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承号会客厅本期嘉宾：俞梅荪，1953年生于北京，在上海长大，祖籍江苏太仓。1970年代在江西省南城县新丰镇农村插队7年；198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学专业毕业，进入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1988至1994年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

俞梅荪说;我的祖父俞颂华早年就读于澄中中学，后来先后肄业于清华学堂、复旦公学，此后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后，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任副刊《学灯》的主编，因介绍新知识和新思想而著称，该副刊是新文化运动四大副刊之一（其他三大副刊是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北京《晨报·副镌》和《京报》副刊）。他还曾经一度同张东荪共同主编《解放与改造》半月刊。

1920年，俞颂华作为上海《时事新报》与北京《晨报》特派员，和瞿秋白、李仲武同赴苏维埃俄国莫斯科。他们三人也因此而成为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采访苏维埃俄国的中国记者。俞颂华在莫斯科见到了列宁、莫洛托夫等领导人，所写的长篇通讯《苏俄之感想与见闻》在《晨报》进行了37天连载。1921年5月，俞颂华到柏林，此后他进行采访并进修三年。1924年，他归国，任教于大学，并任《东方杂志》编辑。1927年大革命高潮中，他随瞿秋白到武汉，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任秘书主任（该部队后来参加了宁都起义）。

中国国民党清党后，他回到上海继续任教，并办刊物。1932年5月，他应史量才的聘请，主编《申报月刊》（后来改为《申报周刊》）。该月刊创刊号上刊登了胡愈之的《动荡中的世界政局》、茅盾的《林家铺子》、巴金的《砂丁》，该刊还刊登过翁照垣的《淞沪血战回忆录》、鲁迅的《关于女人》和《谣言进家》等杂文。史量才遇刺身亡后，俞颂华和总经理马荫良代表职工宣誓继承史量才的遗志，积极奋斗。西安事变后，俞颂华和孙恩霖被马荫良派到延安三个月，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交谈，回到上海后刊发了《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长篇通讯以及大量照片，在严格的新闻检查体制下透露了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主张以及抗战的决心。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应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马星野的邀请，俞颂华于1938年春到该校任教。1940年夏，他拒绝了陈果夫送来的要求他加入中国国民党的表格，赴香港和梁漱溟、萨空了主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他转赴桂林任《广西日报》总主笔，任内获得金仲华、千家驹、胡仲持等人支持，使该报面目一新，销量大增。后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迫使该报社长黎蒙解雇了俞颂华。

1943年，他应衡阳《大刚报》社长毛健吾的邀请出任该报总编辑。任内，他积极提高办报质量，还创办了每周一期的“敌后航空版”，通过美军飞机空投到日本占领区。豫湘桂撤退后，俞颂华到重庆，应黄炎培邀请，任《国讯》半月刊主编，兼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至苏州，俞颂华继续任该学院新闻系主任，其好友马荫良、曹聚仁也应其邀请到该学院任教。

“七.七事变”八十周年，抗日电影制片人邀我座谈祖父俞颂华为抗日宣传的往事

由上海影视传播公司拍摄的抗日空战大片《永恒的飞鹰》讲述空军在保卫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与日军殊死搏斗，以淞沪会战为背景的我飞行员英勇作战的故事。

我介绍俞颂华的往事：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时，翁照垣任旅长的十九路军78师156旅就驻扎在上海闸北。翁照垣正是打响淞沪抗战第一枪的人。由于身临战场第一线，翁照垣对淞沪抗战的叙述细致入微，许多细节此前从未有人提及。一连三天，李韧之手不释卷，废寝忘食。每每读到感人之处，甚至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当年在战斗刚刚结束时，俞颂华最早采访翁照桓，发表长篇文章，可以查到：

1，俞颂华首创抗日“纸炮弹”。1943年，俞颂华在湖南衡阳任《大刚报》总编辑，为向沦陷区人民宣传抗日，鼓励民气，创设“敌后航空版”，这份八开小报（即A3)报道一周来的国内外大事，通报各战场情况。成捆的报纸由驻衡阳的美国空军飞到敌后空投，使敌占区人民了解抗战形势，增强必胜的信念。这被“美国记者认为是世界创举”，报界同行则称之为“中国新闻界向敌伪反攻的先声”，谓之“纸弹”被传为佳话。制片人李淼说：“剧本里有此内容，但不知是俞的原创和劳作。”

