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豪，不是用来挂在嘴边的炫耀，而是活到中年以后，一种日益自觉的对标——兴国这个地方，在全国的县里有许多数得上的“第一份”，但最让我觉得沉甸甸的，是它骨子里透出来的那股子忠义。

“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这句话如今广为周知。走进历史的深处，你会发现它绝不是即兴编出来的话，而是无数双草鞋踩出来的、无数个倒下的身体铺出来的血色的诗行。

长征路上，兴国人留下的故事太多了。

先要说一支队伍。红十八团，就是从“兴国模范师”走出来的一支劲旅，指战员几乎清一色是兴国人。湘江战役中，这个团奉命在广西灌阳新圩掩护中央纵队渡江。桂军三个师围上来，弹尽粮绝之后，1800余名官兵除少数突围外全部牺牲。整个长征途中，牺牲的兴国籍烈士达12038名——几乎每走一公里，就有一个兴国儿女倒下，化作后来者的路标。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讲述。

过草地的时候，兴国籍卫生兵刘昌恩走在队伍最前面探路。他个子矮小，说自己重量轻，不容易陷下去。走到一处沼泽，他陷了进去。战友们要过来救，他大声喊：“不要过来，这里泥深，赶紧改道！”他把身上的挎包用力甩出去，喊了一声：“请把我的挎包交给组织。”然后被污泥吞没了。挎包里有一份没来得及上交的入党申请书，最后一行写着：“愿为工农劳苦大众解放事业奉献生命，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还有一个兴国人，叫小谢，红四团通信排排长，牺牲时不到20岁。杨成武上将在回忆录里写他：16岁参加红军时，个子还没有枪高。长征路上，敌机轰炸，小谢一把将杨成武推到土坎下，自己却再也没能站起来。杨成武后来悲痛地说：“多么好的一个年轻同志啊！”

还有一个故事，关于12个曾家兄弟。1932年，12个曾家子弟一起报名参加了红军。两年后的秋天他们随部队踏上长征路，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一道封锁线一道封锁线地闯，12个人走着走着就少了。经历几场大的战役后，12名兄弟仅剩3人，过雪山草地中又有2名兄弟倒下了，等部队进入甘肃会宁时，只剩下曾宪祯一个人。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昏死在路旁，被当地老乡梁锦云一家救起，在梁家照料下渐渐康复。后来他留在了会宁，一生践行“为人民服务”。

征途无尽，忠义不改。有人倒下，有人继续走。倒下的是路标，走下去的也是路标。

江西省兴国县将军园内“模范兴国”主题雕塑。图片来源：解放军报

兴国人的忠义，不是凭空来的。它来自历史深处——来自客家先民千年迁徙中锤炼出的坚韧，来自这片土地上山歌里唱了千百年的“仁义”二字，来自一代代兴国人在贫瘠山川间互相扶持、共渡难关的生存记忆。它也来自伟人的哺育——毛泽东在潋江书院主持制订《兴国县土地法》，开办中央苏区第一个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在红土地写下《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亲笔题赠“模范兴国”。他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这句话，兴国人铭记至今。

兴国人在“行”方面惊天地、泣鬼神，在“言”方面也不曾缺席。

《长征组歌》的歌词，出自兴国籍开国上将萧华之手。“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四句，写的是整个红军，但字字都像是从兴国这片红土地上长出来的。还有那首传唱四方的《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朴素的词句里，藏着一种干干净净的作风。

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地方，能做到“行”与“言”都立得住、传得开，不容易。兴国人做到了。

如今，我离开故乡兴国已经数十年。但每次回去，我都会去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英名长廊前走一走。黑色大理石上，23179个名字静静排列着。每一个名字，都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有父母，有故土，有未竟的心愿。

我常常想，这些名字就是路标。路标，指引方向，照亮人心。

来源：中国应急管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