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专访 | 余世存：《金刚经》没有一个“空”字，又无处不在说“空”（上）

余世存 原创

2024-08-1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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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读《论语》，让你拿得起；读《道德经》，让你放得下；读《金刚经》，让你看得开。有这三部经典文献护身，现代人的身心就不至于那么焦虑。”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
编辑 / 杨子

“诗人、学者余世存的新书《打开金刚经的世界》，源自新冠疫情中的一次讲演。”
2020年，北大86级的同窗线上“云聚会”，这一年，正是他们毕业30周年，因为新冠疫情，线下的相聚变得困难，这场特殊的校友重聚很快演变成一系列线上讲座，除了要给同学们讲讲这30年来的人生道路，不同院系毕业的还得就自己的专业领域给大家做普及性讲学。于是，物理系毕业的讲起了量子力学，数学系毕业的讲起了为什么自己半辈子了还在钟情数学研究，而毕业自北大中文系的余世存，给昔日同学讲的主题是：《金刚经》的现代性。
“其实我一开始给他们讲的是龚自珍，结果大家又让我再讲讲《金刚经》，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身边并没有多少人读《金刚经》，反而北大的2300多名校友中，有超过10%的人熟读《金刚经》，有些人还常年吃素。”即使那些没有读过《金刚经》的校友，也流露出对这部经典的兴趣。
彼时余世存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龚自珍的著作《己亥》，那也是知天命之年他送给自己的礼物，在书中他重点研读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在余世存的心目中，龚自珍是清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和改良主义先驱，但龚自珍同时也是《金刚经》的身体力行者，除了诵经、持咒，他还以知识分子的态度校订佛学经典，佛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风气亦由龚自珍而开。

▲《金刚经》，唐咸通九年（868年）印，1900年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 图/视觉中国

余世存与《金刚经》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办公室无意中看到一本线装本《金刚经》。如今回忆起来，应该是鸠摩罗什的译本。当时他并未在意，只是很随便地翻了翻。他至今记得那本经书的古朴模样：大字、繁体、竖排……记得“无人相、无我相、无寿者相、无众生相”这样奇特的句式，但当时的阅读感受磕磕绊绊，完全没能读进去。
“我们这一代人很值得反省。我们这一批86级的北大毕业生里，有那种物理系的、在我们看来是天才式的人物，他跟我们说，他觉得我们80年代在北大读的物理学课程，比不上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西南联大读的物理学课程，从世界性的眼光、从物理学科的前沿程度来讲，他觉得有差距。我后来反思，可能人文学科也有同样的问题，导致我们的心智和思维方式欠缺。第一次读到《金刚经》的时候，我完全无知，而且拒绝，我认为句式太特殊了，我无感。像我这样对自己智力还很傲慢很自负的人，再一次接触到《金刚经》是2005年，二十年过去，我发现自己一下子就读进去了，读进去之后，就对曾经的自己感到非常羞愧。”
余世存经历过1980年代的思想井喷，整整一代人对西方哲学突然迸发出激情。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存在主义者萨特、写出古典美学杰作《拉奥孔》的莱辛、创立分析哲学的罗素……他们的著作并不通俗，当时却人人捧读，几乎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他也曾经做过不少“经世致用”的事情，开过家政公司，研究过房地产，在《中国科学报》当过编辑，在《中国土地》杂志担任过副主编，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当过执行主编，甚至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长达十年……这些履历，也构成了他的认知关键词。但他最终离开了体制，冀望成为一个既不傍商也不傍官、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回归传统文化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余世存最先被老庄学说吸引，进而又重点研究《左传》、《孟子》、《易经》等书，推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的著作。为了阐释《易经》的时间属性，余世存把太阳历系统嫁接到易经之中，提供了一套“时间模型”，借助这一模型，帮助每个人理解自己在时间中的位置，以及与世界的必然联系。他一口气写了《大时间》、《时间之书》和《节日之书》，形成了他自己的“中国时间”三部曲。

这些都是《打开金刚经的世界》的书写前提：在一个同时兼顾东西方文明的时空架构里重读经典。
从传统的广度来说，作为佛教典籍，《金刚经》在一般家庭中的地位和影响甚至要高于四书五经，即使那些不解经文奥义的妇孺都能诵读一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更是耳熟能详的偈语。
曾有年轻人问余世存，写过那么多跟传统文化有关的书，如果你可以穿越到古代，跟古人自由对话，你最希望见到谁？向谁提问？余世存毫不犹豫地回答：释迦牟尼。
他把属于文学的想象力也带进了写作过程。《打开金刚经的世界》按照昭明太子分《金刚经》为三十二品的结构，对经文进行拆分阐述。从一开始便是实景还原，不但有经文原文中描写的佛陀在舍卫国乞食、说法的现场，甚至模拟了佛陀的心理活动，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大胆的想象力。按《金刚经》“说法者无法可说”的教义，“若有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这种引申、发散和描摹，似乎都有谤佛之嫌。更有甚者，余世存不惮用基督教、希腊哲学、儒家以及老庄思想等等作为《金刚经》的解注之引。
余世存说，“我不是从佛教教义去注解它，而是从知识的汇通角度来注解，换句话说，我可能是从杂家的立场去注解《金刚经》的。这种注解《金刚经》的方式不符合佛教义理，但我个人以为它是有意义的。”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种把《金刚经》更多地视为思想著作的注解方式，可能反而为这部经典争取了更多的受众。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图书，超越千年的《金刚经》早已超越了佛教经文的范畴，潜移默化地成为中国古典思想和哲学精神的一部分。
书稿几经修订，余世存仍然感到不安。他求助作家朋友魏真帮忙审读，因她是懂佛法的人。是魏真的反馈鼓起了他的信心，她承认这本书有创见，也有点标新立异，很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她安慰余世存：一切佛理其实都不可说，所有说，都是戏说，既然如此，不妨一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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