2，俞颂华在“一·二八事变”后，请翁照垣旅长撰写《淞沪血战回忆录》。1932年1月27日23时30分，日军向上海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我十九路军第78师156旅翁照垣部奋起抵抗，战争爆发。1932年7月《申报月刊》创刊，总编辑俞颂华约请翁照垣旅长撰纪实文。

“七七事变”八十周年，回望祖父俞颂华为旅长翁照垣发表《淞沪血战回忆录》

十九路军第78师156旅旅长兼要塞地区副指挥官翁照垣鼓励部下英勇杀敌。

图2，1932年1月底至3月，淞沪会战，我英勇的抗日将士。

1932年7月《申报月刊》创刊号发表旅长翁照垣《淞沪血战回忆录》并连载

相关链接：翁照垣将军留下的《阵中日记》揭秘淞沪血战

作者：黄加佳 董少东

80年前，刚刚在“九一八”事变中得逞的日本侵略者，把魔爪伸向了上海。他们以为能复制在东北的胜利，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上海。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上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刚刚被调到上海驻防的第十九路军，在民族危亡时刻奋起抗战，重塑了中国军人的形象。

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诸多细节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一个偶然的机缘，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韧之在异乡发现了打响淞沪抗战第一枪的翁照垣将军的遗稿——《我的回忆录》和《阵中日记》。那一段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透过翁将军的文字，又扑面而来。

发现翁照垣

翁照垣《阵中日记》

在李韧之看来，他能在半个多世纪后发现翁照垣将军的遗稿，纯属偶然。

1999年，汕头大学文学院教师李韧之，远赴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初到比利时，他租住在安特卫普市郊的一个华侨家中。房东太太早年从香港远嫁比利时，大家都叫她波琳。

在一次闲聊中，李韧之得知波琳的爷爷曾经是一位中国将军。至于名字，面对波琳浓重的广东口音，李韧之怎么也听不懂。见他一脸茫然，波琳搬来了一大摞爷爷的遗稿给他看。遗稿写在老式稿纸上，用黑色棉线装订成册。第一册封面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我的回忆录”五个大字，左下侧的落款是“惠来翁照垣述”。

“翁照垣”是谁？李韧之毫无印象。

起初，李韧之没有在意，只是礼节性地收下手稿，照旧忙着自己的学业。当几天后他开始浏览这些手稿时，却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翁照垣1892年出生在广东省惠来县。1917年，25岁的翁照垣投在陈炯明麾下，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护法战争。1926年冬，翁照垣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他又到法国摩拉纳航空学校学过飞行。1930年翁照垣在驾机时，突然遭遇发动机故障，机身下坠。他以超人的心理素质和驾驶技巧，迫降成功。这件事引起了法国媒体的关注，《小巴黎人报》曾称他是“勇敢的中国人”。

从以上的履历看，翁照垣的确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然而，这只是前奏，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则在“一二八”淞沪抗战。

李韧之对记者说：“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而言，说到‘一二八’淞沪抗战，我只知道‘十九路军蔡廷锴部奋起抵抗’。谁还知道蔡廷锴下面还有个翁照垣呢！”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时，翁照垣任旅长的十九路军78师156旅就驻扎在上海闸北。翁照垣正是打响淞沪抗战第一枪的人。由于身临战场第一线，翁照垣对淞沪抗战的叙述细致入微，许多细节此前从未有人提及。一连三天，李韧之手不释卷，废寝忘食。每每读到感人之处，甚至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李韧之告诉记者，翁照垣的遗稿有两部分。一部分为《阵中日记》，另一部分是回忆录。记者看到，《阵中日记》共七本，写在最普通的硬皮本上，记载了翁照垣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前后的情况。它虽名为日记，但实际上是一套工作记录。其中既有作战命令、行动计划、部队宣传提纲，也有军事报告和战况推进表等机密文件。文稿中许多命令、战报都是当时的原件，上面加盖的军印，虽历经几十年仍鲜红如血。由于前后字迹不同，李韧之判断，它可能是由部队中几个文书共同完成的。

《我的回忆录》共十二册，乃是翁照垣的亲笔。看得出，为写这部回忆录，老先生下了很大功夫。这十二册包括前后两稿。第二稿字迹工整，章节清晰，显然是在第一稿的基础上重新誊写的。不过，回忆录到1949年便截止了，此后他在香港生活的情况只字未提。后面的文稿是没来得及写，还是已经散佚，李韧之无法确定。“翁将军去世得很突然，来不及交代后事，更没向家人提到过这份文稿。”李韧之告诉记者。

