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记忆》连载:第一章打背包 (29)||张国领专栏(88)
打背包
谁都知道打背包不是高科技,不管你有没有文化,只要有点耐心和力气,没有学不会的。对于当兵的人来说,这是踏入兵营后的一门必修课,也是首先要克服的一道难题。虽然它没有投弹、射击那么重要,但作为应对突发情况的军人,却随时随地都会用上它。
凡当过兵的人,没有不会打背包的。因为当兵的人家当简单,一个背包几乎是行李的全部,一个背包、一个挎包、一个水壶、一杆枪,无论行军还是出差,无论紧急集合还是上一线打仗,三分钟之内整理完毕,往肩上一背,哪里需要哪出发。所以,作为一名军人,打背包是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开始的。
打背包的方式有好几种,正规化的打法是要将被子横叠四折,竖叠四折,背包带三横压两竖;不正规的有活套一拉成,边行进边操作的快速缠绕式等等。有结的一面是贴在背上的,称为背面,平整与否并不重要,因为没人看到。朝外的一面是正面,背包带横平竖直,疏密有秩。通常正面要别一双战备鞋,一把战备锹,背包之上横杆枪。打背包讲究的是四个字:快速、牢固、美观、齐备。
打背包的速度快慢也取决于背包带的缠法和摆放位置,平时不打背包时,背包带都放在床头上,无论何时打背包,伸手便可抓到。背包带有宽窄、长短两根,摆放之前先将其理顺、按一定的顺序缠好。这是一道很重要的工序,千万不可应付,因为它直接关系着你打背包的成绩,如果图一时省事而乱缠乱放,紧急集合的哨声一响,肯定会遇到背包带找不着或两根带子绞缠一起解不开,从而不能及时出击的难堪局面,若只是训练也就罢了,要遇上野营训练或突发战斗,教训将不敢设想。因此,老兵在教新兵打背包前,首先要教他缠背包带,并一再强调要长带对双,从中间卷起,卷完之后用宽带一层层由内向外将卷起的长带缠上;或者从两头折起,在中间收尾,这样一旦需要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两根带子分开,迅速找到长带的中间部位,可为打背包赢得不少时间。
在部队,新兵都怕紧急集合,因为紧急集合要打背包。这看似简单的动作,没有一段时间的训练是打不好的。记得第一次打背包是1978年的11月21日,在禹县、也就是现在的禹州市的大礼堂里,应征入伍的新兵在这里发放被装,换装之后班长要求打背包,他先在铺了席子的地板上为我们做了一遍示范,然后让我们自己打。说实话,看一遍只能记住程序,根本无法把那柔软无形的被子叠成一个方块。当时屋子外面狂风裹着雨雪,地上结起了厚厚的冰冻,可谓冰天雪地。屋内我们打北包的阵势像个热火朝天的战场,有的早把棉衣脱掉,只穿一件戎衣,就这样仍忙乱得一身大汗。班长看大家实在不能领会他的意图,就一个个地挨个帮我们打了起来,这样一来我们倒是省事了,可把班长累了个大汗淋漓。
开始我们并不理解为什么非要把背包打成那种统一的、不许改样的形态,到部队打背包多了,慢慢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是为了军人的整齐划一,为了行军奔袭时的紧凑轻松,也为了让战士在平时就养成一种像打背包一样规则、严谨、快速的作风。
在部队我打过无数次的背包,但留下印象最深的只有一次。那是我当兵的第六年,之所以对这次打背包记忆深刻,是因为我打的背包成了全队最好的,记得当时还有人拍了照片贴进了教导队的橱窗里。打背包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年我刚刚进入北京军区新闻干部教导队学习,北京军区自组建以来只举办过两期新闻教导队,我们是最后一期。学员不多,却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来自北京军区的、有第二炮兵的,我和另外19名战友来自武警部队。三个兵种组成了一个80人的教导队,专业是军事新闻,但队里一开学就充满了十足的军事气味,一日生活如在连队时一样,全按军事化的要求。担任队长的是位因军事技术过硬而刚被连升两级的年轻少校,对待我们这群新闻官如对待新兵似的,三天两头搞紧急集合。领导重视的就是部下要标榜的,加上我们是来自三个兵种,虽嘴上不说,暗地里都在憋着一股劲,不能为自己的兵种丢脸。好像自己代表的就是全武警部队了。
因我的兵龄长,按部队的规矩我被选为班长,我们班所在的是一班,站队、走路、听课,干什么都是站排头,军事课目当然也不能落后。第一次开班务会我就很严肃地给大家提了几条要求,其中心内容就是丢掉小知识分子的臭毛病、臭架子,出了总队你就是你总队的形象,和解放军老大哥在一起,我们就要处处注意保持武警的良好形象,要为武警争光,为我们一班争光,为自己争光。全班十个人来自十个省,都是各总队万里挑一选出来的,看来谁也不想
给自己跌份子,一个个都保证不在自己身上出问题。
要求归要求,可具体怎么争光我心中也没底,因为当兵之后就没有怎么训练过,一直在团机关搞新闻报道,报道别人的训练还行,自己要上训练场去明显就胳膊腿儿协调不起来了。更没在队列前喊过口令。突然让我当班长,有明显的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为了不至于在大家面前出洋相,我晚上跑到营区后面的农田里还专门练了两小时的喊口令。大家都是干新闻业务出身,军事上和我是半斤对八两,任何行动都以我的行动为标准,给我增添了很大的压力。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当时的特点是背包打得不错,既有速度,又有质量,虽没有到一好遮百丑的程度,倒也常得表扬,因为队里几乎每周都要搞两到三次紧急集合,等于给我提供了充足的施展特长的空间。
一天中午,队长突然通知全队学员到一班门前集,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列队完毕,各班向队长报告之后,队长宣布由我为大家做打背包的示范表演,以后各班要以我打的背包为标准。
没人打招呼,一切都来得很突然,在几十双眼睛的盯注下,我不能拒绝,急忙咽了一下口水,镇定一下情绪,伧促之中使出了我的看家本领。
由于有了平时的良好养成,背包很快便打好了,虽不是最好的一次,但还说得过去,我报告之后就听到掌声在队长的带动下响了起来。掌声响了,但并不很热烈,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在人人都想上进的时候,给别人鼓了掌,就是自己认输了,更何况我们是三个兵种的学员,武警那时刚组建不久,鼓掌太响了就太长我这“新兵”的威风了。
