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复杂。如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在守正创新中整合各种社会思潮，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必须直面和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对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及表现进行系统梳理，对中西方文化价值及差异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与整合社会思潮的认识与思考：以历史自觉、历史主动破解“挨骂”被动；以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破解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以历史定力、历史担当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2021WT37）

关键词：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思潮；引领与整合

作者简介：李庚香，男，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哲学、马克思主义。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我们解决了“能、行、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但还面临着“举、立、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和“立、树、育”（立精神支柱、树价值标杆、育时代新人）的问题，这对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至关重要[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我们把前两个问题解决了，必须下决心解决“挨骂”的问题[2]。“挨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二是国际上的普世价值论、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3]。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向纵深发展，各种社会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复杂，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4]。

站位新时代，如何坚持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在守正创新中整合各种社会思潮，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5]，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

一、国内外主要社会思潮及其发展趋势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文明的进步，其背后莫不伴随着各种思想观点的交织与社会思潮的激荡[6]。

所谓社会思潮，指的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思想潮流，往往与社会、政治或文化方面的愿景有关。社会思潮是现实社会利益在思想上的表达，是社会气候的“晴雨表”，是众多社会热点背后的思想主导。现实社会利益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决定了社会思潮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引领与整合社会思潮，要求我们坚持大历史观、大视野观，把各种社会思潮放到世界历史进程中研究和分析，认清各种社会思潮的本质和历史渊源，看清各种表象背后的深层次根源，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一）国外主要社会思潮

当前，国际上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

1.国外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一是总体特征上，具有多元混杂的特点。当前，国际上的社会思潮多达几十种，最集中的是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极端主义等。这些社会思潮有根源、有背景，在西方众多国家泛滥。例如，新自由主义高扬“自由”旗号，在全球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兼涉经济与政治的思想潮流；普世价值论打着“自由、民主、平等”旗号，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秩序，严重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近十年来，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选举和议会中逐渐凸显，欧盟政策走向深受影响。

二是发展趋势上，呈现既融合又斗争的趋势。社会思潮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一方面是相互融合，不断接纳新的思想观点，呈现出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另一方面是相互斗争，在与其他思潮的斗争中提升，不断完善自身，以顽强的生命力求得发展。

三是国家对比上，发达国家占据主导且向外输出，其他国家被动接受。在国际社会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强势对外输出自身价值观，其他国家则被动接受而成为输入型国家。

四是传播速度上，联动与外溢效应加快。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向外传播速度加快，联动性逐渐增强。例如，民族国家之间爆发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助长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话语空间。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西方多国陷入民粹困境，对其他国家民粹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国外代表性社会思潮

从国际上看，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上的宪政民主、理念上的“普世价值”和形态上的民粹主义，集中折射了西方社会思潮的本质。

第一，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价值观上主张“个人主义”；经济上主张市场万能、彻底私有化、全球自由化和福利个人化；政治上实施所谓“民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多党制，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其依据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即人性本恶（自私），认为追求私利是每个人的本性，一切经济活动都以此为出发点。实际上，“理性经济人”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新自由主义以“理性经济人”作为不可更改的假设（公理）来推断一切问题，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7]。

第二，宪政民主。

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美国、法国也先后确立“民主立宪”政体。此后，资本主义国家大多以它们为蓝本建立起本国的政治制度。宪政民主包括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两种形式，以民主立宪为主流。

宪政民主强调私有财产和个人主义，其缺陷十分明显：一是两党制及多党制实质是“轮流坐庄”“轮流分赃”，置社会底层和非党派利益于不顾；二是公权力的运行受到利益集团裹挟，作用发挥有限；三是政权运作效率低，行政机关缺乏执行力，社会治理能力低下。

第三，“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表面意思是指普世性的价值，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以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为主要内容，常冠以“普世”名义而被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宣扬并强令他国接受，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霸凌意味。

“普世价值”不仅是西方国家打着美好价值观的旗帜而设置的话语陷阱，还是西方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国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普世价值”存在明显的理论误区：一是把特殊价值等同于普遍价值；二是沦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俘虏；三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抹杀了中西价值观的差异。