波琳与爷爷感情很好，当年她远嫁比利时，特意从奶奶手中要来这份文稿留作纪念，但对其中的内容她却不甚了了。李韧之记得，当波琳把文稿交给他时，上面布满灰尘，显然很长时间没人动过了。“回忆录中涉及很多历史事件和地名，一般人很难搞明白。”李韧之说。见李韧之感兴趣，波琳便高兴地把文稿送给了他。

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个人史和民族记忆，李韧之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它整理出来，让后人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此后的若干年中，李韧之遍访翁照垣的亲人，查阅了大量资料。翁照垣和他经历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渐渐清晰起来。

山雨欲来

十九路军78师156旅旅长翁照垣。

1931年留学归来的翁照垣，投奔到老上级、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麾下。

当时，陈铭枢名义上与十九路军没什么关系，但由于十九路军的前身是陈铭枢率领的北伐军第10师，因此他是十九路军实际上的掌控人。在陈铭枢的安排下，翁照垣做了十九路军156旅旅长。李韧之对记者说，其实翁照垣早在1926年便在陈炯明部官至中将。只是此后几年他出国留学，错过了北伐。这期间，许多军官在北伐中建功立业，军衔反而超过了他。回国后，他只能屈居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的东北军未发一枪便撤出东北，引起了全国公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本打算派翁照垣和122旅旅长张炎组成独立旅，北上东北支援坚持抗日的马占山部。就在整装待发时，十九路军突然被国民政府调到南京至上海一线，负责京沪一带的防务。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一度闹得不可开交的宁粤两派不得不走向和解。在宁粤和谈期间，跟双方都有着甚深渊源的陈铭枢，成为关键人物。在他的斡旋下，蒋介石下野，国民党重新恢复了形式上的统一。

1932年初，孙科任行政院院长。但他并没有对政务、军事的实际控制力。很快，蒋介石复出，与汪精卫联合主政，蒋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铭枢则因调解宁粤有功，出任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的嫡系十九路军，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被调到了京沪一带负责防务。当时没人想到，十九路军就这样机缘巧合地被推到了抗日的最前线，由此也成就了一世英名。

1932年1月初，翁照垣奉师长区寿年之命接过了上海闸北、吴淞等地的防务。

当时虽已临近春节，但上海笼罩在愁云惨雾中，丝毫没有过节的气氛。由于不久前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全国各界反日情绪高涨，上海大街上随处可见抵制日货的宣传海报。在国民政府的奔走呼号下，国联理事会终于决定派遣调查团到东北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情况。

就在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东北时，日本军方却打起上海的主意。时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助官的田中隆吉战后回忆说：“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同时，板垣还给他汇来两万日元做活动经费。

阴谋就这样开始了。

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僧人在三友实业社与中国工人发生冲突。群殴中，一名日僧伤重身亡。这件事像炸弹一样在日本侨民中炸开了。

据1月21日的《民国日报》报道，20日凌晨2时，70多名日本浪人杀气腾腾地朝三友工厂方向而来。当他们走到临青路时，警察田润生试图劝阻，却被他们当场击毙。另一名警察朱伍兰见事不好，跑回警亭用电话报警，却被随后追来的日本浪人砍掉三根手指，砸烂了电话。随后，日本浪人一把火烧了三友工厂。

此后几日，日本侨民又是到日领署海军陆战队请愿，又是在北四川路寻衅滋事，砸烂了十余家贴着反日标语的商店，连公共汽车也被砸毁了。同时，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严惩殴打日僧的凶手、取缔抗日组织等四项无理要求。

为了息事宁人，国民政府一口气把这四项要求都答应下来。可日本人发动战争的阴谋由来已久，他们进一步要求在上海驻防的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

22日一早，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立刻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核实此事。在自传中蔡廷锴回忆，吴铁城在电话中言之凿凿地说：“敌的无理要求，已报告南京，必不会承认，请放心。”

