏洛蒂·勃朗特所著自传体长篇小说《简·爱》，反映了一个从小成为孤儿的女子，在各种磨难中不断追求自由和尊严并最终获得幸福的经历。当年，《简·爱》一经出版就受到广泛的关注，被列入《世界文库》。

李霁野著《回忆鲁迅先生》封面

1997年5月，李霁野在天津去世。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翻译家、作家、教育家，他深深地受到人们的怀念。

“左翼艺术家联盟”党团书记马达

记者：马达是著名版画家，早年就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后来还一度担任“左翼艺术家联盟”党团书记。

贾长华：马达旧居，位于昆明路132号。

马达（1903-1978），原名陆诗瀛，笔名马达，广西北流人，著名版画家。

马达早年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学习西画。1927年12月11日，广州爆发了张太雷、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马达参加了起义，在激烈战斗中腹部受伤，于是奔往上海治疗。后来，他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刚一毕业就到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海员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同时积极参加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1931年，马达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左翼美术家联盟”党团书记。

马达

1933年2月，马达等人联合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地美术学校学生，在上海举行“为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画展”，义卖展品的款项全部捐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达于1938年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培养一大批著名美术人才。他还创作了抗日题材的版画《轰炸出云舰》《侵略者的末日》等，成为“延安画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马达旧居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队伍进一步壮大。1940年，马达为新四军设计了新臂章，正中是一个战士双手持枪拼杀，上方加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字样，左下方为“抗敌”二字，右上方为“1940”。这是新四军使用过的非常醒目臂章。

马达设计的新四军臂章

1942年以后，马达大量地接触了陕北地区的民间美术，艺术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版画创作，从学习欧洲版画的技法，逐渐地转向民族化的单线表现形式。他的作品有《推磨》《窑洞》《汲水》《货郎担》等，其中的《推磨》是他在四十年代延安时期的代表作，与他此前的作品相比，摆脱了欧洲版画影响，充满了中国气派的风格。

马达创作的版画《推磨》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达于1949年初带领美术工作队进入天津，担负起天津美术界领导工作。他对天津民间艺术很感兴趣，不辞辛苦地来到杨柳青古镇，拜访“杨柳青年画的老艺人”；又风尘仆仆地走访“泥人张”彩塑工作室，拜访“泥人张”彩塑艺术的传人。他为传承和发展天津民间艺术，进行呕心沥血地工作。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马达又两次奔赴朝鲜战场，深入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去采风写生。经过战争的洗礼，他回到天津后创作一幅《春到人间》作品，画面上一位美丽的少妇，抱着可爱的孩子，代表着人们赞美和平的春天。

马达在朝鲜战场前线写生

马达长期在天津工作，曾任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天津市文化局顾问等，不仅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而且为天津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难能可贵的贡献。

1978年，马达不幸去世。随后，天津、南宁等地举办了“马达遗作展览”。

“天津的白求恩”——傅莱

记者：傅莱是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在抗日战争中，从天津奔往革命根据地，在战地救护和医疗工作中功绩卓著，被誉为“天津的白求恩”。

贾长华：傅莱旧居，位于云南路48号。

傅莱（1920-2004），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市，犹太人。他曾在维也纳市赫尔兹科勒放射专科院、维也纳大学皇家附属医院，学习放射医疗和实习，并在校外积极参加各种反法西斯的地下活动。1937年，他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他上了黑名单。为了躲避追捕，他经过瑞士到达意大利海港热那亚，在海上漂泊三个多星期，于1931年1月到达上海。两个月后，他继续北上到天津，在五大道地区一座小洋楼（今云南路48号）租住下来。

傅莱

在天津，傅莱先是在奥地利医生开办的德美医院从事化验工作。随后，他又先后去了道济医院、西开天主教医院和马大夫医院工作。

1940年，傅莱结识了在保定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美国牧师胡本德。在胡本德的帮助下，他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承担为八路军采购和运送急需药品的任务。

傅莱旧居

傅莱在天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不畏艰险和困难，挑起这一重担，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1940年8月，在八路军发起破坏驻华北日军占领交通线的“百团大战”中，傅莱通过关系采取措施，！机智地通过日军封锁的层层关卡，及时将急需药品送往战场，受到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高度赞扬。

1941年春天的一天，傅莱正在马大夫医院化验室工作，一个年轻人突然推门而入，此人是聂荣臻司令员派来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员黄浩，请他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搞医务工作。傅莱马上应予。不久，他就准备好行囊，将一些生活用品托付给在小洋楼照顾他的厨师，按照地下党组织的通知，从天津一路奔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1年傅莱在天津

1941年至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傅莱一边在白求恩学校教书，一边与学生们参加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工作。由于经常要行军作战，他和战友们只能自带一些生玉米和黑豆等充饥，但他从来不叫苦，从来也不搞特殊。从1942年开始，他连续3年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1944年11月，经聂荣臻司令员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傅莱调入位于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1945年初，他带领两名助手，建起土法生产的小作坊，成功地研制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外用的初制青霉素，缓解了我军急需这批药品的困难。

1945年傅莱在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莱奉命调往张家口，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解放战争中，在解放太原和天津的战斗中，他又再次担负起战地第二线的医疗救护任务。

傅莱给八路军战士诊治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傅莱从华北转战大西南，来到重庆工作。1953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国籍，从一位中国人民的友人，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1962年，他从重庆调往北京，在中国医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任职，开创性地建成我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

2004年11月16日，傅莱在北京逝世。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晋察冀烈士陵园，与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为伴。他从天津奔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一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因而被誉为“天津的白求恩”。

文章来源：老贾笔谈

编辑：李腾轩

统筹：李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