第四，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又称平民主义、大众主义，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把社会分为平民和精英两个阶级，拥护平民掌控政治，反对精英或贵族掌控政治，最初兴起于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鼓吹革命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8]。民粹主义本质上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

民粹主义与网络结合极易催生网络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以对抗精英和政府为基本目标，其价值观具有极端性，情感具有煽动性，参与群体具有模糊性，传播路径具有发散性。在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下，一个普通的事件往往被标签化和妖魔化，通过扣帽子、散布谣言、制造谎言等手段夸大和扭曲事实，利用渲染、煽动甚至谩骂、威胁等方式压制不同声音，最终造成声势浩大的网络民粹主义事件。

（二）国内主要社会思潮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伴随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国际上各种社会思潮涌入我国，相互激荡碰撞，并经过网络传播放大，渗透进各种领域，社会影响越来越深刻。

1.国内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202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等思潮异常活跃。进入2023年，这些社会思潮转入潜伏状态，但并未销声匿迹，将以新的方式和手法出现。如果再把审视视野拓展，我们可以清晰地探查到新时代十年来国内社会思潮的脉络和特征。

一是呈现“一主多元”特征。“一主”是马克思主义，“多元”是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得到巩固提升，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精气神更饱满。与此同时，国际上各种社会思潮逐渐涌入我国，如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这些社会思潮通过互联网深刻影响并改变着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念。

二是输入型社会思潮逐渐增多。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国际接轨程度日益加深，国际上的各种社会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渐趋增大，输入型特征鲜明凸显。除民粹主义、拜物主义、泛娱乐主义外，生态主义、环境主义等在中国也有一定市场。

三是后现代特征的社会思潮兴起。目前，传统社会思潮仍有广泛市场，同时，具有后现代特征的社会思潮，如拜物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等，这些随着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社会思潮，也逐步传入中国，并与其他社会思潮融合，冲击着我国传统的、主流的社会价值观。

四是互联网成为社会思潮泛滥的最前沿、主阵地、放大器。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社会思潮最大的集散地，为社会思潮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成为其操控舆论的工具。可以说，诸多网络事件的背后都有社会思潮在发挥作用。

2.国内代表性社会思潮

第一，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打着“还原历史”“价值中立”“理性反思”“范式转换”的幌子，以一些未经批判与辨析的零星史料甚至野史杂闻等为依据，随意编排杜撰出一些骇人听闻的历史情节与观点来博人眼球。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途径网络化、信息化，一些错误言论以极小的代价，通过微博、微信、论坛、新型视频网站等媒介迅速扩散，而部分网络大V、社会公知和所谓的“意见领袖”也在种种利益驱使下，推送各类所谓“历史内幕”“历史解密”等消息，实为诋毁英雄先烈、抹黑党和政府历史的网文，宣传错误观点，散布流言蜚语。

历史虚无主义相对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污蔑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美化外来侵略；诋毁英雄模范；歪曲近代革命史，为历史反面人物翻案；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从其政治目的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最终意图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

第二，质疑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取得巨大成就。然而，有人开始在中国特色上做文章，质疑改革开放“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9]78我们务必要始终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第三，泛娱乐主义。

泛娱乐主义指的是一种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核心，以现代媒介（电视、戏剧、网络、电影等）为主要载体[10]，将娱乐因素强加于其他事物，并以娱乐作为价值评判标准的观念和现象。泛娱乐化现象是娱乐与市场联合的结果。在泛娱乐主义的影响下，人们更愿意在虚幻的想象中寻求暂时的、浅薄的精神愉悦与满足，表现出趣味化、时尚化、肤浅化甚至低俗化的特点，进而放弃理性、抵制权威、拒绝崇高[11]。

第四，个人主义。

即个人至上，以个人为中心，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利益的思想。

（三）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思潮新走向

一是社会思潮“三多、三交”即多元多样多变、交流交融交锋的趋向更加明显。

二是网络成为社会思潮策源和传播的主要载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格局，尤其是在媒介与社会思潮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过程中，新媒体发挥了中介、催生、鼓动、引领的作用。