可第二天，这个“必不会承认”的要求，却被南京屈辱地接受了。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亲自赴沪劝蔡廷锴撤到南翔以西地区，防务交给军政部下属的宪兵第6团。何应钦的命令让蔡廷锴无比错愕，作为一名军人，没有什么比接受这样的命令更加耻辱的了。但军令难违，作为下级蔡廷锴只能服从命令。第二天，他把撤退的命令传达给78师师长区寿年。蔡廷锴记得，当时区寿年苦涩地说：“不作军人了，回去作农夫，免至受辱。”但说归说，命令还得执行。回到师部，区寿年向负责闸北一线防务的翁照垣下令交防。

1月28日

上海“一二八”事变，与日军激战的中国军队十九路军战士。

1月21日，鉴于上海的紧张事态，陈铭枢曾组织十九路军团以上军官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会上，翁照垣慷慨陈词：“国家的军队是民众的保护者，我们应以民意为依归，现在全国民众愤怒激昂，皆望力阻侵略，如果日寇再有暴虐行动，我军应该起而抵抗。”翁照垣的发言得到在场多数军官的支持，于是会议通过抗战案。

28日，接到交防命令后，翁照垣惊愕万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龙华会议决议案，墨迹未干，何以生此变化。”

正在翁照垣思虑未定时，上海市民、学生听说十九路军要撤走的消息，3000多人集合到旅部门口，阻拦翁照垣交防。无奈之下，翁照垣只好派参谋长丘国珍给宣读军部的命令。可是市民们不管那套，他们对翁照垣说：“如果军队不抵抗，请将军械交给我们去抵抗；如果军械不肯交给我们去抵抗，则请向我们开枪，把我们杀完后，你们再开出去。”

见此情景，翁照垣和官兵们都泣不成声。一边军令如山，一边民意难违，翁照垣不知何去何从。正在两难时，市长吴铁城打来电话说，日军发来最后通牒，如果不在下午4时前撤防，他们将会采取行动。翁照垣在电话中对吴铁城说：“现在有数千民众学生围满了我的旅部，情绪激昂，部队很难撤走，请市长赶快前来晓谕他们。”这个节骨眼上，吴铁城哪敢露面，他敷衍翁照垣道：“这是你的事情，请你自己处置好了。”

关于156旅没有按时撤防的原因，蔡廷锴在自传中给出的说法是，28日晚间驻守闸北的张团长打电话对他说：“宪兵尚未接防。据报敌寇今晚向我防区进攻，请示如何处置。”蔡廷锴指示：“倘宪兵未接防，仍须固守原来防线，如日寇无故向我挑衅，我军为自卫计，应迎头痛击。”

不知是不是翁照垣有意向蔡廷锴做了一些隐瞒。事实上，当时宪兵第6团的一个连已经赶到了交防地点。然而下午当他面对群情激愤的市民时，他已经做出了不撤防的决定。他命令所有官兵做好工事，一旦敌人来犯，全力扑灭。此时，已经赶来的宪兵第6团也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反抗侵略的队伍中。

1月28日夜，日军动手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虹口花园附近的商店、居民纷纷搬着行李四散逃难。当夜在前线采访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看到，23时30分，千余名日军从北四川路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出发，向闸北方向集结。他这样描述日本兵的表现：“人人知其应处之地位而往就之，未及15分钟，各组列队皆立正待命，于是号角之声，发自黑处。台上军官一员向众发言……”日军大概认为闸北的中国军队会像东北军一样，会不战而退。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在闸北他们遭遇了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

面对日寇的集结，翁照垣打电话对张团长说：“好好准备，机会快来了。”张团长兴奋地回答：“哈哈，真的机会快来了。”在普通中国官兵心中一直憋着一口气，恨不得跟日本人狠狠干一仗，一雪“九一八”之耻。

一阵极清脆的步枪声划破长空，紧接着是密如连珠的机关枪声，日军由虬江路、宝山路、天通庵路等处，向华界冲来。“打吧，不许擅退。”翁照垣一声令下，中国的将士们打响了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六七百日军在8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我军冲来。我军虽然武器不如对方，却勇猛之极。近身搏杀中，数十名敌步兵毙命。敌装甲车发现步兵没有跟上来，仓促掉头。不料路面狭窄，几辆装甲车追了尾，我军适时地向敌车投手榴弹。失掉步兵增援的装甲车，像死乌龟般伏在路上。敌人的8辆装甲车变成我军的首次战利品。

天明后，日本战机出动，投下无数炸弹。闸北民房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也在这次轰炸中付之一炬，数十年积累的珍本善本化为灰烬。

