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梁启超写过一篇短文《善变之豪杰》，其中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日本的吉田松蔭，一个是意大利的加布儿（加富尔）。前者为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后者为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另外两位是马志尼和加里波第。梁启超专门写过一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以表达对这三位杰出人物的敬意。直到民国初年，他做财政总长时，仍以加富尔自居。当年，为了说服民国政府和社会舆论，赞成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他还以加富尔鼓动意大利加入英法联盟，对俄宣战，介入克里米亚战争为例，说明参加欧战可能给中国提升国际地位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至于吉田松蔭，梁也极有好感，戊戌政变后他逃亡日本，就曾取名吉田晋，大女儿梁思顺亦取名吉田静子。

吉田松阴

在这篇短文中，梁启超赞扬吉田松荫和加富尔，认为他们二人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都能审时度势，以行其志，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造福于同胞，他们“不惜改弦以应之”，“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他最后写道：“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斯变而非变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这里所说，正是梁启超自身的写照。实际上，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梁任公的善变一直为人所诟病，当然，也一直有人为他的善变而辩护。其实，就他的善变来说，不在有没有，而在为何变与如何变。他有一句名言：“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这或许是理解梁启超所谓“善变”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他的“善变”，既非有人所诟病于他的“反复无常”，亦非有人所讥诮于他的“心无定见”，恰如郑振铎所言：“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梁启超一生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希望找到一条能使中国自立自强的道路。这不是一条坦途，不是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时有误入迷途和歧途的可能。梁启超的“善变”恰恰就在于，他一旦意识到走错了路，就会幡然醒悟，甚至不惜执行自我批判。

他对“变”是有深刻认识的。早年写作《变法通议》，专门就“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过论述。这里所谓“变”针对的固然是“法”，但他将“变”上升到自然的、社会的规律来认识：“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社会规律）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他在这里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变是自然运动、社会发展（历史）的公理，公理一般说来没有讨论的余地，只能遵循；第二，人道如何利用这个公理？他认为需要学习，需要斟酌，这样则日趋于善。梁启超善变，其思想基础就在这里。

梁启超的一生，变化很多，最初，他“日治帖括，虽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帖括是什么？就是八股，科举的敲门砖。而慊的意思就是憾、恨，讨厌。这是十二岁前的情形。后来他到广州读书，“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段为段玉裁，王为王念孙、王引之，都是治训诂、考据之学的大家。不久，他遇到了康有为，境界又有所不同了。“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这种变化还属于眼界扩大之后，自然而然发生的变化，是为学日进的意思。

诚然，通常所说梁启超的善变，主要还是指他在思想观念和政治选择上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在他一生中至少发生了三次，两次表现为思想上的变化，一次表现为政治选择的变化。

02

第一次变化发生在1903年前后。梁启超访美归来，在《新大陆游记》中记述了这次变化的始末根由。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六君子”的蒙难，使他心中郁积了满腔忧愤，言论亦日趋激烈，“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他崇尚法国革命，信奉卢梭、孟德斯鸠的学说，向往美国自由民主的共和体制，视美国为“自由祖国之祖”。《清议报》曾设有“自由书”一栏，陆续刊载过梁氏数十篇短文，是最能体现此时梁的思想锋芒的，也因此引起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强烈不满。但他此时不在日本，鞭长莫及，也无可如何。没有了老师的约束，梁启超在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交往时，就显得轻松了很多。他们很快走到一起。来往密切，打得火热，甚至开始商议与革命党的合作。对于梁启超的做法，“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而且，为了阻止他与孙中山继续来往，强行将他派往檀香山，组织保皇会。

康有为

即使有老师的严厉谴责和同学们的责备，梁启超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这期间，他与康有为多次通信，申诉自己革命、自由、民权的看法。唐才常组织自力军勤王起义，他还寄希望于能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合作，共举义旗。在檀香山，他有过借机赴美的打算，但由于疫情的原因，檀香山与美国本土之间不能通航，而国内自立军起义也到了关键时刻，于是，他被康有为召唤回国，加入到起义的行列。

