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我打开手机软件，正好看到父亲开着他的四轮电动车，车头朝着大门，车屁股慢慢往院子外面退，车身很快被栅栏围墙上浓郁的蔷薇遮挡了。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我们门前的水泥路是过年前新修的。只有四米多宽，为了方便排水，路面坡度很大。北边靠近院子大门的地方高，南边靠近麦田的地方低，路面跟麦田还有30公分落差。

倒车的声音响了两分钟，镜头里并没有出现车辆向西行驶的画面。我调转摄像头，发现他的车子果然倒进了麦田里。

我拨通电话，听到他在那边大口地喘气。他安慰我：“不要紧，没栽住（没受伤）。是慢慢退进麦田里的。”原来，早上老母亲坐着四叔的车去赶集了，他自己在屋里闷得慌，想开车去溜达。

父亲还能正常走路，说要找些石板和砖头，把麦田与水泥路连接的部位垫高，自己把车开出来。被我坚决制止了。经过三四次化疗和几十次放疗，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过完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

过了一会儿，我不放心，又打开视频，刚好看到父亲在菜园里找到一根木棍，然后穿越院子往外走。

我急了，“嗨，那老头，我监督着你呢，不要再弄了。我都听到你呼哧呼哧喘了。”

听见监控里的声音，父亲抬头看了看，乖乖把木棍竖在墙边，进了屋子。我又打开屋子里的摄像头，发现他并没有坐下来看电视，而是进了卧室。估计是老老实实到床上躺着去了，我又留意了一会儿院子里的动静，发现他真的没再出来，这才放心。

一

父亲确诊小细胞肺癌是在2023年7月。4月份的时候，母亲打电话跟我抱怨，说她让父亲帮着把蔷薇的枝条固定在花架上，结果父亲连梯子都不愿意爬，只是拿绳子随便绑了几下。她埋怨了两句，父亲干脆蹲在地上，把蔷薇枝砍掉了一根。母亲急了，伸手抓住父亲胳膊往后一拽，父亲坐到了地上，气得两顿没吃饭。

其实那个时候，他的胃口已经很差了。2023年春节刚过，他开始咳嗽，在乡镇医院和卫生所输液，反反复复，始终无法痊愈，人还瘦了十来斤。5月间，乡镇医生看过片子后，说他肺部炎症很大，这才去了县医院。他自己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吃中药、输液、泡脚，用了各种治疗手段。每次通话，他都跟我说快好了。

6月，我正在外地开会，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老家医生打来的，说父亲的血项检查有一个指标异常，他怀疑生了肿瘤，已经重新抽血送到了市里的医院检测，而结果，确认了他的猜测。

等我把父亲接到北京住院，已经是7月中旬的事了。父亲在这里确诊小细胞肺癌纵膈转移。我们刚开始跟医生说好，瞒着他和母亲。但是，又是支气管镜取标本，又是加强核磁，每次还需要抽七八管子的血，父亲开始怀疑了。但他不问我，他对探望他的人说：“我都快八十岁了，我不怕死。越瞒着我越容易琢磨。”后来我们才决定，不再瞒着他。

父亲很坦然地接受了自己患癌的事实。

在北京治疗期间，有一天护士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老人不见了。下午她们去查房，看到我母亲在病房里休息，我父亲却不在病床上，大家都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原来，他趁护士没注意，悄悄脱掉病号服，偷偷溜出来，去了边上的北海公园，坐船游玩去了。

父亲做完3次化疗，从医生口中得知肿瘤缩小了，且没发现其他转移，他非常高兴，坚决不再做放疗，出院回家。他每天依旧醒得很早，靠着床背玩“斗地主”，而且手机声音开得很大。

有时候我儿子挥舞着小手，一边在客厅里给我们模仿爷爷“斗地主”的情形，一边像机器那样念叨着：“管住...要不起...过...”表演得惟妙惟肖，我父亲看到也咧着嘴乐。

父亲出院后在北京休整了一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带上母亲回了老家。说是要在老家吃中药调理，医保报销也方便。母亲给他新买了一辆四轮老年电动车，就是前面倒进麦田的那辆。他骑了几次，带我的母亲去赶集，开得虎虎生风。