三是社会思潮与社会现实紧密贴合。近年来，社会思潮密切关注个体命运及其生存状态，表现出更强的现实指向性。例如，在疫情防控时期，网络民粹主义迅速迎合受众，打着“民意”的旗号，在社会上散布负面不实言论，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体制形成较大冲击。

社会热点是社会思潮的外在表现，社会思潮是社会热点的内在动因。我们既不能去意识形态化，也不能泛政治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定方向。要敢于亮剑，勇于斗争，防范社会思想分化、网络阵地弱化、主流价值观淡化；坚持攻防并举，区分清楚红色地带、黑色地带、灰色地带，主动建设，有效预警。

二、中西方文化价值之辨析

伴随着世界格局“东升西降”趋势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日渐提升，东西方文化比较尤其是中西文化比较引发了世界关注。

（一）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穷的哲学智慧，集中体现在“易”“道”“仁”“理”“心”。

1.易

“易”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是在对《周易》的解释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相传伏羲“一画开天”，后来八卦两两重叠而成六十四卦，称“先天八卦图”。商末周初，周文王姬昌将先天八卦图推演为“后天八卦图”，对六十四卦进行了重新排列[1]，还为每一卦配上了卦辞，文王之子周公及门人又给六十四卦的每一爻配上了爻辞，至此《周易》形成了卦名、卦画、卦辞、爻辞的主体内容。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周易》一跃而成为群经之首，又称《易经》。

汉郑玄《六艺论》言，“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天地万物变化莫测，但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此“简易”之理中必有绝对的不变性，因此又存有“不易”之理，而两者之义皆包含在“变易”的意义中。“简易”，即大道至简。周易哲学看起来晦涩难懂，其实是一种化繁为简的哲学，用一种简单的说法把宇宙中繁杂的万物、各种现象解释明白了。“变易”，即改变、变化。从字面意思来解释，易由日月两个汉字堆叠而成。从时间角度看，这体现着昼夜交替、阴阳相交的意思。易道之基本构成被归结到刚柔二爻，一刚一柔的交错和推荡便是变易的根本动因。“不易”，即不改变。变中有常，此常道或者规律就是“不易”。所以，“不易”就是通过复杂的现象看透事物的本质，所谓变和不变的玄机，就在于此。

《周易》是“群经之首”，其他诸子百家也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周易》的影响。后世对《周易》的理解与应用，主要分为象数与义理两大流派。象数派侧重《周易》的象征意义与数学应用，汉易与宋易是象数派的两个鼎盛时期。义理派侧重《周易》的义理内涵与哲学思想。魏王弼之后，义理派基本主导了易学的发展。

2.道

“道”就是恒常的真理，即使事物随着时空变幻，恒常的道不变。

“道”，字面含义为道路，引申为“人物存在变动所经由的程途”，而所谓的“经由的程途”，就是“物所遵循的规律”，并且在不同物的不同规律之后，存在着“更根本的规律”或者说“普遍的规律”。

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老子提出“道”这一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奠定了以道为归旨的道家思想基础。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道家的主要观点：一是强调事物的相反相成；二是对立统一思想；三是万事万物的循环反复；四是道的恒久不变。

道家思想恢宏玄妙、博大精深，尤其是“无为”“不争”“以柔克刚”“以德报怨”的思想，“知足”的人生态度，对人的欲望有降压、缓解之功，其“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也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宏大超越的精神和不畏艰难的气魄。