直到1903年初，应美洲保皇会之邀，他才得到游历北美的机会。他曾自述此行的目的：“一以调查我皇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他是从加拿大进入美国的，从东到西，从北至南，走了近十个月，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美人华人，各行各业，谈话观察，游历体验，所有的感受、思考都保存在《新大陆游记》这本书中。事实上，访美之初，他并未放弃“革命”的主张。他三月十八日写给徐君勉的信可证：“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

长者即康有为。据说，因梁启超等人主张革命排满，康有为因气生病。为了安抚老师，梁启超在公开场合则避免“言革”，而私下里“犹不能不主此义也”。然而，数月之后，从美洲归来，梁启超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以及“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以后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则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上立论。实际上，他在美国之行的中途，其主张就发生了动摇。他在致蒋观云先生书中愤而言之：“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又说：“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其原因就在于章太炎与邹容在上海蒙难背后的乱象对他的刺激，而表达则纯属梁氏风格。至于更加理性的思考则来自他对美国政俗及旧金山华人群体现状的考察和认识。他在书中谈到对美国的认识：

论者动曰：美国人民离英独立而得自由。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而始巩固则可，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而始发生则不可。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此前而无自由，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经八十余年而犹未得如美国之自由。彼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府；求如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故美国之获自由，其原因必有在革命以外者，不可不察也。

那么，中国能否走美国之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呢？他在考察旧金山华人群体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相当悲观的。他言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因为他从旧金山华人身上看到了诸多的缺点：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四曰无高尚之目的。他说：“此实吾中国人根本之缺点也。”因而他认定了今后的任务，不是鼓吹革命，而是开民智，新民。《新民说》自1902年写到1904年，其中前后论点的变化恰好印证了梁启超思想观念变化的轨迹。他在悲观的结论之后亦表示：“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

梁启超回国后，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除了《新民说》的写作在继续，《新大陆游记》亦陆续刊载于《新民丛报》，此外还有一系列文章表明他的政治思想所发生的转变，如《答飞生》《答和事人》《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俄国立宪之动机》《论俄罗斯虚无党》等，而其后所作《开明专制论》，更是此一转变的代表作。戊戌政变之后回到家乡的黄遵宪，于1902年与海外的梁启超回复了联系，他也注意到了梁氏的变化，他在1904年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这里所谓太平世，来自《春秋公羊传》，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人类历史经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进而达到大同，而与此相应的国体或政体，即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而所谓俄罗斯之梦，则指俄罗斯正在兴起的君主立宪运动。

03

1920年初，梁启超欧游归来，思想再次发生巨变。这一次改变虽不似前一次之惊天动地，却是从根本上动摇，以前的梦纷纷破碎，不得不改弦更张。这一时期他的观感和思考，都写入《欧游心影录》这本书中。

1919年中国欧洲考察团在巴黎，前排中为梁启超。

恰逢此时欧战告终，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于是，他便筹画赴欧，“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同行者有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振飞、杨维新。他们自1918年12月23日由北京动身，1920年3月5日抵达上海，在欧洲一年有余，足迹遍及欧洲大部分国家及主要城市，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做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此时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新局面的出现让梁启超感到惊心动魄，他意识到：“这回大战，还不是新世界历史的正文，不过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捩段落罢了。”

梁启超继而思考变化背后的社会思潮，“思潮不健全，国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敝”。他首先注意到欧美流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并且指出：“社会上的祸根，就从兹而起。”他认为，社会上的两极分化，贫富阶级对立，就是提倡自由竞争的结果。他进而指出：“到十九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如果考虑到梁启超思想启蒙者的身份，就应该承认，这曾经是他的信仰，特别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这八个大字，更为他所推崇。我们只要读一读《新民说》中前面的那些章节，如《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生利分利》等，则不难理解梁启超当年的想法。而当欧战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摆在他的面前时，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一切的根源，因而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而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