不过很快，他又重新回到了医院，听从母亲和我们兄弟的建议，开始在老家医院接受肺部放疗，每周5次。连续做了三十多次后，他感觉自己状态明显好了起来，嚷嚷着要出院。

临出院前几天，他告诉我的母亲，他的腿有些打飘，我母亲担心他的脑梗发作，就推着他去做了脑部CT，结果很糟糕，脑部转移了。我回去看他，发现父亲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但他还是很配合，决定继续接受脑部放疗。又是三十多次，他每天自己穿越住院部，赶往门诊楼接受放疗，楼梯上上下下，依然走得很快。只是临近春节，更大的麻烦出现了。肝部出现了肿瘤多发转移。

二

这次，我们选择了隐瞒。不能再继续放疗和化疗，县里的医生开始束手无策。主治医师嘱咐我们把他接回家，安心过上一个好年。

但是他的身体明显已经支撑不住了。他虚弱的厉害，连最爱的手机游戏斗地主都不玩了。

每天穿着厚厚的棉衣，躺在床上，闭着眼。有人来看他，劝他下来活动活动，他才走到客厅里坐上一会儿。情绪好的时候，去书房的电脑前玩一会儿斗地主。太阳好的时候，也去院子里走上一圈。自从那次把车倒进麦田里之后，他又出了两回事。一次是距离上次倒进麦田里刚刚两天，他又把车倒进隔壁堂兄家的门洞里，路面高，门洞低，车子在空隙中卡得紧紧的。老家的村里，只有十来个老人，平时连年轻人都找不到。七十多岁的四叔从外村找了人，他们费了很大劲才把车弄出来。没想到刚过几天，又出事了。父亲开车带我母亲去一公里外的小卖部购物，调头时，没留意车顶上方悬挂着一根绳子，车子直直地撞了过去，车顶玻璃顷刻间变得稀碎。

父亲提出再新买一辆三轮。母亲答应了她，被我阻止了。我意识到，脑部放疗影响了大脑认知，父亲已经不能控制车辆了。过完年不久，他要去外面的澡堂泡澡，出来刚拉开车门，突然脚下一软，身体转了一圈。幸亏他伸手抓住了车门，这才没有摔倒。后来还是母亲紧急通知四叔过来帮忙，俩人把他送到了乡镇卫生所，连续输了几天液才有缓和。

不过再从医院出来后，母亲还是兑现了她的诺言，给父亲买回了一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母亲说，连续好几天，他自己骑着车，去了他年轻时曾经工作过的几个乡镇。

这一刻，我相信，父亲自己也预感到他离开我们的时间更近了。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向过去告别。后来我堂兄跟我提起一件事，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测，父亲心里其实明白自己的病情。堂兄从老家回苏州前，去家里辞行，当时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父亲拿出5000块钱，说是刚取的退休金，归还从他那里借的钱。

堂兄告诉我，借钱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父亲退休后喜欢上了所谓的收藏，早些年他和母亲跟着我弟弟在郑州生活，看到别人推销什么就买什么。他的购物渠道是电视购物或报纸广告，家里隔三岔五就会收到大包小裹的快递，有百年白茶、也有东北人参酒，还有各种纪念币和“金腕表”、“金项链”。价值一万多元的“百年老茶”，是用麻袋装着运过来的，父亲喝了几次，就束之高阁，一直堆在弟弟家的柜子上。

生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左手腕戴着自己买的黄灿灿的“金表”，右手腕戴着我买给他的华为运动手表，哪怕输液都不曾取下来。我看着觉得滑稽，笑着劝他把“金腕表”摘掉，结果转头他又戴上了。

抖音火起来后，随手一点就能下单，父亲又买回了很多保健药品。然后，似乎所有厂商似乎都知道了他的电话。母亲说，在他住院的几个月里，每天都有无数通外地的号码打过来，有时候他接，很耐心地回答人家的问题，后来的一个月，高亢的手机铃声时刻在响，但我的父亲再也没有接听过一个。就连没生病时，从来不离手的pad和手机游戏，也都放到了一边。

父亲今年4月底再次入院，是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尿血。医院检查后说是原发膀胱癌。但此时，他血液中的钾含量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医生说随时都有可能心脏骤停。折中的方案是局部放疗，大约七八次就控制住了。放疗前三次，是父亲自己从住院楼走到门诊楼的影像，最后五次，是亲属推着他过去的，有一次我陪着他去做放疗，发现他连爬上放疗床的力气都没有了。

尿血始终没有控制住，父亲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假期或周末，老家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地前来，他就高兴，由他们陪着，在医院走廊里散步。假期后大家各自离开，父亲的病情开始每况愈下。

