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包袱和美丽新世界 | 《古今之变:历史学家访谈录》序言

余世存

2024-04-15 07:11

当2021年春天带来新的温暖,一场灾难恍惚间慢慢散去,但新的疫情仍在继续,它已经改头换面。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忽然而至的这场全球疫情已深刻改变了世界。没有人能预知,未来是否真的会以公元2020年为界,深深划出两个新旧世界,但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无法回到过去。

这很可能意味着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大幅退缩,如果不是暂停的话。病毒带给世界不安,也让人们自我封闭起来,甚至目光中多了几分敌意。这种情绪并非主流,但足以搅起尘埃,特别是当它被互联网和不同意识形态用放大镜呈现出来时,不同国家、文化圈很可能由此互相怀疑起来,他们之前的链接和宽容为时尚少,本不牢靠。古老的原教旨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或许将再次接管地球一段时间,常抱怨日子平淡无奇的一代人,也忽然触碰到了一种动荡而不无危险的历史感。每逢此时,人们总会再次想起一些难以破解的老话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的未来会怎样?

《古今之变:现代中国的困惑——历史学家访谈录》

作 者:李礼

出版社: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3月

实际上,这个问题受到的关注,近年一直与日俱增。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人们得以在各种语言、空间之间切换,也被激发起重新打量自我的兴趣。区别仅仅在于,有些人群对这个话题略显冷淡,有些人群则格外关心,中国人无疑属于后者,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此。我们是谁?中国的未来会变成怎样?回答它们并不容易,而且需要首先面对另一个难题:古典中国是如何变成今天这副模样的?

这本书可能和这个话题相当密切,尽管它更聚焦一些东西。它主要讨论的是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之路,目光聚焦于距离今天更近的历史时间段。读者不难发现,近现代史内容占据了本书的多数篇幅,更多时候,“古代中国”只是作为一个背景时隐时现,或作为一种传统与当下对应,因此“古代”的讨论相对不足。不过“古今之变”最重大的转变枢机实际发生于近代,人们头脑中的问题意识也始于此时。

所谓“古今之变”,并非古人抚今追昔的感怀或王朝更迭所引发的时间意识,而是对再造国家甚至自身“文明”的一种思考。它首先是一种危机意识,当19世纪中后期西方人裹挟新的器物、文化到来时,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旧人物”也能立即捕捉到它,并为中国面临的巨大变局深感不安。此后,它被清末第一代启蒙者认真思考,并转化为各种行动。后者试图重塑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并把古老帝国里懵懂的公众改造为新国民。不幸的是,上述行动起步虽不算太晚,却异常曲折。在几个历史节点,“现代中国”在表面上看似成功了,却很快被发现只是一个个躯壳。

进入21世纪,中国因经济崛起赢得了世界的更多目光,无数人希望将这种关注转化为尊重,并让这个古老国家重拾历史地位,甚至再次赢得“轴心文明”时代的荣光。事实却并非如此,很多时候毋宁说适得其反。一些人为此愤怒,一些人感到不安。不过彼得·沃森提醒中国人说,尽管中国的技术、体育、商业、海外投资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只有当中国能像西方的伟大文明所曾经成就的那样,在统辖人生重要的问题方面——比如今天我们该如何一同生活在这个人与人截然不同的世界?——换言之,在法律、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以及人文学科领域提出举足轻重的新思想,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成为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色”(《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译林出版社,2019年,中文版序第7页)。这位英国杰出的思想史学者将此视为中国人的新挑战,对此一些人可能不以为然,但它正可激发人们去重审“现代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彼得·沃森

无论承认与否,我们称之为“现代”的生活方式,主要来自西方。今天,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也不复古典之貌,但“现代中国”就是当下的模样吗?中国进入“现代”会遵循一种通用的演化路径,还是会变成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外?这种例外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否不可避免?这些疑问、困惑变成了本书的一些讨论,却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许我们唯一可确定的是,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反复讨论。特别是当“前现代”与“后现代”迎头相遇之际,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虚无的美丽新世界相互缠绕,必将折射出种种悖论和光怪陆离的扭曲。

行文至此,几个幻想未来的晚清“科幻小说”忽然跳入脑海。梁启超想象1902年之后60年的《新中国未来记》,写到第五回合就写不下去了;吴趼人笔下的《新石头记》(1908)里,宝玉到未来去拜访了一位明君“东方强”,那个文明国家的疆土却以中国忠、孝、仁、爱等八德来命名。不过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1906),它描写了乘坐每昼夜可行五万几千里的乌托邦“飞空艇”向理想“行星”的旅程,但作者同样没有写完。“我们的太空人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小说就停止了。仿佛这几位太空人的乌托邦之旅,永远在空中悬而不决。”王德威先生写道。他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犀利地指出,晚清作家很可能已注销了未来的动力。因为他们未来性的观点,只不过是“昔日”或现时情怀的重现而已。迈向未来成了“回到”未来。他们的作品并未真正地发现一个新地带,而是中国传统时间、历史观的复辟。

今天的我们,和100多年前的他们相比,究竟又提高了多少呢?

本文为《古今之变:现代中国的困惑——历史学家访谈录》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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