就在大家集体看我一人打背包之后不到十分钟,全队又搞了一次紧急集合,我是第一个打好背包跑到操场上的。队长站在操场中央,手里拿着秒表,看大家背着各式各样的背包往操场上跑。营房和操场之间有五十多米的距离,中间有根电线杆,牵引电线杆的是一根斜拉着的铁丝,本来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东西,平时也绝没人走路碰到过它。可那天就有人一头撞在了那根铁丝上,且撞上之后又被铁丝弹了回去,重重地仰摔在坚硬的土地上,当时就昏了过去。队长是第一个发现这悲惨一幕的,因为他一边卡时间,一边在盯着每个跑出来的人,见此情景,他扔下秒表跑了过去,昏迷的人是四班的史国云,他抱起连喊几声没反应,赶紧抬到了卫生队。人倒是抢救过来了,但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出院时脸上还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深红色的疤痕。
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就取消了紧急集合这一训练项目,背包自然也就不打了。因为小史摔伤的调查结果与紧急集合有关,确切地说是与打背包有关,那么明显的一根电线杆和铁丝,小史之所以撞上去,是因为他边走边缠背包带,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背包上。
不打背包了,我们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渐渐地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了钻研新闻业务上,除了小史的那道永不消失的疤痕,打背包的事也就很快淡忘了。但有一天我偶然路过教导队的宣传橱窗,发现有一张打背包的照片上面的人物挺面熟,走近了一看,正是我那天演示打背包时的照片,照片下方还有一行字:熟能生巧。
橱窗的内容两周一换,等到更换时我找到宣传室把这张照片要了回来,当时是想做个纪念的,现在看来它也成了永远的记忆,因为毕业后一直在大机关工作,出差住招待所,不用带行李打背包了。
不打背包并没有淡漠对背包的记忆,相反,我仍常回想打背包的那些日子,那一道道简单的程序,程式化的动作,紧张得忘记了呼吸的心情,还有争先恐后的劲头,都是军旅岁月里不可或缺的一笔。
再后来偶尔会从报道中看到某某领导打起背包下基层,打起背包似乎成了一种和战士打成一片、贴近基层的象征,对这种做法我并不反对,但有没有必要在媒体上突出打背包我却有不同的看法。这最起码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打背包下连队的领导干部太少了,所以,不刻是新闻的东西却成了报刊上的新鲜事儿。当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部队的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下部队不用自带背包也会有被褥睡。
不打背包出行的军人,是赶上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年代。
现在不同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部队也步入了崭新的时期,部队已不再要求战士打背包,而是将背包带改成了背囊,行军的时候把被子一叠往背囊里一装,再不用为打背包发愁了,既方便快捷,也省去了练习打背包的许多时间。原因很简单,是国家改革开放后经济大发展也惠及了部队,部队的装备正在向轻便型、快捷型、高效型和人性化发展。但我有时也在想,不打背包的兵,生活中一定少了许多的紧张和乐趣,还有那种为了一个背包而引发的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更少了类似与我这样的辉煌经历。不打背包了,但背囊里的背包带却没有丢弃,因为这是战士们战备的要求,背包带除了打背包,还有许多的功能,可以野营训练时拉起来晾衣服,可以捆绑抓到的狂恶之徒,可以用作悬崖峭壁的攀登,可以用作危险情况下的营救等等。看来只要有军队,就会有行军,只要有行军,背包就不会在部队里完全消失,只是它存在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据说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以后的背包完全可以装在火柴盒里,我也为我们的战士期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
一张打背包的老照片,我至今还珍藏着,倒不是因为它记录着我的辉煌,而是它记录下的是一个难忘的瞬间,这一个瞬间,记载的却是一段难忘的岁月,是一段军队、军人和我个人的历史。
张国领,河南禹州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78年入伍,2020年退休,历任战士、排长、新闻干事、电视编导、《橄榄绿》和《中国武警》杂志主编,从军四十三载,武警大校军衔。
主要著作有诗歌、散文集《血色和平》《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和平的欢歌》《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柴扉集》《意外的爱情》《张国领文集》(十一卷)等十八部。作品曾获“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群星奖”,“长征文艺奖”“冰心散文奖”“武警文艺奖”等五十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新时代强军文学作品选》《军旅年度文学选》《中学生喜爱的作文》《初中课时练》《改革开放四十年诗选》《中国年度诗选》等六十多种选本。系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丰台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