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叙事:中国近代史的熟悉和陌生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之所以把目光放在19世纪最后十年(本书)和辛亥革命前十年(待出版)。一方面是因为难以展开更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段历史无比深刻地体现了古老中国面对现代世界的挫折和转变。19世纪末十年,中华帝国被刻骨铭心的战败震惊,第一次弥散出全国性的危机感(1894—1895),仿效海外的政治改革(1898)随后而至,不幸的是,连续的失败至世纪末演化成巨大的灾难,一场国家参与动员的全民排外运动震惊了世界,并引发了新的国际战争(1900);20世纪前十年,人们目睹了现代化意义上的“新政”和它巨大的后果:立宪政治引入议会制度并实施了有限民主选举,伴之以“废科举”这样的惊人之举。然而改革的犹疑难以满足被激发起来的社会期待,革命者最后胜出,帝制中国骤然终结,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意外诞生。贝内德托·克罗齐
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从这个角度说,每一次新的叙事都将“创造”出新的历史。本书很难说属于哪一种叙事类型,从时间上看,它带有编年体的线性时间属性,涉及人物多属精英。并非作者多么热衷于“精英史观”,而是承认一个事实:就本书所涉历史,推动中国改变的力量仍主要是自上而下,即使在1895年后,一些相对边缘的人物,如康梁等人,发挥了力量,但他们或进入核心权力圈,或借助其力量,而且这些人(包括革命领袖如孙文等人)本属知识精英,远非普通民众。如果我们要描述这段历史概貌,必须首先看到少数人的核心作用,而非普罗大众。事实上,我并不觉得关注精英人物的叙事是过去式,在中国尤其如此。这方面它和新的社会史、文化史、地方史和微观史学一样,需要重建叙事的努力之处还有很多。《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国际政治、中外交涉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要线索,分量较其他近代史著作要重。今天,20世纪50年代颇受重视的“冲击—回应”模式早已风光不再,自从《在中国发现历史》(柯文)推出中文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时风起。尽管一些学者提出诸多商榷或质疑,“中国中心观”迄今仍颇得社会心理。或许强调外部世界的巨大影响并不符合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和它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不过只要我们从历史本身出发,就会看到这并非事实。和西方接触之前的清帝国已经落伍,社会结构却相当稳定,这种秩序正是自1840—1850年代开始松散、瓦解的。19世纪下半叶之后的自强运动、对外战争、变法、排外运动和立宪新政,直接原因几乎都源于外部而非内部。可以说,北京应对外部世界时的被动和滞后,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亡。当然,它实际是一种“合力”,事实上,“冲击—回应”模式的提出者费正清并没有忽略内部因素,他在同期另一本著作里指出:“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对西方的调适都必须着手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正是那些特殊性才使中国对西方的一切表现得极不适应。”(《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今天,人们仍需冷静地承认,外部世界对清帝国的巨大影响并非一种落伍的陈词滥调,而是保持了相当久的生命力。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下重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这种历史视角值得格外关注。《失败:1891—1900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
作者:李礼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特别声明
本文为正观号作者或机构在正观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正观新闻的观点和立场,正观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最新评论
打开APP查看更多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