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节过后，我们姊妹仨打“免票”乘火车由西安到郑州，下了车，抬眼望去火车站广场十分空旷，北边是一溜小平房是烟酒水果店铺，南边的是公共汽车车站，只有一辆停在那里，问时，是去二里岗的三路汽车，四路是去南阳寨的，我仨只好坐三轮车去南阳寨西边的兴隆铺，父亲的单位：郑铁工程三段三工区，在工人的大通铺扒一块地方，就是我们的家。我兄妹三人在郑铁七小上学，我上五年级，妹上三年级、二弟上二年级，我三弟太小寄养在西安李叔叔家。

当时郑州铁路七座小学办作文突破万字关，我校组织五年级同学到黄河花园口参观，我写出《黄河畅想曲》，10050字，突破了万字大关，组办方铁二小将我的作文先放铁五小展出，我们班主任刘春元老师带我们去过，然后巡展，到铁二小时，正好校方请来了河南鲁山扫盲小学老师马小翠娘俩，小翠母亲反对她翻山越岭扫盲，小翠不听，扫盲100多户，共青团中央表彰马小翠为社会主义新青年，我们热烈鼓掌，这时马小翠给大家敬礼，小翠妈激动地说：“小翠小翠，娘的宝贝，提起从前心里惭愧，……”

然后座谈，我先发言，说：向马老师学习，我要当作家，在这座城市置放灵魂和文字。

1959年下半年至1962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我兄妹仨的月粮食标准分别是26斤、24斤、18斤，这个标准交给职工食堂，职工的标准也由月50斤分别减少到46斤，38斤，都不够吃，食堂供职工的大馍，每个4两，我们的馍票最多吃二十七八天，剩下一两天饿肚子。我们不得不采取早上少吃，晚上不吃来保证中午在学校有一个大馍享用，人说：人是一盘磨，睡下就不饿。开始有效，时间长了会半夜饿醒。

有一天，是个黑夜，我们的苦熬有了转机，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有人给我们送大馍吃，而且是一如既往地送。这黑夜也就永远地温暖我们姊妹3人的心，永远深藏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这一天黑夜，有人敲门，我起身开门，来人说，别开灯，我是炊事班徐师傅，说着，掀开棉袄，小声说，给大馍，是挤在一块的两个，弟，妹也醒了，高兴地叫，大馍！徐师傅捂住弟弟的嘴，别吭气儿，别说是我送的。我们对天发誓。    

从那个黑夜之后，每个黑夜徐师傅都来送大馍，两个扁扁的、尚有余温的大馍，我们天天盼望黑夜降临。黑夜成了我们的节日。

刮风下雨，冰天雪地，徐师傅，我们叫他徐大爷，都照送大馍不误，下雨天他淋一身水，下雪天他满身雪，感冒发烧，徐大爷也照送两个大馍，为什么是两个？为什么挤扁？我问，悄悄地，徐大爷悄悄地，说：一个不够，三个不好拿，我是把两大馍挤扁塞到怀里，趁着下宠热气大，谁也瞧不见，你看，他掀起衣服，看，肚皮上都是水泡，这没啥，孩子，你们饿的睡不着，我回来吓的睡不着，这是偷啊！          

父亲从三门峡抢修铁路回来来，听我们说徐大爷送馍的“义  举”，抹了一把泪，说：恩人哪，你们要记着！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会把这黑夜与徐大爷与大馍的故事讲给朋友听，讲给子孙后代听，在蔓延中国大地的大饥荒年代……

写《大馍》这篇文字时，我在《郑州法制报》总编任上。《大馍》先发在我报上，接着河南的《跨世纪》杂志，广东的《作品》、东北的《工人》、北京的《中国工人》杂志、《人民日报》“大地”等十数家报刊转发，《作品》主编致信，说：这就是大散文，继续赐稿。

1995年，郑州法制报独家召开全国法制报研讨会，我赴京请邵华泽、李準老师题辞，李题：“公生明，廉生威”。《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题辞：“如切如磋”。先见社长的秘书刘新，到刘秘书家，他正在让女儿看发在人民日报“大地”栏目里的《大馍》，对我说：我叫她写作文，这孩子，她女儿扬脸：什么叫大饥荒年代啊！刘新：这孩子，我：离她们太遥远了，女儿又说，那个徐大爷是小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