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姚言书事 ，作者姚峥华
许倬云先生生于民国，长于台湾，在美国生活研思大半个世纪，晚年在海峡两岸及香港讲学、出书，惠及无数无量世人。
许先生学问之广博、关怀之现实、情感之强烈，是其他学者难以相比的。自1980年代以来，海内外的华人学者还没有人如许先生这样有着如此广泛的影响。但只要了解许先生的来处，了解许先生的学思历程，我们就明白这是许先生当得的荣耀。接张冠生大哥微信：“许倬云先生助手冯俊文嘱提交几位朋友的地址，《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一书将由三联书店于近日寄达。已把府上地址告知俊文。请留意收阅此书。”之前，我有幸聆听了冠生大哥的一场讲座，《三个世代传灯人：见贤思齐，安顿我们的身心》，讲钱穆、费孝通和许倬云先生。这是在汕头合胜书店举办的读书会。正值2023年“五一”假期，听者众多。两个多小时，内容满满，句句精华。那天，冠生大哥认真准备，ppt演示，并有冯俊文提供的许先生最新动态。冠生大哥说，费孝通先生想过一个问题，燕园、清华园和西南联大，和钱穆先生三度同处一个校园，为什么“我们两人一直没有碰头”?他觉得“被一层什么东西隔开了，相互间有距离”(《费孝通全集》第17卷)。1990年钱先生作古，留下毕生著述。最后一课，留下对“天人合一”的彻悟。费先生说:我今年八十岁了，想起八岁该看的书还没有看。我要补课。……读了钱先生的书，“越读越觉得他同我近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我觉得在社会和自然人的关系上，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费孝通全集》第17卷)史实中，费先生和钱先生没有过接谈，许先生（许倬云）和费先生没有过深谈，这无妨他们共有同一片头顶星空，更有同一则心中律令。1949年，钱先生选择“自我流放”(费先生语)，艰辛办学，摩顶放踵，绝境逢生。1957年，费先生不意“落入陷阱”(费先生语)，1980年“改正”后夙兴夜寐，匆匆于道，“用余下的十年追回失去的二十年”(费先生语)。2020年，许先生脊椎痛到生不如死，自感朝不保夕，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到讲完，像钱先生当年办学“全靠一口气撑着”(钱先生语)，晨钟暮鼓完成“十日谈”……无不是在为故国招魂，为文化续命，为人类求前途，为生民开太平。许先生常感孤独。读钱先生，看费先生，又知吾道不孤。更远处，还有更多志士仁人。他说:“很多人像我一样承受过去留下的担子，宁死也背着担子。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本钱。”(《许倬云十日谈》）“过去留下的担子”，说明前有古人。如今，许先生负重于九旬，举学灯，待来者。坐在听众席上，我感受着特别的氛围，颇有时空穿越之感：大洋彼岸的许先生，看到中国南部沿海城市的读者如此热烈反响，当作何感想？我又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为何张冠生会选择钱穆、费孝通和许倬云三位先生放到一起，从时空中理出一条明线，从思想、观念及学理上拼出 一条暗线，由此得出一个前无仅有的纵贯线，或是集合体，组成“三个世代传灯者“？讲座匆匆，之后因假期，有几天宝贵的时间我与冠生大哥有过一些交流，当时恰好我接了一个任务，为深圳《书都》杂志撰写一篇“张冠生与深圳”的文章（后《张冠生：深圳是一部大书》于《书都》六月总42期刊出）。冠生大哥说，此行他还携带了一部书稿，即《费孝通传》（修订版）。在面朝大海的汕头“夜书房”里，吹着海风，闻着海味，对着冠生大哥的手提电脑，我看到书稿的结尾处——“三个世代”前后的人，都有了。许倬云应属“三个世代”之间实质上的连线人。费孝通辞世后，他晚年留下的话题，能接得上、谈下去、谈开来的人，尚不多见，《许倬云十日谈》(2022)引人瞩目。其中古与今、中与西、天与人之间的广泛话题和恢弘气象，不妨看作费孝通暮年话题的延续和拓展。费孝通当年写下“这叫我去问谁呢?”，是问询桃源踪影。