翁照垣部的奋勇抵抗，粉碎了日本指挥官盐泽幸一“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几天后，由于援军未到，日本只好托美英法各领事出面调停，要求停战。

第一次遭遇战结束后，许多士兵都兴奋地问翁照垣，小鬼子怎么这么好打？翁照垣说，普通日本兵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中国人，完全没有日俄战争时以战死为荣的精神；而我们中国士兵身负国仇家恨，自然激发出满腔的豪情。

死守吴淞

在上海驻防的十九路军78师156旅奋起抵抗。

对于和谈翁照垣极不赞成。他认为，这只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日军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是绝不可能偃旗息鼓的。他主张应趁敌军援兵未到时，直捣杨树浦敌军司令部，连同日租界一起挑了。生怕战事扩大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同意翁照垣的主张。日军一要言和，他们赶紧坐到了谈判桌前。果不出翁照垣所料，日本人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2月2日援军一到，战火再起。

蔡廷锴得到情报，30余艘日本战舰停泊在吴淞口外，打算攻占吴淞炮台。考虑到翁照垣部在闸北作战异常英勇，蔡廷锴决定把他的部队调去守吴淞。

4日清晨，战争打响，24架敌机对吴淞狂轰乱炸。翁照垣回忆，那是他参军数十年来，罕见的惨烈场面。“即使坐于地上，地面也像在震动不息，犹如小舟漂荡大海中。对面说话，全不听见。”

在敌人的猛烈轰击下，翁照垣麾下的两个团官兵奋勇抵抗。在吴淞桥南端蕴藻滨车站附近，第四团第八连被打得仅剩下47人，连长赵金声被迫带着残部退到吴淞桥北。赵金声撤退的情景刚好被翁照垣的一个卫士看到了。翁照垣听卫士汇报后大怒说：“这样没有用的军人，你转去将赵连长枪毙！”

卫士奉命返回赵连长处，严正地说：“奉旅长的命令，你这样不中用，要我枪毙你！”

赵连长说：“你不用枪毙我，我冲回去，宁愿为国牺牲！”

于是他率领47人冲回吴淞桥南。此刻，正好敌军一个联队开过来。赵连长带领士兵埋伏在桥边的树林中，眼看敌人四路纵队往前走，他带兵从侧面袭击，给敌人来了个突然袭击。仓促间敌兵被击毙无数，后续部队也望风而逃了。在156旅官兵的奋勇搏杀下，敌人“4日上午9时占领吴淞”的狂言被击得粉碎。面对中国军队的又一次胜利，中外舆论为之一振。

除了士兵，上海市民也表现得异常英勇。吴淞之战正在胶着时，一位名叫王屏南的律师率领一百多名上海市民义勇军来到吴淞阵地请战。翁照垣虽然深为王律师的义举所感，但是让一群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上战场，终究不是办法。于是，翁照垣派参谋长丘国珍劝他们回去。可市民义勇军们壮气如虹，坚不肯走，誓要与156旅的将士们共存亡。

翁照垣只得打电话给总指挥蒋光鼐，并请蒋光鼐发拨一些步枪和弹药来。此时，蒋光鼐手中的武器也已捉襟见肘，他七拼八凑了百余条破枪送了过来。

根据侦查，翁照垣探知宝山方面没有敌人。于是他派王律师率领众人去守宝山。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王律师等人刚到宝山，200余敌军就乘船企图登陆。没受过训练的市民哪见过这阵势，立刻乱了阵脚。王律师赶紧给翁照垣打电话，请求增援。

翁照垣在电话里说：“好！你们沉着抵抗，我马上调大军来增援。”其实哪有什么大军？翁照垣把宋希濂刚刚支援给他的两挺机枪和几个射手派了过去。这几名机枪手还真不辱使命，竟把来犯的日寇打得狼奔豕突，仓皇而逃。后来，日军以为宝山驻有重兵，再也不敢来犯了。

在十九路军坚持抵抗的一个多月里，翁照垣驻守的吴淞始终固若金汤。日军不得不改弦更张，从别的地方寻找突破口。

日军三易主帅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左四）和第5军军长张治中（左三）共商抗日

久攻不下，2月13日日军再次易帅。日本陆军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取代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指挥在沪日军。

