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古代宋元明清书法善本丛帖，大家都会习惯于认为它是汉字书法的重要文献，是依托于文字的证经补史功能，于是理解立场上必然偏向于文字、文史、文献的视角。但我特别想强调的是，这部预期卷帙浩繁的《中国善本丛帖集成》，首先应该定位为“图像文献”，只不过它是筑基于文字、汉字、书法而不是以绘画美术物象形象为基础的“图像文献”。

【“图像”认知】之所以认定它应该是“图像文献”，是因为刻帖丛帖从宋元以来千年，愈见发达；但到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照相术、现代印刷术、珂罗版等等出现，刻帖丛帖迅速消失被淘汰出局。请注意：前后之消长兴亡，均立足于“图像”（文字式图像）传播立场而不只是仅关注文字汉字的古籍刻本即“版刻”。换言之，照相机与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了刻石拓墨的古老工艺。这样的提醒，可以取当代甲骨文、金文、简牍已有出版物为例，更与它们多关注文字释义而少书法图像追究的情况很相类似。所以需要特别“点题”一下。

【碑帖殊途】｛帖学｝之丛帖（石刻拓本）在古代的编刻，迥不同于｛碑学｝的石刻。

｛碑学｝首先是出土文物、考古发现，自身并没有作为习书范本的立场。｛碑学｝的成立，更嘱目于作为一种书史解释或作为大历史观的书法发展新脉胳的提示梳理。

｛帖学｝则无此史事优势。它更多地表现为是一种元明清士大夫显示高雅风度情趣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之之一。它的“证经补史”的功能目标并不重要且不清晰。

【学科意识】就刻帖丛帖研究本身而言：当务之急，是应该要建立一种“学科意识”：比如是否要有新的分类结构、编排结构？再比如：书写、摹石、镌刻、墨拓、版次；作者、帖主、年代、体量、递藏、著录之分项研究？从而构成一个现代性学科之“丛帖之学”。关键是：它是“学”，而不仅仅是史述罗列。

【“帖学”的误解】这次“善本丛帖”项目的推进，牵涉到我们过去对“帖学”概念的释义。过去我们把“帖学”等同于二王即晋韵，于是。“帖学”似乎是从墨迹到石刻拓片。比如《万岁通天帖》尺牍，《平复帖》《伯远帖》都是帖学，所谓“江左风流”。与它相对应的则是北朝碑版石刻。但其实，这些书帖的江左风流并不是碑学（北碑）的“敌人”；｛碑学｝所针对的，是宋以后以《淳化阁帖》《大观帖》为代表的刻帖式墨拓本的｛帖学｝，而不是手书墨迹的宽泛的“帖” 。因此，｛碑学｝的载体是墨拓本；。{帖学｝的载体也是墨拓本。这反过来反而增强了丛帖刻帖在书法史释中的份量。在碑、帖之分中，｛碑学｝刻拓本是A，｛帖学｝刻拓本也是A，而不是大包大揽地包括墨笔手迹50%和刻帖拓片50%各占一半的B。

【“丛帖学”前期成果】容庚《丛帖目》和林志钧《帖目》《帖考》、张伯英《法帖提要》和启功《中国法帖全集》、王壮弘《帖学举要》，种种前期成果比较丰厚。其中容氏《丛帖目》影响最大。但它已成为以前那个时代标识。今天的《中国善本丛帖集成》如果只是沿用《丛帖目》体例逐项对标填入图像文物资料稍加解释。那可能还只是局促于八十年前的思维惯性和老做法，太老了。应在编排体例分类上，创造新的视野与做法。

【设置内结构】《中国善本丛帖集成》应该在作为顶层设计的学科建设上发力，像历史悠久的“版本学”那样，有不同层级、不同面向的分类体系和内结构生成。比如说有官刻、私刻、坊刻的区分？有蜀本、闽本、浙本的区分？有时间、地点、源流、版次、原刻与翻刻的区分？有丛帖的版式行款印记、丛帖的版刻研究学者各代名录的区分？还有拓本的木板与石板、墨色不同、刻法不同、装帧式样的区分？据此提供大量人名、器物、事件、史实、递藏、传播的海量数据，形成丛帖领域中学科建立时必须拥有的基本常识与基础框架。

我于启动这部工程浩大的《中国善本丛帖集成》的必然走向成功，作如上期望与未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