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玲:文化在时代的热闹里幽暗奔突
编者按:
有人说,晚清民国时期的刊物,如《东方杂志》《词学季刊》《禹贡》《青鹤》《制言》《史语所集刊》《燕京学报》等等,有长久的学术价值;论今之学术刊物,《中国文化》是首选之一。刘梦溪先生主持《中国文化》三十年之久,是一个志业,也是一个大时代里的空谷幽兰,回过头看,其寂寞和坚持已经功行圆满。
刘梦溪先生的书房局部
认识梦公(文化界朋友对刘梦溪先生的尊称)有十多年了,他所住的奥林匹克小区成了我经常“朝拜”的地方。梦公有一个大而逼仄的书房:说大,是空间确实很大——错层的两间房;说小,是高半层的房间,一面墙壁全是书,一张书桌上是电脑,桌上、地上也堆满了书——那是梦公的工作间,与起居会客间错层相连,但被从地上起堆了小半人高的书墙隔开。在起居会客间,就是一张会客桌,桌子与窗户之间是梦公的椅子,另一边是两张会客椅子,除此之外,桌上、地上同样堆上了书。梦公坐的椅子旁,也码了几堆近乎一人高的书,让我常想到“著作等身”这等俗话。他身后的窗台上放着葫芦、南瓜等物件或瓜果,那些鲜明的色调,使这个肃穆的文化空间,多了一分灵动鲜活。书房四壁还挂了一些名家字画,赵朴老题的“汲古得修绠,开源引万流”尤为醒目,梦公的“无梦斋”反而隐入众山丛中。
我去梦公那里总是工作上的俗事居多,但这些事也让我学到不少东西。比如梦公对书的装帧设计非常有想法,对学术研讨会的规模、会场布置、请柬的文字,甚至请柬和桌布的色彩都有自己的标准。以至于先生有一次感慨起来,说梦公的“空间感”很强,没想到梦公非常高兴,一再点赞,说是一般人没有发现他这一特点,还向王鲁湘等人说余世存看出来他有空间感。
我与先生结合的事,也是在认识梦公之后。得知消息他大为感慨,正事抛开一边,就说起自己对余世存的看法——“这个人,还不认识,但不简单,不少人向我他推荐过;也读过这个人的文章,里面有东西淤着,还没有打开。但生活稳定下来,应该可以期待。”随后我带着先生拜访了梦公,一再感受到老辈文化人对后辈的关爱和提携。
梦公有梦。他是祖芬老师眼中的“读书种子”。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上流行“文化热”,以移介西方现代经典为主,梦公却一头扎进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之中。他在几年时间内,将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先生的著作书一字一字地读过。祖芬老师说梦公读书不分场合,在公交车上都能沉浸其中。梦公的文字都有鲜明的特色,陈越光先生说他的语言是“亦新亦旧,有文有白”。可以说梦公的学问,是从专业走向综合,从学统走向文化道统的传承。
除了读书做学问之外,梦公还有更得意的领域。比如鉴貌辨色的识人本领:某某人长相如何,又是如何为学为人,其间的关联性何在……每次谈论起此类话题,他都自得而寂寞,因为能与之对话的人太少了。余世存曾说: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否则即为不义。但他与梦公似乎也没有交流过这类话题。
自左至右分别为陈越光、梁治平、李泽厚、刘梦溪、余世存
从左至右分别为李泽厚、余世存、余玲、刘梦溪
梦公还有一个读书人同样不太关注的领域,那就是对“做梦”有心得。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的梦,用他自己的话说,“梦中景致,无所不有。有人,有故事,有山川河流,有星辰天空。梦见的人,说来还真有点讲究。七十年代,经常梦见周总理。八十年代经常梦见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九十年代经常梦见余英时先生。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十年,经常梦见季羡林先生。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刘再复、庞朴、龚育之、李希凡等,也不时梦到。……当然母亲、父亲、家人、妻子,更经常出现在梦中。好多梦,都是和祖芬在一起。”这些梦很难说有什么具体的意义,但可见梦公确实活在一种“文化生命”的状态里,他珍惜自己看重的师长和亲友。我还记得梦公宴请李泽厚先生,那应该是李先生最后一次回大陆。我和先生都去参加了,梦公神情少有的激动,说起八十年代的朋友,如今凋零星散,我们也预感到李先生离开后就不一定能再有机会见面了。临别之时,梦公拥抱了一下李先生,我看见他眼里有泪花闪烁。
梦公写过很多书,我也曾出版过他的学术选集《将无同》、《学术与传统》等等。前两年感觉梦公在做减法,他辞去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新创设的浙江大学马一浮学院,他参与设计后也很快脱身。在做完这些事后,还有一件大事需要完成,那就是他主编三十多年的《中国文化》杂志的结集出版。
书名:《将无同》
作者:刘梦溪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书名:《学术与传统》
作者:刘梦溪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书名:《王国维与陈寅恪》
作者:刘梦溪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中国文化》杂志由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是国内唯一一家在北京、香港、台湾同时以繁体字印行的学术刊物。学界的人都知道,这本华人世界顶级的学术刊物能够坚持三十多年,全赖梦公的兢兢业业、事无巨细:除了组稿、编稿,他还要操心化缘、校对、印刷、发放稿费等事务。正是因为他的坚守,这本杂志几经周折,在市场大潮时代仍坚持下来,让坐冷板凳的学者们有一块净土和家园。这本杂志在梦公心中的分量,不亚于他自己的学术研究。