他知道那是乌托邦， 问号只是自忖，并不曾想真去问谁。如果他有机会读到《许倬云十日谈》，听听许先生的“九十自述”，讨论一番“人类如何建立'理想国’”，再就“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作开怀谈，确认吾道不孤，也许会想:不妨问问许先生。这当是张冠生对讲座的续接。“三个世代”传灯人的想法，根植于他心中，他早已为价值理念的承上启下梳理了一条明晰脉络。很多未讲的内容，在这次《倬彼云汉》书中所收的张冠生大作《三个世代传灯人——读钱穆、费孝通与许倬云先生》，有更完整的表述；“恕我浅陋，‘三个世代’，是最近从许云先生文章里学到的说法，在这里尝试使用。以往读、写过程中，留下一些和许先生相关的片段印象。‘三个世代’的说法，使这些片段连缀起来。印象转为意象,成了一幅图景。远景是五千年人类文明演进，中景是百多年中国历史风雪，近景是三位抱薪人雪中行路。钱穆先生在前，费孝通先生居中，许倬云先生殿后，可谓‘秀才教’三人行。三位前辈‘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见’(钱先生语)，不舍昼夜。”“不妨问问许先生”，一个非常好的命题。尽管是张冠生在写费老的书中引申出来的，但放到《倬彼云汉》里，也非常的合适。书中一篇篇文章，不管是同辈学人、学生，还是世交晚辈，或是媒体，他们对许先生学术著作的评述、访谈、口述和侧记，都无不展现了从许先生的道德学问、史家精神中所得到的启发、触动、鼓舞和力量。像历史学者杜君立所写：“江河万古，人心不易。从王小波到我，在一个人随波浮沉的历史河流中，总会偶尔邂逅一只‘贵人之手’，让作为后来者的我们避过险滩湍流，走出人生的峡谷。这种幸遇不是每个人都有；但如果有了，就值得一生铭记。（注：杜君立的《现代的历程》得冯俊文牵线引荐，获许倬云先生写长序推荐。）”这些年，我也读许先生书获益不少，并在一些好书评选活动上作了推荐。2020年11月，冯俊文在微信上问我，“大作《客居美国六十年，许倬云这么看美国》，我想在许先生的个人公众号‘许倬云说历史’刊载，不知是否可以授权使用？”我诧异，问“是我的吗？”他发来截图，确实是我的音频文章，喜马拉雅平台公众号的编辑对标题作了修改，以致于我浑然不觉。2021年，俊文寄赠了《许倬云十日谈》，那是疫情下的些许“真知灼见”，我将其推荐到新浪社科好书。2023年7月9日，俊文发来一个喜讯“许倬云先生获‘2022-2023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奖’”。视频那端，远在美国匹兹堡的许倬云先生对着镜头缓缓地说，希望《礼记·大同》里的“大同世界”理想，早日在中国乃至世界落实。识得俊文，是余世存余玲伉俪牵线。当时俊文向我推荐了同在深圳的陈新华老师六十多万字的《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在写林徽因的所有著作中，该书的内容相当详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我在所供职的媒体上对其进行了宣传。此次在《倬彼云汉》扉页，特邀编辑署名陈新华。《倬彼云汉》的序文，有两位作者，一位是金耀基，一位是余世存。我是余老师的忠实读者，他的书见一本收一本。在序中，他写道：“尽管许先生也感觉寂寞，但他的归属感是明确的跟包括我在内的当代中国知识人人不同，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同，许先生是‘明道的、救世的。’基于此点，我们就能知道许先生学问的立足点及其指向，就知道他的文字在今日何以罕见，何以动人。”他借序文向许先生表达一个晚辈的敬意，也为我们的文明忧心而祈福。在《倬彼云汉》中， 很多人将许先生喻为薪火、灯塔……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个榜样下，凝聚了一批同道者。这些同道者，个个都是传灯者。“三个世代传灯人”，接力者众。他们，前仆后继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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