3.仁

“道”落实到个人层面，就是“德”，就是“仁”“义”“礼”。儒家的五常不是并行的，认为“仁”是道德的核心，义、礼、智、信等都以仁为前提，否则便无从谈起。

“仁”指好的道德，儒学也因此被称为仁爱之学。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就要求人与人之间以恭、宽、信、惠、敏的态度相处，使人与人都保持温良、谨慎、宽容、谦恭、信任、文雅、礼让、快乐的品性，这样才能使天下所有的人相亲相爱，过上幸福的生活。孔子的“仁”，不是小恩小惠妇人之仁、匹夫之仁，而是治理有方造福民众的大仁。孟子把仁爱精神由亲人推广到宇宙万物，并进一步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提出著名的“仁政说”。“民为贵，社稷为轻，君次之。”“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仁学思想顺应历史潮流，对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仁并非外在的普遍道德律令，而是一种“见其生不忍视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自觉意识。仁的品格不是与生俱来的，对仁的实践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孔子每论及仁，都不说仁“是什么”，而是说“如何做到”仁，人们只有通过不断实践，才能近于仁、依于仁、安于仁。

4.理

理学是北宋以后在儒学的基础上援用佛、道哲理而形成的一套新儒学。

北宋理学的代表性人物有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等。尤其是二程“天理说”的提出，石破天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程确立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把忠孝节义提升到“天理”的高度。“天理”的核心是“仁”。程颢强调“仁”，认为仁是天地的大德，人而能仁，即能与天地一体，我之心与圣人之心均相同，所以欲传圣人之道，扩充己心到“仁”的境界即可。程颐认为，一物皆有一理，物不能离理而生。他把天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对自然、社会和人生诸问题作出了系统的解答。南宋的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

理学探讨的范围比西方哲学更广，它不只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还要明确规定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该有的行为准则。通过探讨理事关系，理学家们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条内在超越的出路，推动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巨大飞跃。

5.心

“心”即心学、心性论。“理”是世界的“理”，落到人身上便是“心”。

心学由南宋陆九渊发端，明代王明阳集大成。其理论核心是“知行合一”，对程朱理学的僵化起到了纠偏作用，并进一步推动儒学从庙堂走向民间，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精神生活方式[1]。

心学的核心内涵，一是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万事万物只有人类意识参与时才能明白。二是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件事。知得真切，知得笃实，便是行；行得明觉，行得精察，便是知。知的过程与行的过程是相终始的。三是修身正心，致良知。人要听从内心光明的指引，不停地磨炼、升华，激发成长的潜能。相对于理学的压抑人性，心学则是解放人性的，对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诸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易、道、仁、理、心”是中华民族的本体论，也是最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数千年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仅塑造着世界文明的中国特色，也推动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通过以上梳理不难发现，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体现为“诚、谦、中、生、和”。

“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立身做人的基本规范，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礼记·中庸》有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认为“诚”是天的根本属性，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一切事物的存在皆依赖于“诚”[12]。显然，“诚”就是我们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境界。

“谦”即谦虚、谦逊、谦让、谦和、谦厚、谦恭。《说文》：“谦，敬也。”《易·系辞》：“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又，谦者，德之柄也。”“满招损，谦受益”等格言，早已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

“中”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到好处。哲学家方东美说：“中字代表了整个中国的精神。”《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论语·尧曰》也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虞舜在禅让大禹王位的时候，寄语“十六字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孔子强调“中庸”之道。老子的基本思想亦是“守中”“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生”体现的是生命、生长、生产、生活、生态、生意，生生不息，贯穿其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只有以黄河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璀璨无比？这正是因为黄河文明是一个开放创新的体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生生不息”。如果说“中”代表的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本原状态，“生”就是创造生命并不断优化完善的过程，有“中”才有“生”。在孔子看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易传·系辞传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所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程颢“以生释仁”，开创了儒学发展的新境界。

“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和”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包括个体自我的“心平气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还包括人与社会的“政通人和”。《中庸》讲“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还讲了“中”“和”之间的关系，“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保合太合”“万国咸宁”“天下和平”都是其体现。

中华文化最为博大精深之处，在于其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精神特质。在“诚、谦、中、生、和”等价值理念共同作用下，中华民族孕育并发展了“共同体”概念，过去是家族共同体、氏族共同体、部落共同体，现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也是中国人民贡献给全人类的“中国价值”，其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多元一体、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和衷共济、追求统一的家国情怀，开放包容、天下大同的全球观念，对于我们确立文明交流互鉴理论，解构“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西方哲学研究的九大学说