由有陆军背景的植田谦吉挂帅，使进攻上海的日军从此前的海军，变成了海陆空联合出击。其实，早在日本制造上海紧张局势时，日本陆军中央部曾考虑向上海增派陆军，但被骄横的日本海军拒绝了。

日本陆、海军之间，一向不睦。“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成了日本朝野心中的英雄。日本海军对此非常眼红。驻扎上海的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在给同僚的信中，急不可耐地说:“不能让陆军抢了风头。我们海军也要赶快表现表现。”

因此，日本海军成为“一二八”事变的始作俑者。日本策动“一二八”事变只是为了转移国际舆论对东北的关注。其实，此时他们并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中国军队抵抗之坚决、英勇，出乎日本人的预料。曾放言“4小时了事”的盐泽幸一，率队打了五六天，寸功未获。盐泽被免职调回了日本。亲眼见证“一二八”事变全程的斯诺，在报道中评价盐泽：“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而逃。”

盐泽的继任者是日本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当时的军衔是中将。野村同样狂妄，对西方记者公开放言：“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

结果，野村虽然得到大量增援，但始终强攻吴淞不下。野村虽然在“一二八”事变中走了麦城，但在9年后的珍珠港事件中，却把美国人蒙了。当时，野村任日本驻美大使，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让美国人把他当成了“心地善良、真诚、毫无奸诈的野村吉三郎将军”，由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赢得了时间。

野村的进攻计划被粉碎，被迫休战之时，植田谦吉率领日本陆军第9师团和一个混成旅赶来增援。第9师团是日本最精锐的甲种师团之一。当时隶属关东军，长期驻扎朝鲜。

此时，在沪日军兵力已达3万多人，飞机60余架，大炮70门，并有数十艘军舰停泊于吴淞口。18日，重兵在握的植田谦吉向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军队于2月20日下午7时前撤出战线……

十九路军对植田的回答是一次集中炮击。

此时，由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5军赶到了淞沪战区，归蒋光鼐统一指挥，担负起防线左翼的防守任务。这是整个“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得到的唯一一次来自国民政府的军事增援。

19日下午16时，距离植田所谓“最后通牒”的时限还有一天多的时间，日军再次发动了攻击，主攻方向是中国军队左翼的庙行、江湾一线。在这里爆发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

日军的进攻空前疯狂。危急时刻，张治中亲率预备队身先士卒。日军付出惨重伤亡后，并未取得突破。一直处于防守地位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的指挥下，也发起了反突击，将日军第24混成旅合围，双方展开白刃近战。若非植田拼死派重兵救援，日军该旅几乎被围歼。是役，日军被歼灭800多人，庙行一役当时被中外媒体视为中国军队的最高战绩。

25日，日军卷土重来。在顶住了一整天猛烈进攻后，蒋光鼐制定了反攻计划，决心于当夜全线反击，围歼日军第9师团主力。

就在这时，蒋介石电令传来：“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29日）东（1日）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6日）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厥。”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探究这封电令文字背后的真实用意了。当时的国民政府虽然派系斗争激烈，但各方对“一二八”事变的态度却都是“求和”，区别只在于何应钦等人的“不战求和”与蒋介石等人的“以战求和”。

十九路军将士再英勇，也改变不了国民政府战略的大方向。蒋光鼐只得下令中止出击。后来军事专家依据当时战场态势分析，若中国军队实施此次反击，胜算极大。但历史不能假设，战机稍纵即逝。

没等蒋介石设定的决战日到来，日军第四任主帅已带着大批援军兵临城下。战局发生了彻底改变。

无奈后撤

第5军防守阵地上的重机枪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这次从日本赶到上海指挥作战的日军统帅叫白川义则，军衔大将。在日本军界，白川义则是个元老级的人物。他是上一任日本陆相（相当于陆军总司令）。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还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学员的白川义则就中断学业参战。在翁照垣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读书前，白川就已经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了。上海战场上，“晚生后辈”的翁照垣要和身经百战的日军元老对垒了。

这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战争。日军方面，有称雄亚洲的海军舰船巨炮，对着中国守军轮番轰击；登陆日军前有装甲车开路，后有大炮做火力支援；空中的飞机更是如入无人之境，肆意狂轰。而中国守军的装备落后得可怜，重武器、防空武器几乎没有。战斗进程中，后方支援的几门迫击炮都被视作宝贝。唯一能与日军比较的，仅仅是人数。十九路军和第5军几乎是靠血肉之躯，扛住了日军一个月的疯狂进攻。

