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交友的孟浩然

——也谈其朋友圈对其诗歌的推送

文/吴仕钊

孟浩然，字浩然，古襄州襄阳（今襄阳市襄城区观音阁附近）人氏。这是今天襄阳创建“中华诗城”的一张闪亮名片。有学者认为，孟浩然在三十六、七岁以前一直隐居在家乡（孟家所在地涧南园，也曾经隐居鹿门山），从创作的一些诗篇看，并没有多少人脉关系，何来广泛的朋友圈？也有学者指出，在开元十二年之后，孟浩然曾经离开家乡出外游学，为了求取功名，他曾经“三入长安”（包括东都洛阳），但终生未能入仕，布衣终老。有研究表明，孟浩然曾经很长时间逗留长安（包括东都洛阳），游学湖湘、吴越等地，结识了一大批友人，这就是孟浩然的人际圈。

作为这样一位大半生都过着隐逸生活，写作山水田园诗的文人，他的诗却并没有隐没在深山之中，恐怕与他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圈有很大的关系。有人说，孟浩然的“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到现在，我们对他的诗还是能耳熟能详，《春晓》曾被选入中国香港人推选的“你所喜爱的十首唐诗”之一，可见孟浩然的诗歌受众之广泛，足见其被人喜爱的程度之深，而隐居甚久的孟浩然，他的诗歌是如何传播开来的呢？这其中缺少不了一些题壁示人、艺人传唱等传播手段，可对于孟浩然的诗歌来说，不可忽略的一个传播途径就是他的“朋友圈”。可以说，孟浩然交友广泛，这些好友可以算得上是让孟浩然诗歌从山林间走向大众、文人，甚至宫廷、皇帝的“推手”，对其诗歌的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

前期的“朋友圈”

我们通常把孟浩然的一生按四个时期划分。在其生活的前期，其人际交往中较多的是与他家居不远，情趣相投的青年学子，另一部分就是襄阳这一代的佛道人士。这是因为他一直过着隐士生活，隐居于鹿门山和襄阳南郭外的南园（南山坡）。在此期间，他也会和一些禅师、上人、山人、逸人等交往，或则谈玄说道，或则诗酒遨游。如其诗《题融公兰若》所写“谈玄殊未已，归骑夕阳催。”孟浩然也曾在鹿门山举办过诗会；

游学京城，是孟浩然社交的重要阶段，也是“朋友圈”形成的重要时期。在长安、洛阳等地饮酒作诗，结交了王维、王昌龄、王之涣等诗人。在游历期间也结识了孔伯昭、谢南池等一批好友。孟浩然居家为母亲守丧时，蜀人李白慕名专程赴襄阳拜访，两人抵足谈诗，促膝论文，互相欣赏，相见甚欢。孟浩然入长安游学时曾“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丞相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尚书侍郎河东裴朏、范阳卢僎、大理评事河东裴揔、华阴太守郑倩之、守河南独孤策、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由此看来，孟浩然通过他的才华结交了不少的朋友，其中不乏名门志士、文学大家和政治门客。他们对孟浩然诗歌的传播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后来几度到吴越游学、参访时期，结交的既有故友也有新朋。在晚期隐居家乡，也有不少好友前来看望。孟浩然的人际关系对其诗歌传播的影响，可以说是有力的张扬。孟浩然在他一生中所结识之人，从来不是平庸之辈，多为有才情有想法有前途之人。这些人带给孟浩然的不仅是文学上的相互切磋，对孟浩然的赏识与赞扬，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孟浩然一起做的事、他们对孟浩然的看法对其他人都有一定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孟浩然诗歌的传播。尤其是孟浩然在洛阳与王维的结识，是促成一个诗派形成的重要基础，为唐诗气象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代文明的传播，文学作品的流布形式，出版书籍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作品研讨则是这条渠道的延伸和拓展。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历来都是与繁荣文学相得益彰的文学活动，其中文学欣赏则是文学传播的助推器，而在宋以前，文学传播受到极大的局限，唐之前虽然有了造纸术的发明（蔡伦在东汉时期改进了造纸工艺），但用纸是有条件者才可以的；宋朝有了印刷术（毕升在宋初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技术），可是，能够将诗歌或是其他文学作品印刷出来，也是需要条件的。我们试想，处于唐朝时期的孟浩然，一介布衣，他的诗歌是何以在大唐社会得以传播的？本人在撰写《孟浩然诗传》时，作了一些梳理，不外乎这样几个渠道：

一是通过文人聚会直接使诗歌得以传播。

个人举办或是参加文人集会，诗人聚首是一个可以聚集众人的好方法。在众目睽睽之下，作诗一首，若得到赞赏，必定会通过集会的这个群体一传十，十传百。这是一个传播诗歌的有效途径。好比如，孟浩然游学吴越期间，曾在万岁楼偶遇故友王昌龄，两人欣喜万分，交谈甚欢。孟浩然诗兴大发，提笔一挥而就，成诗一首《登万岁楼》，王昌龄也相应作诗。众人争相传阅，这首诗歌也同这众人相聚并相继传播开来。这种通过与文人朋友的聚首，创造了从小群体到大群体的传播机会。可见孟浩然的诗歌是在这一形式下有了更多的受众，这样能够达到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面更广的效果，不失为孟浩然诗歌传播的一种好方式。