近五百年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相继崛起，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与之相伴随，“地球是圆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历史终结论”“软实力与巧实力论”“文明冲突论”“世界是平的”“未来是湿的”等九大学说接踵而至，成为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理论支撑[1]。

1.地球是圆的

原始积累阶段，资本主义迫切需要寻找资源和市场[1]。《马可·波罗行记》把东方描绘成遍地黄金、富庶繁荣的乐土，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完全控制了东西方交通要道，对过境商人肆意征税勒索，陆上丝绸之路断绝。此外，西方千年的神学宗教桎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人们迫切需要冲出这种思想牢笼。

“地球是圆的”，其背后是“日心说”，使人们形成了新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推动基督教新教和资本主义跃上了历史舞台[1]。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围绕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在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停滞之势这一问题，对资本主义兴起过程进行了独到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领先世界的奥秘，认为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有因果关系，是新教教徒的职业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1]。

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简言之，就是合理地创造财富，而非消费、挥霍财富。它作为近代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驱动着人们按照合理化原则开展社会活动，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从而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韦伯从思想层面、精神动力层面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让资本主义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但韦伯侧重于对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研究，逃避了资本主义对外的殖民掠夺和对内的剥削压迫。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和意识形态角度看，韦伯不过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美化和包装，掩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和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事实。

3.国富论

1776年，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发表。斯密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要素的细致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即社会分工在自由平等竞争原则下，自发遵循经济规律而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1]。如果这种经济活动不会受到干预，那么，经由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资本所有者在利用资本增进自己财富和利益的同时，他的行为也为雇佣劳动者提供了生存之路，并且会实现社会财富增加，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因此，资本以资本所有者个人利益的实现为出发点，最终实现社会利益。

《国富论》对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长达几个世纪。其局限性在于，“国富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只看到资本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和促进作用，而忽略了资本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基础上。而且，“国富论”将资本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看作是绝对的，没有意识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以及客观规律必然会导致资本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消极阻碍作用。

4.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29—1933年，资本主义社会爆发了大规模的严重经济危机，经济陷入大萧条。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他主张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刺激经济增长[1]。《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公认为是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著作，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它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为经济学说史三部同样伟大的著作。

当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逐步暴露出其局限性。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都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小修小补，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更无法在不改变社会性质的情况下解决这一矛盾。

5.历史终结论

历史终结论由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他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对垒随之瓦解，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只剩下资本主义一种模式，西方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些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简言之，就是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福山认为，无论哪一种社会存在，都使得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这一共同追求导致意识形态冲突不复存在，也使得西方民主制度成为最终的制度。人类历史在民主制普遍实现之后就走到了它的终点，民主制度普遍实现之后，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目标也就实现了，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制度下，也就不会有新的制度产生，人类历史就此终结。

然而，“历史终结论”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其实质是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性和唯一性寻找理论依据，而忽视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虚伪性。

6.软实力与巧实力论

“软实力”概念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相对于硬实力而言，软实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1]。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的吸引力[1]，它们的力量比强制性威胁更文明、更持久。

“巧实力”概念由苏珊尼·诺瑟提出，但使其发扬光大的依然是约瑟夫·奈，他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巧妙结合》一文中指出，巧实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有机结合，巧实力之“巧”主要在于“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平衡地将各种手段综合运用，以复杂的方法应对复杂的现实挑战”[13]。

然而，“软实力”与“巧实力”模糊不清、界定不明，并非严谨的学术概念。软实力本身就很难进行量化和比较，巧实力则似乎更加难以进行把握和实施。

7.文明冲突论

“文明冲突论”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1]。他认为，随着以意识形态对垒为出发点的国际关系思考模式的终结[1]，人类社会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冲突和经济冲突，而开始转向文化、文明冲突。

亨廷顿否定普世主义的文化观念，批判了以往“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主义思想，并提出建立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避免原则、共同协调原则和共同性原则[1]。他进一步指出，必须确立美国在西方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带领整个西方国家结成广泛的利益联盟，共同应对来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以继续保持西方主导世界的政治优势[1]。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局限性在于其并没有摆脱冷战的思维方式，在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凝聚力下降的情况下，他企图以非西方文明作假想敌，以维护西方的内部团结和美国的霸权地位，其本质是地缘政治学的翻版。“文明冲突论”一经问世，便引起轩然大波，贬损者多，褒扬者少，完全赞同者无。