白川义则带来的日本援军，把这最后一点点薄弱的平衡也打破了。日本陆军第11师团和第14师团在上海登陆。此时，白川手中握有7万重兵、两个海军舰队数十艘军舰、飞机300余架。

十九路军和第5军，总兵力只有4万余人。经过了一个月的鏖战，兵力损失已近三分之一，武器损耗极大。然而，他们的防线却绵延50余公里，正面防守已经难以支撑。左侧后的浏河一线约20公里的沿江防线，仅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个连驻守。如果浏河一线失守，正面防线的中国守军，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态势。蒋光鼐深知个中凶险，但手中无兵可派，他只能一次次地向国民政府军政部急电求援。蒋介石发回仅仅是“固守”、“加强戒备”等空洞的命令，援兵迟迟不见。

3月1日，掌握绝对优势的日军，发起了不分主攻方向的全线攻击，意欲毕其功于一役，击溃中国守军。

鏖战一天，日军付出惨重损失，却并没能在正面防线占什么便宜。但中国守军的软肋还是被找到了——当日傍晚，浏河失守。

浏河告急，蒋光鼐再次急电军政部求援，还是石沉大海。

腹背受敌的十九路军，被迫撤退至黄渡、方泰、嘉定、太仓的第二道防线。这是一次主动的、有计划的撤退。正如斯诺在报道中写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外国军事观察家都称赞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很有才能，在战术上也很正确……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

翁照垣旅是最后一个撤出防线的。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接到撤退命令时，翁照垣已经决意违抗命令。

当时的战场态势，翁照垣旅基本已被日军合围，撤退只能向西，要突破日军两道防线，势必代价惨烈。翁照垣和所属两个团的团长一合计，与其在撤退路上牺牲殆尽，不如寸土不让，与敌人拼个玉石俱焚。

翁照垣的文稿中，几次流露过“上海的战事也许最终会失败”的想法。这是一个中国军人的无奈叹息，但紧随其后的句子往往是“失败是将来成功的出发点。” 败局已定犹拼死力战，翁照垣准备以决绝死战的姿态，捍卫军人的荣誉。

就在翁照垣抱定玉碎决心、死守吴淞时，一个叫吴迈的律师来到了旅部。吴迈自称是王屏南的好友，受上海市民公举而来。上海市民已知十九路军准备转移，而翁照垣旅执意不撤。吴迈就是来劝翁照垣暂保实力，撤离吴淞的。

吴迈的好意，翁照垣当即谢绝。没想到，吴迈竟然声泪俱下地跪在了他的面前。小小的指挥部中，一时无比悲壮。

见此情景，旅参谋长丘国珍给出了另一种撤退的方式：以进为退。全旅向嘉定方向撤退，途中经过庙行、杨行，皆是此前战事最激烈的地方，日军会有重兵防守。我军若击溃敌人，则乘胜转移嘉定。若战败，则以身殉国。

这个提议被翁照垣采纳。是夜，翁照垣率队兵分两路，向杨行、庙行出击。行至半途，西北浏河方向忽然枪声大震，官兵皆传是我军夜袭浏河日军，当即军心大振，两路纵队加速前进。

没想到，右路纵队穿过杨行竟然未遇敌军。接着，左路纵队也安全通过了庙行。大队人马一路来到了嘉定城郊。本来想与日军决一死战，却未遇一个敌人。翁照垣感到非常纳闷。

直到第二天，谜底才揭开。原来，该旅第四团撤退时，在吴淞桥留了一个排殿后。这个排撤退时迷了路，竟然走到浏河方向。走了几个小时，他们看见远处有灯光，本以为是追上了大队人马，可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日军在做饭。

排长不管三七二十一，带着全排冲过去就开打。枪声一响，才发现捅了马蜂窝。那里是浏河日军指挥部所在地，四下里日军众多，枪炮声响成一片。黑暗中日军也不分敌我，以为是中国大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庙行、杨行一带的日军也迅速驰援，结果却给翁照垣旅让出了路。那个误打误撞的警戒排，居然在混乱之中又误打误撞地冲了出来，仅伤亡士兵四名，失踪一人，其余全部安全撤到了嘉定。

3月2日，十九路军全部撤退到第二防线。他们通电全国：

……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籍，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防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然而，十九路军再没有与日军决战的机会了。

未实施的“救国计划”

