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可能意味着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大幅退缩，如果不是暂停的话。病毒带给世界不安，也让人们自我封闭起来，甚至目光中多了几分敌意。这种情绪并非主流，但足以搅起尘埃，特别是当它被互联网和不同意识形态用放大镜呈现出来时，不同国家、文化圈很可能由此互相怀疑起来，他们之前的链接和宽容为时尚少，本不牢靠。古老的原教旨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或许将再次接管地球一段时间，常抱怨日子平淡无奇的一代人，也忽然触碰到了一种动荡而不无危险的历史感。每逢此时，人们总会再次想起一些难以破解的老话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的未来会怎样？

出版日期：2024年3月

实际上，这个问题受到的关注，近年一直与日俱增。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人们得以在各种语言、空间之间切换，也被激发起重新打量自我的兴趣。区别仅仅在于，有些人群对这个话题略显冷淡，有些人群则格外关心，中国人无疑属于后者，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此。我们是谁？中国的未来会变成怎样？回答它们并不容易，而且需要首先面对另一个难题：古典中国是如何变成今天这副模样的？

这本书可能和这个话题相当密切，尽管它更聚焦一些东西。它主要讨论的是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之路，目光聚焦于距离今天更近的历史时间段。读者不难发现，近现代史内容占据了本书的多数篇幅，更多时候，“古代中国”只是作为一个背景时隐时现，或作为一种传统与当下对应，因此“古代”的讨论相对不足。不过“古今之变”最重大的转变枢机实际发生于近代，人们头脑中的问题意识也始于此时。

所谓“古今之变”，并非古人抚今追昔的感怀或王朝更迭所引发的时间意识，而是对再造国家甚至自身“文明”的一种思考。它首先是一种危机意识，当19世纪中后期西方人裹挟新的器物、文化到来时，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旧人物”也能立即捕捉到它，并为中国面临的巨大变局深感不安。此后，它被清末第一代启蒙者认真思考，并转化为各种行动。后者试图重塑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并把古老帝国里懵懂的公众改造为新国民。不幸的是，上述行动起步虽不算太晚，却异常曲折。在几个历史节点，“现代中国”在表面上看似成功了，却很快被发现只是一个个躯壳。

进入21世纪，中国因经济崛起赢得了世界的更多目光，无数人希望将这种关注转化为尊重，并让这个古老国家重拾历史地位，甚至再次赢得“轴心文明”时代的荣光。事实却并非如此，很多时候毋宁说适得其反。一些人为此愤怒，一些人感到不安。不过彼得·沃森提醒中国人说，尽管中国的技术、体育、商业、海外投资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只有当中国能像西方的伟大文明所曾经成就的那样，在统辖人生重要的问题方面——比如今天我们该如何一同生活在这个人与人截然不同的世界？——换言之，在法律、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以及人文学科领域提出举足轻重的新思想，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成为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色”（《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译林出版社，2019年，中文版序第7页）。这位英国杰出的思想史学者将此视为中国人的新挑战，对此一些人可能不以为然，但它正可激发人们去重审“现代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彼得·沃森

无论承认与否，我们称之为“现代”的生活方式，主要来自西方。今天，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也不复古典之貌，但“现代中国”就是当下的模样吗？中国进入“现代”会遵循一种通用的演化路径，还是会变成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外？这种例外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否不可避免？这些疑问、困惑变成了本书的一些讨论，却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许我们唯一可确定的是，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反复讨论。特别是当“前现代”与“后现代”迎头相遇之际，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虚无的美丽新世界相互缠绕，必将折射出种种悖论和光怪陆离的扭曲。

行文至此，几个幻想未来的晚清“科幻小说”忽然跳入脑海。梁启超想象1902年之后60年的《新中国未来记》，写到第五回合就写不下去了；吴趼人笔下的《新石头记》（1908）里，宝玉到未来去拜访了一位明君“东方强”，那个文明国家的疆土却以中国忠、孝、仁、爱等八德来命名。不过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1906），它描写了乘坐每昼夜可行五万几千里的乌托邦“飞空艇”向理想“行星”的旅程，但作者同样没有写完。“我们的太空人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小说就停止了。仿佛这几位太空人的乌托邦之旅，永远在空中悬而不决。”王德威先生写道。他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犀利地指出，晚清作家很可能已注销了未来的动力。因为他们未来性的观点，只不过是“昔日”或现时情怀的重现而已。迈向未来成了“回到”未来。他们的作品并未真正地发现一个新地带，而是中国传统时间、历史观的复辟。

今天的我们，和100多年前的他们相比，究竟又提高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