8.世界是平的

21世纪，世界进入AI时代、技术时代。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世界是平的”。他认为，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是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新的国际体系，这种资本、技术与信息超越国界的结合，造就了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1]。

弗里德曼把全球化进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全球化1.0（1492年至1800年左右），此时的全球化准确来说是殖民化，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暴力打破国界，把世界连为一体，这一阶段世界从大变为中等；二是全球化2.0（1800年左右至2000年），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这一阶段世界从中等变小；三是全球化3.0（2000年以来），整个世界被一台无所不包的电脑联结在一起，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轻松实现社会分工，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从小变成微小。

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3.0对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次弯道超车的绝好机会；对企业来讲，应对世界的平坦化，主要还是从自由贸易角度出发，不断提升自身，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对个人来说，在未来社会，有合作能力的人，表达能力超强的人，懂得权衡、有大局观的人，随时可以改变自己的人，创新和发展的人，增加个性化价值的人，将本地文化结合起来的人，可以更好地适应世界的变化。

9.未来是湿的

这一观点由美国学者克莱·舍基提出。我们经常说计算机可以分为软件和硬件，克莱·舍基认为还有一个湿件。湿，是协同合作的态度，是思维范式由一维而万维，是交流空间打破鸦雀无声走向众声喧哗。互联网，就是未来的加湿器。

克莱·舍基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社会性工具”。所谓“社会性工具”，简而言之，就是使得人们利用互联网构建群体变得容易的一切技术手段。其主要观点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与工业化的“干”相比，未来是“湿”的。舍基指出，工业化好比一台烘干机，将社会关系中一切带有人情味的东西烘干，然后用原子式契约将个体联系起来[14]。过去的社会关系，实质上是拥有“湿件”的人迁就“干巴巴”的社会的过程。舍基认为，通过互联网，社会又能变得湿乎乎，人与人之间可以凭借一种魅力，相互吸引，相互组合，所以未来是“湿”的。如果说传统组织是无人情、物性的，是干巴巴的，那么新的时代是有人情、人性化的，是黏糊糊的，是带着湿性的。第二，社会网络形成组织力量的过程。舍基认为，新的群体行动模式可以通过可信的承诺、适合于该任务的工具和易于接受的协议产生出来，除此之外，利益指向一致、目标指向一致、虚拟网络与现实社会的对接，这几方面的相互耦合为其提供了动力源泉。

克莱·舍基认为，社交媒体在公共事务上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但社交媒体中信息的真实性、导向性，公民隐私权问题，群体行为问题，网络交易的法律规范与保护及相关监管等，都具有潜在的风险。

上述九大学说中，“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平的”“未来是湿的”是从技术层面来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富论”“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是从理论层面来讲的，讲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软实力与巧实力论”是从制度、文化、文明层面来讲的，是最深层次的文化观念。这九大学说充斥着三个核心观点：“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

通过中西方文化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的区别。

一是西方重“平等”，中国重平衡。在西方，平等观念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它追求人与人之间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各方面形式上的平等，并构成西方自由、民主的基础。相较于西方，中华文化更注重平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注重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善民生、消除矛盾、均衡发展、维持统一，以此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有序。

二是西方重“自由”，中国重自律。西方社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根基，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历来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敬畏天地、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道德，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不学礼，无以立”“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从心所欲，不逾矩”等，都是自律的体现。