梦公希望出一套《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12卷),虽然倍感压力,我觉得这是自己无从推却的一份责任。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但有梦公的坚持,有中国文化研究所同仁们的努力,《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12卷)终于编辑成册——共分为十二卷,每一卷都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研究专题,涵盖了从古代科技与文化传播到艺文与审美等各个领域,展示了三十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丰富成果。其中,第一卷《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围绕中国文化的特质、价值取向和对人类的普世意义展开探讨。第二卷至第十二卷分别聚焦于儒、释、道三家思想、经史之学、学术史、旧学商量、思想与人物、明清文化思潮、现代文化现象、信仰与民俗、古代科技与文化传播、艺文与审美等领域。
尽管书稿内容在杂志上发表过,但要成书又涉及到重新校对。为对学术负责,我们又延请外面的专业校对校稿,其中的辛苦一言难尽,而我的心也始终是悬的。有一次,我还拿了几本校稿请世存过目,他看了以后说:书是好书,值得篇篇细读,但确实有些校对和编辑方面的问题。让我更是紧张。……好在我们幸运地与上海高克勤先生联系上,由他所带领的专家重新校勘,保证了书稿的质量。
书名:《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12卷)
主编:刘梦溪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书稿编辑过程中,也得到了诸多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们的支持。戴逸、张岂之、王蒙、汤一介、李学勤、陈平原等先生都有勉励,戴逸先生还专函推荐说这套书:“主题明确、分类精当,海纳百川又不失其专精深厚,气象磅礴而又能守持中国文化的正脉。对过往三十年海内外中国文化研究最好的总结和梳理,为我们清点和盘理已拥有的收获,也为未来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复兴提供方略和进路。”如今《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12卷)终于面世,戴逸先生等几位老人家却已经辞世,看不到了。
书出版后,虞万里先生评论说,“煌煌十二卷,三四十年精華萃於一編,足以傳世矣。”陈尚君先生祝贺梦公说,“美不胜收,可说是全中华圈文化学者的总体站队,先生功在不朽!”王培军先生认为,“晚清民国时期的刊物,如《东方杂志》《词学季刊》《禹贡》《青鹤》《制言》《史语所集刊》《燕京学报》等等后来都出了影印本,有长久的学术价值,今之学术刊物,他是值得出影印印出的,《中国文化》必是其首选之一。”
梦公的小友,柳理先生感慨:“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就是当世研究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一部不可复制的传奇。这份同时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发行的刊物,网罗了海内外华文世界的一流学术人物、一流学术文章,既坚守着中国学术应有的尊严和传统,又敏锐地‘从现代看传统,从世界看中国’,深具文化风向标的引领作用。三十余年来,刘梦溪先生一直亲任主编,以文史大家的慧眼和静气,选题选人、分门定类,是以自创刊号起,每年一春一秋两刊,便有文化《春秋》之大观。三十年精要编成集,置诸书案,皇皇巨制,当世优秀学者之关切与覃思可尽收眼底。厥功之伟,又岂虚荣自大者可比伦、曲学阿世辈可言说?”
书名:《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12卷)
主编:刘梦溪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我对柳理的感受很有共鸣。这些年来,社会发展太快,很多人抱怨文化没有尊严,斯文扫地。但真正的文化事业从未中断,它像地火一样潜行、奔突。它虽然寂寞,但自有其热度、深度和广度,因为这是为往圣继绝学的承担和事业。
我个人与梦公先生结缘多年,能在他的领导下参与这一学术文化建设事业,既惶恐又倍感荣幸。在我个人看来,《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12卷)的出版,不仅是对《中国文化》三十年来优秀成果的选编,也是近三十年我国学术界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一次汇总。它为学界及大众读者开启了一个文化研究的宝库,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探讨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对于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不可错过的宝典。
书出版后,千言万语,难以尽说,汇集为一句话:“一切善念终将相遇”。当然,以我对梦公的了解,《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12卷)虽然堪称其晚年最重要的“总结”,但他可为我们奉献的工作还有不少:比如他在主持杂志三十多年间,来与跟师友们的上千封往来通信,本身就是一个大宝藏。感谢梦公,让我们看见了文化的坚守,看见了文化的力量。
*作者余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副总编辑。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原标题《文化在时代的热闹里是幽暗奔突的地火》。经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转发,配图系编辑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