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冯骥才

有一个小众、文化独特的苗族支系——四印苗，人口仅两万，世世代代默默地生活在贵州省清镇市绿色重重的丛山峻岭中。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的一部长达八千行的史诗《簪汪传》，令人震惊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千百年来，他们没有文字，只有通过口头唱诵，将自己的历史传承下来。然而，若想完整地听到这部史诗《簪汪传》，必须等到相隔十二年一次的祭鼓节上。每次唱诵都要连续两三天甚至更长时间；歌师们不舍昼夜，通宵达旦，声情并茂，倾力倾心，把祖先古老又坚韧的精魂注入到每个族人——特别是后代族人的记忆里和血液里。

在这首苗语的史诗中，有他们的英雄史、战争史、迁徙史、文化史、民俗史、地理史。单是由北方南迁而来的地名就有一百四十多个。他们没有文学史，史诗是他们一种唱出来的历史。但是，没有它，民族的历史就无处依傍；有了它，这个民族的由来、身份和精神就有了见证。这是一笔极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应该说，它的发现是民族之幸、文化之幸，自然也是非遗之幸！它为我们中华民族多民族的文化增添一份有分量的财富，为非遗增添一朵奇葩；它的发现与近年来《亚鲁王》的发现同等重要。

苗族祭鼓节（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号“爽爽贵州”）

《簪汪传》的另一个意义，是文化遗产抢救性记录的意义。非遗，特别是口头文学遗产，都是口口相传，没有文本。它是一种无形的存在，转眼也会无形地消失，只要不再传说和唱诵，即刻化为乌有。故而，抢救和保护口头文学遗产，首先是抢救性的记录，即将遗产的口头形态转化为有形的文本。只有转化为文字，才能留住，这个工作的本身就是保护，而且是最重要的保护。

当年，《玛纳斯》《格萨尔》《梅葛》《密洛陀》做的是这样的事；近年来《亚鲁王》和《簪汪传》做的也是这样的事。

然而，史诗古歌的发现需要深入田野；寻找歌师与调查各种唱诵的版本，需要大量的普查工作；而将少数民族口头语言转化为汉字文本，还需要翻译与修订。这些工作都是艰难的、高标准的、长期的、艰苦的、无功利的，没有纯粹的学术精神和文化精神，难以担起这件事。本书主编余未人却把这件事扛了起来。从《簪汪传》的发现、传唱风俗和版本调查、歌师的寻找与精通苗汉双语翻译的挑选，直到编译工作的完成，前后用时九年。这需要学识、眼光、经验，至于其中种种艰辛、付出与坚韧，只有余未人自己知道了。

余未人

经多磨砺，现在这部书摆在了我们面前。它和余未人此前主编完成的《亚鲁王》与《米花古歌》一起，被称为贵州西部苗语方言区三大古歌。它使这块美丽的文化沃土变得厚重，它把中华民族历史的灿烂呈现给世人。

国家重视它，已将《簪汪传》引入第五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珍视它，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这部珍贵的苗族古歌非凡的价值。

2023.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