3月3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大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

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只是为转移国际社会对“九一八”的关注。在上海有着重大经济利益的美、英等列强已经几次调停，现在国联既已出面，日本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所以，日本赶在国联大会前夕，发表了停战声明。

日本很清楚，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据日方资料统计，日本陆军战死620人，负伤1622人；海军战死149人，负伤700人。淞沪战事的规模和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日军的预料。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军队的第一道防线，却已是强弩之末了。一个并非嫡系的十九路军就让他们焦头烂额，国民政府还有上百万的中央军未动。战端再扩大，日本没有取胜把握。

殊不知，国民政府压根儿就没打算动用自己的嫡系部队。当时他们的200余万精锐部队，都在“剿共”的内战战场上。蒋介石的方针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

日本宣布停战，国民政府正求之不得。双方马上在国联的组织下开始谈判。

没想到，谈到一半，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虹口公园炸弹案件。

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天皇生日），日军在上海占领区的虹口公园举办所谓的“中日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庆祝他们侵沪的“战功”，日本驻上海的军政要人悉数到齐。正在兴高采烈、耀武扬威时，19岁的朝鲜志士尹凤吉把两颗特制的水壶和饭盒炸弹扔上了主席台。天崩地裂的爆炸过后，日本军政要人死伤遍地。

策划这起爆炸案的是有“民国第一暗杀王”之称的王亚樵。这一炸，侵沪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一命呜呼；植田谦吉左脚被炸断截肢；野村吉三郎左眼被炸瞎。三任侵沪日军首领一死两伤。此外，侵沪日军陆战队司令当场丧生，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

这次爆炸暗杀的影响，足以改变历史的走向。出人意料的是，不可一世的日军，竟然对这一事件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日本当局训令谈判代表重光葵：“停战会不以炸案而停顿。”由此也足见日本急欲结束上海战事的真实心态。

5月5日，在上海宏恩医院重光葵的病床前，中日代表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一二八”事变宣告结束。

对这次战事和《淞沪停战协定》，各方评价不一。有人认为，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历次战争，未有如此大捷。《停战协定》未损失任何主权，是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对外交涉订约最有面子的一次。也有人认为，《淞沪停战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民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承认了日本在上海及其周边的驻军权，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随着这份协议的签署，日本成功达到了转移国际视线的目的，一手炮制出伪满洲国。

作为在淞沪战场上流过血的军人，翁照垣对《淞沪停战协定》感到悲愤寒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未能将日寇逐出国门而撤退，实在是莫大的耻辱”。

“一二八”事变之后，翁照垣部驻扎在苏州。他在回忆录中隐讳地写道，这期间他曾向老上级陈铭枢提出过一个“革命救国的计划”，并郑重地要求陈铭枢不要对第三个人讲。起初，陈铭枢对他的“计划”表示同意，并约定两天后实施。可过了一天，陈铭枢给翁照垣打电话，让他一个人再来一趟南京。到南京后，陈铭枢对翁照垣说，此事关系重大，他跟蔡廷锴等人商量了一下，他们都认为不妥。这个“革命救国的计划”就此作罢。此事被翁照垣引为终身憾事。

文稿中，翁照垣特意在这个“革命救国的计划”后面标注“计划略”，显得非常神秘。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计划呢？李韧之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托远在比利时的波琳请教了她的父亲——翁照垣的三子翁天生。

谜底揭开，这竟然是一次堪比“西安事变”的政变。

翁照垣向陈铭枢提出，十九路军突袭南京，发动军事政变，劫持蒋介石，组织新政府，抗战到底。其时，十九路军驻扎在苏州，与南京近在咫尺。翁照垣提出的这次军事政变并非没有机会。对此，翁照垣非常沮丧，并在文稿中评价陈铭枢做事不够果断。

虽然这个隐秘的“革命救国计划”最终流产，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种种境遇，已经让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寒了心。

淞沪战事结束之后，十九路军被撤出上海，调往福建“剿共”。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建立反蒋抗日政权。后来，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和优势兵力攻击下，福建事变终告失败。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收编分解。这支英勇的抗日军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悲壮的背影。

在淞沪抗战中吃了没有制空权大亏的翁照垣，则赴南洋为发展民族航空事业筹款。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翁照垣再一次回到抗日前线，兑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军人，保家卫国的诺言。

本文原载于2012.5.22《北京日报》17、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