二是通过名人效应间接使诗歌得以传播。

前面说的第一种传播途径是“小群体到大群体”，那么通过名人效应来传播，则是“个人到大群体”。现代社会，有许多解释名人效应的，诸如“意见领袖”的观点，其实，在中国古人中，早就有利用“名人”自觉不自觉地传播自己诗歌的例子。孟浩然的诗歌，得到当时名流社会、名人的认可，大众因此会追随名人的意见，特别是经过若干年以后，人们更加会根据名人的意见而去更加了解孟浩然的诗歌，而孟浩然本人，恰恰又是善于交际的文人，在孟浩然的人际交往中，他的朋友不乏名人，既有相府大臣，如张柬之、张说、张九龄等，又有州府大人等，还有著名诗人，最典型的便是李白。李白与孟浩然交好，并且十分崇拜孟浩然，曾写诗歌直抒胸臆表达他对孟浩然诗歌的喜爱。比如李白在《赠孟浩然》中直接写到“吾爱孟夫子”。李白的名气使李白自己的诗作更容易传播给大众，而在他的诗歌传播中，大家就会更加关注孟浩然，大家得知李白都如此喜爱孟浩然的诗，自然会增添对孟浩然诗歌的关注度。白居易也曾写“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张祜在《题孟处士宅》写道：“高才何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张祜出身于清河望族。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秋，令狐楚（一说裴度）表荐张祜，令其入朝献诗三百首，然为权臣所抑。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由京城东归，经宋州、徐州，纵游淮南。三年（公元823年），曾至杭州谒白居易，据传与徐凝争首荐，不欢而归。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秋，赴池州会杜牧。平生曾转徙各地，结交诗友，干谒权要，屡辟使府，因狷介不容物，不久即离去。晚年喜好曲阿（今江苏丹阳）风物，遂移居于此而终。像张祜这样的文人都首肯孟浩然，可见孟浩然诗歌的传播中的名人效应之大。有了这些欣赏、理解孟浩然的好友，并通过他们作诗以表达对孟浩然诗篇的肯定，孟浩然的诗歌传播就不胫而走。称赞孟浩然的诗歌，李白写的有5首之多，孟浩然的挚交张子容写过3首，王维、杜甫分别写有2首。这些作为名人的朋友都是孟浩然的代言人，而这些诗也充当了宣传媒介的作用，有名人的宣传，孟浩然的诗歌也就更有市场了。

三是通过人际关系创造机遇提高诗人声誉，有助于诗歌传播。

在孟浩然的朋友中，不光是文人墨客，更有名望高的重量级的人物。这些朋友为孟浩然提供了增高声望，甚至得到皇上青睐的机会，这对孟浩然诗歌传播有很大的帮助。隐居时的孟浩然多与禅师、道士等宗教人物结交，较多地与禅师僧人交往，就连当时天下闻名的高增一行和尚也对孟浩然有所耳闻，而这位一行和尚被唐玄宗召到身边时就为唐玄宗举荐过孟浩然，说其“诗才清幽，格调高雅，陛下可留意察访，为朝廷所用。”也是因为这个机会，孟浩然的名字也得以第一次被唐玄宗耳闻。之后，在唐朝数以千计的诗人中，孟浩然作为第一个布衣诗人与皇上不期而遇（有不同版本说到此事）。《唐才子传》中记载：“维待诏金銮，一旦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咢，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诏出，再拜。帝问曰：‘卿将诗来耶’对曰：‘偶不即命吟近作，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还南山。”这次机遇也是因为他得到王维的赏识，被王维私邀入府而发生的。正是有这个可以得到皇上驾临的诗友，孟浩然才有这次被皇上偶尔相见的机会。虽然这一次的偶见没有使孟浩然有官可做，但是他被皇上偶见的事在当时不仅是轰动全国的重要新闻，而且还极大程度地激发了青年士子们写诗的热情，李白在《赠孟浩然》中所写“风流天下闻”就是指的此事。这件事的影响之大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孟浩然的知名度，为其诗歌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我们从诗人孟浩然的朋友圈中，看到了他平生善于结交的生活风貌，虽然处于隐逸生活之中，但是他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推手们”，换句话说，孟浩然朋友圈的“朋友”是他的诗歌的重要推手，为他创造了很好、很多的诗歌传播渠道，使得孟浩然的诗歌闻名天下。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际关系，在诗歌传播中固然重要，但是，重要的还是孟浩然诗歌所表现的艺术魅力。我们在看到社会环境作用的同时，不能忽略孟浩然诗歌本身的特质，如果没有创作出好的诗歌，也不会有人愿意去传播。所以在文学的传播上，好的文学作品和恰当的传播方式结合才能使文学作品给人们带来更好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天研学孟浩然及其诗歌的重要启迪。

《孟浩然诗传》一书，对孟浩然的生平事迹和创作风格，都有较为详细的叙述。有兴趣者，可以参阅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