三是西方重资本（以资本为中心），中国重民本（以人民为中心）。西方社会是由神本到资本，中国社会是由天本到民本。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既包括物质生活维度，也包括精神生活维度。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价值观主导的现代化，强调以“资”为本，崇尚利润至上，把人与自然界都视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为了追逐更多利润，一方面对自然界过度开发甚至滥用导致生态危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消费机器，把消费主义变成意识形态导致社会危机，甚至不惜殖民掠夺、发动战争，把环境污染、“血汗工厂”等转嫁给他国。中华自古有“大道之世”“大同世界”的朴素理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至上价值观主导的现代化，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其核心意涵是人的现代化，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四是西方重经济人，中国重伦理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是“经济人”，也称“理性经济人”或“实利人”，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工作动机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而中国文化追求“社会人”（伦理人）人设，重视“君子、小人之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看重“道义”而非“利益”。这个“义”就是我们过去说的“公心”，即当今社会强调的“公共服务动机”。过去我们主要从道德上理解君子与小人之别。今天从经济学角度看，“小人”就是“经济人”，而君子则是遵从“共同体”规则（“义”）的伦理人或社会人。

五是西方重“法治”，中国重德治。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对西方法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西方现代法治理论就是在西方古代法治思想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法治文化认为，法治内蕴着平等、公平、正义、自由等社会价值元素，代表着理性统治，只有在法律约束下，个人价值才能得以实现，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运转。中国是道德伦理型文化，非常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德治理念最早由儒家提出，主张施行“仁政”，倡导“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明德慎罚”。儒家倡导的“伦理至上”理念对中华民族影响至深，希望通过“修身”“齐家”进一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从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和谐。大体上讲，西方的法治观念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相一致，中国的德治观念则与民本思想相依存。

六是西方重个体，中国重共同体。西方文化是个体本位，把人放在个体的层面上。中华文化坚持共同体优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民族性格里，浸润着黄河文化的基因与影响。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的头上。中华民族在与洪水作斗争的过程中，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所以，中华民族选择的是共同体，包括部落共同体、氏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

七是西方重知识论，中国重境界论。《道德经》有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於无为。”意思是说，求知要不断地增加，求道却要不断地减少，越来越少，最后达到无为的境地。西方哲学长于逻辑分析方法，追求的是实际知识的不断增加。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更注重人事，注重修养，注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境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范畴。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再到现代儒学，境界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备受推崇。

三、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指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5]，是党的灵魂和旗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6]，它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恢宏的战略气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我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本大源、精髓要义、内蕴旨向。一是“四为”。历史上，北宋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知识界影响很大。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全新的“四为”观，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17]，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深厚情怀。二是“四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阶段、历史新方位、时代新变化、实践新要求[18]，坚持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相贯通，对“道路之问”“强国之问”“强党之问”“睡狮之问”作出了有力的回答。三是“三长”。面向未来，聚焦并着力破解“科学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问题、“党的长期执政”问题、“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大研究关切。四是“三之”。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道理、学理、哲理研究，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大显著特质。

我们不仅要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本真意蕴、实践要求，更要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所蕴含的“四为”“四问”“三长”“三之”，巩固文化主体性，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一）以历史自觉、历史主动破解“挨骂”被动

所谓历史主动，是指一个政党、国家或民族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所体现出的洞察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推动历史进步的精神气质和实践品格[19]。

实现历史自觉，掌握历史主动，要基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国农耕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区别在于：我们是小农经济，是个体化生产；西方是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是围绕“仁义礼智信”“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理念进行的文明化过程，而西方五百年历史是一个西方式现代化的过程。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以《国富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基础的，而我们选择了《资本论》。马克思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揭示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发展和完善，就是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为起点的。

“挨骂”问题，本质上是话语权的问题、软实力的问题。解决“挨骂”问题，关键是构建两个话语权：一是国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二是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3]。无论是国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还是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都涉及一个网络即“网言网语”的问题，都离不开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话语权的问题首先是话语内容问题[3]，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问题。在西方话语霸权面前，我们讲不好故事，是因为讲不清故事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如果没有能够超越西方文明而逻辑自洽的思想与话语体系，话语权丧失便一直存在[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世界中国学，就是要解决“挨骂”问题，让世界不误读中国、不误判中国。

