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集我的父亲母亲

母亲跨入我们刘氏家门时，家徒四壁，缺衣少穿，就连做饭的锅，也是漏了好几个洞，每到烧火前，需要先用一丁点面糊把窟窿眼儿糊住。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日子一天天凑合着过。好在母亲的到来给家里增添了壮劳力，“工分儿”比以前挣得多了，生活上要比以前略好一些，家的氛围也鲜活了许多。

然而一年之后，更艰难的岁月到来了。这种艰难，在全国层面表现为学校停办、教师成了“臭老九”，医院受冲击，名医被打成“右派”，大批专家学者被批斗致死。这种艰难，对我家而言，不是物质上的短缺，而是精神层面的折磨。1966年“文革”开始后，由流氓无产者任骨干的“造反派”组成村“革命委员会”，对成分不好的家庭捏造证据，罗织罪名，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人身攻击。我家成了村“革委会”攻击的重点——本来就是“富农”后代，又娶了“国民党反动派眷属”为妻，这还了得。父亲几乎天天挨批斗、写检查，而且，生产队里诸如掏大粪、背麻袋之类的苦活儿、重活儿、脏活儿、累活儿，全推给我父亲去干。亏得我父亲从小练就一身好功夫，再苦再累，父亲都咬牙坚持，没有倒下。

这种非人的待遇一直持续了十年……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很多人被批斗致死，很多家庭夫妻反目、妻离子散，而母亲始终陪在父亲身边，相濡以沫，共度时艰。那些年给我家帮助特别大的，要数我姨。母亲出嫁后，我姨回家务农陪着姥姥过日子。姨父王照义在邮电部第四工程公司（郑州）工作，条件要好很多。每次从郑州回来，和蔼可亲的姨父都约我们全家去石营村姥姥家打牙祭，我们返回时每个人肩上都要扛很多东西，给苦难主题的乐章送来一些跳跃的音符。

1976年10月，普天欢唱《祝酒歌》，一个磨难时代结束了。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为了解决人才断层问题，国家迫不及待从时间上打破招生常规，当年12月恢复高考。这件事如同一声春雷，随后，全国各地高中、初中雨后春笋般建立或恢复办学。根据上级部署，我的家乡前营和邻村后营也联合办了一所初中，但急缺师资。这个时候，村干部破天荒踏进了我家的门，以高“工分儿”的待遇劝我父亲从教当老师。这里要感谢一个人，父亲的二姨父、村里前街的杨侠普。解放前他家虽穷，但人好，奶奶毅然将二妹许他为妻。后来划成分，他家因穷受益，杨侠普不仅入了党，后来还当了村干部，没少为我家帮忙。

被春雷惊起的，还有医疗卫生事业。1978年春，万古镇卫生院的院长也多次邀请我的父亲前往坐诊执业。

面对突如其来的喜事，父亲陷入了思索，按说，作为中医世家的传承人，坐堂行医方为正途，然而又眼馋当老师的高“工分儿”待遇。母亲的一席话，使我的父亲心中豁然开朗——咱就当老师，在乎的不是高“工分儿”待遇，而是从长远考虑，可以给三个儿子提供无限的文化学习空间；况且，既有一身医术，谁也剥夺不走，当老师的同时，也永远是一名医生。

就这样，从1978年开始，父亲成了一名民办教师，教学之余辅导我们弟兄三个学习。母亲则在家务农，供养全家人的吃穿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