引起梁启超思想震撼的另一方面，是科学万能的盛行所造成的人类精神生活的贫困化。科学固然是好东西，近代以来社会的一切进步无不与科学有关。而一旦科学取代宗教成为人类的唯一信仰，成为君临一切的主宰，一切都归于“自然规律”、“必然法则”，鼓吹一种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结果是将人的精神寄托完全取消，宗教所造成的人类情感和至善的道德信仰，也因此崩毁。更令人感到恐怖的是，死后既没有天堂，生前也就无所谓善恶。人又何妨尽我的手段来满足我的欲望。于是，他极为沉痛地言道：“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诸君又须知，我们若是终久立在这种唯物的机械的人生观上头，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同是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总之，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喫。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

梁启超

梁启超不仅寄希望于可爱的青年，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我们看他旅欧回国后所讲述、所著述的东西，几乎全部集中在本国思想文化领域，其代表作就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对于墨子、佛教、韵文的研究，不一而足，构成了梁启超最后十年的学术风貌。

04

梁启超在思想上的两次巨变，如上所言，此外，他在政治上，对于国体、政体的选择，也有过相应的变化和调整。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举义，随后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独立风潮。转过年来的2月12日，清帝宣统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中国延续二千余年的君主制亦告结束。随后，民国成立，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武昌事变发生时，梁启超还在日本。此时的梁启超，应该已经看清了时势变化的潮流。全国舆论日趋于革命和共和，尽管袁世凯在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三天即发电提醒他，国体问题尚待国民公决，但以当时国内形势而论，君主共和似乎已无须再计。不过，梁启超还不想就此放弃坚持多年的君主立宪，这期间，他曾潜回大连，游旅顺和奉天，就是希望再做最后的努力，奋起一搏。因为他担心，如果中国非要选择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恐怕不仅不能致治，反而会天下大乱。不过，他的努力无果而终。宣统三年九、十月间，他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对君主立宪的无望发出了沉痛的叹息：

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令此事殆成绝望，贻我国民以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吾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僇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吾度。盖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不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十年来之所以慎于发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计也。虽然，吾盖误矣。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贻我中国以难题。使彼数年以来，稍有分毫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使所谓十九条信条者，能于一年数月前发布其一二，则吾民虽长戴此装饰品，视之如希腊、那威等国之迎立异族耳，吾知吾民当不屑齗齗与较者。而无如始终不寤，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

梁启超（左）、袁世凯（右）

君主立宪既然无望，梁启超遂选择接受民国这个现实，与袁世凯合作，共建民国。虽说武昌事变之初，梁启超便制定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但真要尽弃前嫌，与袁世凯言归于好，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袁世凯在戊戌年的所作所为，深深地伤害过他们，甚至造成了“六君子”的蒙难，康梁亦亡命海外十余年。但梁启超很能适应时势的变化，他也看到，君位既不能保全，局面的稳定又离不开袁世凯和北洋，与袁合作就是最佳选择，即所谓“顺时势则易为功，逆时势则难为力”也。曾有人把“辛亥革命”比作英国的“光荣革命”，虽然未必恰当，但就和平过渡，以非暴力方式实现清帝退位，建立民国来说，也不能说是过分。而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功莫大焉。以前的历史叙事，多把袁世凯此时的表现，比作曹操，恰恰忽略了他在此时的历史作用。而梁启超则看到了这一点，从国家命运和大局出发，他宁愿捐弃前嫌，选择与袁世凯合作，尽管本党内有许多同人并不理解和认同，甚至对他产生误解。

康有为曾批评梁启超的善变，指责他的“流质”，而梁启超亦坦言：“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这正是梁启超常变常新的原因之一。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变动、转型的时代，梁启超只是想努力适应，与时俱进，跟上这种变化而已。郑振铎很欣赏梁启超的“善变”，他说：“梁氏始终是一位脚力轻健的壮汉，始终跟随了时代而走的。”

文章来源于玺璋评论 ，作者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