（二）以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破解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0]。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21]。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迷人的独特魅力[3]，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我们党历来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2]。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教会我们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看待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如何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如何认识矛盾的对立统一，如何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构成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深层内核，对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具有重要价值[20]。我们欣喜地看到，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中国气度、中国风范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新气象。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法国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布鲁诺·吉格表示，“中国是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对自身的文化特质感到自豪，遵守国际准则，提倡互相尊重”，如果所有大国都能像中国一样，世界将更加和平。

（三）以历史定力、历史担当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拥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面向未来，我们要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坚持精神主动性、思想独立性、文化主体性，正确认识、妥善处理“本来”“外来”与“未来”的关系，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持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把握好四个关键：

一要把握内在要求，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做好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和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2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25]，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将愈加丰富。我们要深刻把握其内在联系和机理，加强对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特别是原理性理论成果的研究阐释，做到不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

二要坚守“魂”和“根”，夯牢理论创新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26]守好马克思主义之“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要求我们处理好“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开放性”的关系，善于融通各种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大胆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坚定地做自己”“与世界在一起”的同时，努力“做更好的自己”，推动实现从“世界失我”“世界有我”到“世界向我”的转变，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积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三要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回应解答时代课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源。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们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时代课题。这就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大历史观和唯物史观，以宽广的视野、长远的眼光，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规律与实践要求，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科学而有力的回答。

四要坚守人民立场，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求我们扎扎实实走好群众路线，放下架子、俯下身子，深入基层、走进群众，自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倾听群众声音，关切群众诉求，积极回应民之所需、民之所盼、民心所向，让党的创新理论深深扎根人民、造福人民。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昂扬奋进，砥砺前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守护人类和平中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李庚香。当代的精神处境：在“广泛的哲学体系”与人类精神价值指向之间探寻[J]。河南社会科学，2023.31（5）：1-16.

[2]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9）：3-13.

[3]李庚香。中原学离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还有多远[J]。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4.26（1）：9-15.

[4]王一鸣。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本面向[J]。出版发行研究，2023（12）：11-16.

[5]张佳琪。争做新征程的“奋楫者”：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大剧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宁[EB/OL]。人民政协网，（2023-12-06）[2024-01-10]。https：//www。rmzxb。com。cn/c/2023-12-06/3454775.shtml。

[6]贾立政，王妍卓，张忠华。重大社会思潮十年发展变革趋势研判[J]。人民论坛，2020（3）：12-19.

[7]查朱和。关于我国经济私有化思潮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4）：84-91.

[8]史献芝，滕祥。网络民意双重面相的政治学审视[J]。行政论坛，2010.17（6）：16-19.

[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

[10]余芳芸，牛菲。泛娱乐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其对策[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5）：345-350.

[11]邢国忠。警惕泛娱乐主义对青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4（1）：90.

[12]金瑛。论诚实德性及其养成[J]。平顶山学院学报，2021.36（6）：42-47.

[13]高祖贵。奥巴马治下的美国中东政策初析[J]。亚非纵横，2009（2）：1-6.59.

[14]姜奇平。未来是湿的[J]。互联网周刊，2009（11）：84-85.

[15]陈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J]。旗帜，2022（1）：20-22.

[16]高莹。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学理性研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5-12（1）。

[17]汪德军。紧握史志之桨高扬实干之帆[J]。新西藏（汉文版），2023（6）：39-41.

[18]本刊编辑部。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公共管理学科高质量发展[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6）：3.

[19]冉旭宏。从延安精神中把握历史主动[J]。中华魂，2023（1）：54-55.

[20]沈湘平。深化对习近平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总体性认识[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4（1）：10-18.

[21]张体义，尹晓玉，王巍。研究贾湖遗址探寻文明起源[N]。河南日报，2023-11-08（7）。

[22]陈立旭。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和运用[J]。文化艺术研究，2024.17（1）：1-9.111.

[23]董浩然，王英乔。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机理和实践指向[J]。新疆社科论坛，2023（6）：13-20.

[24]卷首语[J]。党建，2023（11）：1.

[25]郝天晓。从四个维度推动“学思想”走深走实[J]。求知，2023（12）：14-16.

[26]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求是，2023（20）：18-22.

来源：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