五一假期，我陪着他在医院待了两天，每天下楼溜达。有时候我推着他，有时候是他自己操控轮椅，我在后面跟着。我留意到，轮椅行进时老是往右边偏，父亲放在操作按钮上的手，已经控制不住颤抖了。

三

回京的第二天，母亲在电话中说，父亲开始卧床不起了。等我再次站到他的床前，距离我离开只不过一个星期。父亲依然清醒，认得去看望他的每个亲人。只是时不时会说几句莫名其妙的话，比如他拉着我完整的手，数着“一、二、三、四”，一边念叨“怎么差一个呢？”一边又说：“为什么你的是白的，我的是黑的？”到了下午，扶他坐起来小解，他突然冲着天花板作揖：“开始唱吧。”

我问：“唱什么？”他说：“唱戏啊。”

我的心沉了下去。晚上输液不久，他似乎越来越难受，一遍又一遍推开氧气罩。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我起身去找值班医生，背后传来我的母亲和弟弟呼喊父亲的声音。

父亲就这样永远的去了。父亲生于阴历四月，卒于阴历四月，离世时，距离他77岁生日还有11天。

从确诊病情开始接受放疗和化疗，到猝然离世，父亲生命的最后期限只有短短9个月。办完他的后事，我跟母亲和家人聊起来，感觉他似乎还在我们的注视下，从来都没有离开，但是我们却再也触摸不到他的气息。就连今年以及之后的所有父亲节，他也将在我的生活里永远缺席。

算起来，之前我跟父亲单独相处的时间，短得屈指可数。

年轻时，他是家里唯一吃商品粮的，在距离家乡二十多公里的县城上班，只有周末才能骑车回家。我参加小学竞赛，初中高中升学，高考，他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我毕业参加工作，离开家乡，他生病我偶尔回来探望。他在北京或老家住院，永远只有我的母亲一个人陪护。他每次都催我们：只管走吧，不用担心我们。

办完父亲的后事，我选择了从沈丘坐高铁回京。这里也是我父亲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那时他的单位离沙颍河很近，暑假里，他会带上我跟哥哥坐船过沙河，来回来去的玩。现在我突然间觉得，时间都过去了那么久了，为什么我还记得如此清晰？而我记得越清晰，感觉父亲正离开我越来越远，远得需要我以心为路，穷尽余生去思念和追寻。

我和父亲之间，并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或依赖，随着年龄增长，从学生走向社会，从单身走入家庭，我对与父母的相处也没有了太多的眷恋。年复一年的成长着，改变着，时间就这样悄悄过去了。以致我现在回想起来，只能找到几个有限的，又非常琐碎的场景：

小时候，我跑到村南头喊他回家吃饭，我们俩隔着河沟往家走，我不时的扭头看他。突然听他冲我喊：看人时要把整个脖子转过来，不要斜着眼。

五年级暑假，大姑家有个同村的年轻人留学回村，义务办了个英语培训班，父亲听说了要送我和哥哥去学习。被打乱暑假，我很不开心，也十分抗拒，嘟囔了几句，父亲发怒了。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罚跪。在这之前，父亲甚至连一根手指头都不舍得动我们。

除此之外呢，大约是我以为的父亲的“愚蠢”。前些年，我要卖掉郑州的房子，小书房和卧室东边有一整面墙的书，大约几千册，是我在郑州读书和工作后积攒的，我分门别类地整理并捆好，堆在了地下室。等新房子买好，我准备把书搬运出来时才得知，那些书，竟然早已被父亲当废品卖掉了。他自作聪明地留下了一些杂志，说那是我挑选出来的，他知道该保留哪些。

父亲这样的人，我有时候都不忍心指责他。2021年疫情期间，我在老家给父母盖新房子，他把铺装地板砖的活给了一个远房亲戚，结果那个人连帮手都没找，只是一个人慢慢磨洋工。父亲不忍心，就帮着他倒水泥、搅拌沙子，然后一车一车帮他送进去。就连新房子的地板砖美缝，都是父亲一个人蹲在地上，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块瓷砖一块瓷砖、一条缝隙一条缝隙地抹上去的。8个房间、两个客厅和卫生间，想想都让人发怵。

结果到了结账的时候，约定的7200元钱，对方留下7000，只抹掉200作为人情。父亲自己很生气，但是当我们说要去找那个亲戚说道说道的时候，又被他拦着。他说，人家是在家打零工的，有难处。他和我的母亲都有退休工资，看病也有医保，就不要计较这些了。

作者：王杰

编辑：袁芳

统筹：李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