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记不起从哪年开始了，我养成了一个阅读习惯，每隔两个月，都会等待一种刊物的到来。这种刊物其实只有正反两页，版面如小报即上海《新民晚报》般大小（近年版面稍有扩大，但仍只有正反两页），一期也就发表二三篇文章。但我几乎每期都认真阅读，而且读得津津有味。

这种一直吸引我的小刊物，就是上海虹口区图书馆编印的《绿土》月刊。《绿土》诞生于1995年8月。一个区图书馆创办一份倡导读书的刊物，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上海乃至全国许多图书馆都有这样的刊物，只是形式和篇幅各不同而已。《绿土》最初也是朝着为一般读者服务这个方向前行的。但是很快，《绿土》呈现出了她与众不同的新面貌。1997年6月，虹口区图书馆设立“文化名人文献室”，与之相配合，《绿土》刊文开始朝介绍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生平和作品这个角度倾斜。从2000年6月起，《绿土》又成为刊登回忆文坛前辈、查考文学史实、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专刊，在全国的图书馆刊物中可谓异军突起，独领风骚。更难得的是，《绿土》不事张扬，默默耕耘，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坚持到了今天。至今年5月，《绿土》已经出版了286期，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现在，《绿土》编辑部把历年来《绿土》所刊发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各类文章加以汇编，总题《绿土文丛》，分为《那时文人》《那时书刊》《那时信札》三集付梓。这真是一件嘉惠学林、推进现当代文学阅读的大好事，或可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八个字来形容。

《绿土文丛》第一集《那时文人》中，写到的现代作家和艺术家颇为广泛，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既有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郑振铎、戴望舒、张天翼、艾芜、端木蕻良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有定评而现代文学爱好者也较为熟悉的作家，也写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引起关注的丁玲、冯雪峰、萧军、陶晶孙、穆木天、彭慧、杨骚、关露、蒋锡金、沈振黄等左翼作家和艺术家，还写到了上海有代表性的通俗文学作家陆澹安、徐卓呆、胡治藩、周天籁、顾冷观等，写到了一度被埋没的新诗人刘延陵、侯汝华、穆旦、袁可嘉、灰马等，写到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双栖的赵景深、谭正璧和王元化等，在文学翻译领域卓有建树的曹靖华、徐梵澄、戈宝权等，以及对1940年代上海文学进程颇有贡献的柯灵、范泉、钟望阳等。其中，既有对这些作家文学生涯的回顾，如《新诗运动的前驱者刘延陵》《上海文坛奇人胡治藩》，也有对他们文坛交往的梳理，如《父亲赵家璧与耿济之的一段交往》《苏雪林与胡适一次罕为人知的冲突》；既有对这些作家日常生活的追述，如《张天翼与契萌的一段情缘》《柯灵租房所折射的文人交谊》，也有对他们某一时段鲜为人知经历的考证，如《鲁彦在厦门事迹考》《戴望舒居新陆村考》等等，举不胜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不是长期生活在上海，就是在上海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而《绿土》刊发回忆和研究他们的这些文章，不但说明了对他们文学成就的承认和追念，也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虽然这些作家中有的人未必能进入文学史。

《绿土文丛》第二集是《那时书刊》，这册的内容同样丰富多彩，既有对现代文学史上部分人们熟知或鲜知的作品集、文坛回忆录乃至作品题跋的分析，也有对各种新文学及与新文学相关刊物，尤其是中小型杂志、副刊和大小文学社团的评介，还有对上海北新书局、山河图书公司等新文学出版机构的探寻。其中，《周氏三兄弟合作的唯一成果》《白蕉·〈白蕉〉·“白蕉”》《方玮德的身后诗文集和生前之“私印品”》《严独鹤北游与〈啼笑因缘〉成书前史》等文都令人耳目一新。所介绍的《小闲书》《小雅》《笔阵》《西点》等刊物，恐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家，也未必了解。即便对已有很多研究成果的《新青年》，朱金顺先生对该刊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上一则“补白”的品评，也颇有启发。陈青生先生对鱼贝及其小说的发掘，吴心海先生在《因七七事变而夭折的〈诗与文〉》中对刘振典其人其诗的追踪，祝淳翔先生披露的《陶亢德筹而未办的〈文风〉杂志》等，也都值得注意。而周允中先生对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出刊过程不同说法的探讨，更是重要的左翼文学史料。

近年来作家书信、日记已成为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绿土》近年发表的文章中，与作家书信、日记有关的也占了相当的比重。《绿土文丛》第三集是《那时信札》，也就理所当然。本集的研究文章提供了大量作家信札，撰信人有周作人、沈尹默、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叶圣陶、徐志摩、汪静之、冯至、施蛰存、邵洵美、徐霞村、丰子恺、李健吾、夏衍、阳翰笙、巴金、周楞伽、李霁野、谢冰莹、白薇、丁玲、赵清阁、胡风、贾植芳、唐湜……可谓蔚为大观。这些信札时间跨度很大，有写于1920至1940年代的，更多写于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回复研究者，追忆文坛往事的，少量当时或后来已经发表，但作者文集、全集漏收，更多的是首次面世，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如夏衍致陈梦熊忆南强书局，如周作人致张深切说《艺文杂志》，如巴金述脱离文化生活出版社经过，如多位作家致钦鸿提供自己的笔名，等等，都是难得的第一手文献。当然，研究文章作者对书信手迹的关注和辨识，对信中内容的考订和阐释，也大都引人入胜。

虽然以前大都看过，但这次重读重新编辑的这三集《绿土文丛》，我有个很强烈的感受。应该承认，《绿土》所展示的要比已有的文学史著述来得鲜活、具体和多样，是对已有的文学史著述的一个有益的补充。由此亦可见，无论编者还是作者，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意识，那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在文学史深处打捞，拾现有文学史著述之遗，补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之阙。尽管《绿土》中个别篇章还停留在一般介绍的层面，或可进一步提高，但总体而言，作者的努力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绿土》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既有作家本人、后人和朋友，也有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和人文社科机构的研究人员，还有社会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感兴趣的各界人士，数者并行不悖，涉及面是很广的。这就又使我想起“公共史学”的说法。这是近年来史学界提出的一个新说法，以对应“学院派史学”。我在这里借用这个概念，拟提出“公共现当代文学史”这个说法。我认为，研究现当代文学史，不是“学院派”的专利，非“学院派”的社会大众，只要与现当代文学史有渊源，对现当代文学史感兴趣，都可参与，尤其在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提供、发掘、整理和研究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与学院派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形成互动和互补，推动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绿土》的出现和坚持，就是一个较为成功的证明。

由公共图书馆主办的这份讨论“公共现当代文学史”的《绿土》，真好。故趁为《绿土文丛》作序的机会，我也要表达由衷的祝愿：祝《绿土》办得更好！

2024年6月18日于海上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