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仰韶时代与中华文明形成学术研讨会

河南是仰韶文化发现研究的核心区域

由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博物院联合主办，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共同承办的“仰韶时代与中华文明形成学术研讨会”日前在郑州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国内文博科研院所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会，多位国内顶尖专家学者围绕仰韶时代考古发现、文明化进程、生业经济等议题发表了精彩主旨报告。本报记者对部分与会专家进行了采访。

仰韶研究转向文明化进程探讨

——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辉在闭幕总结中对研讨会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105周年，也是西阴村考古发掘100周年，本次会议是一系列仰韶文化学术活动中的首场。

赵辉指出，仰韶文化体量在同期文化中最大，其彩陶对外传播至西辽河流域、黄河下游及江汉平原，影响了全局格局。但仰韶到龙山并非直线发展，而是经过多次文化重组后形成二里头王朝。仰韶文化如何奠定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基础，正是本次会议开始集中讨论的核心问题。

赵辉回顾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历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前4期，仰韶材料并非主体材料。但近10年来，在杨官寨、双槐树、城烟、王庄等遗址的系统工作带动下，仰韶文化研究热度重新升温。新一轮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基础的分期分区转向仰韶社会在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赵辉也指出了当前研究面临的瓶颈，田野资料向聚落考古方向转型需要时间，资料整理滞后于发掘；宏观聚落形态的区域系统调查覆盖面仍然有限；古代社会、经济、技术研究大多停留在“技术史”层面，对生产方式、生产组织、社会子系统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赵辉勉励中青年学者接续努力，深化对古代社会内部结构的分析。他表示，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仰韶文化研究已进入新的阶段，成果可期。

仰韶时代是“文化上的最早中国”

——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认为，仰韶时代上承裴李岗时代，在社会规模、人口规模及生产力方面均有重大发展。农业真正成为支柱产业，家畜饲养成为重要肉食来源。彩陶不仅是一次艺术浪潮，更是一次文化的浪潮、社会的浪潮，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外，符号系统、早期金属冶铸迹象等文明要素在仰韶时代均已出现。仰韶时代的社会复杂化浪潮，奠定了其作为“文化上的最早中国”的历史地位，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居中认为，典型仰韶文化以夹砂罐为主要炊器，而嵩山周围地区从裴李岗时代开始就是“鼎”文化传统，两者在炊器系统上截然不同。鼎文化从炊器发展为礼器组合，鼎壶组合贯穿夏商周三代直至汉代前期，对中华礼乐文明核心因素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张居中将大河村文化划分为3个地方类型：以嵩山为中心的大河村类型、以太行山东麓后岗一期为代表的后岗类型、以南阳盆地为代表的下王岗类型。他指出，大河村文化的共同性很多，来源应是裴李岗时代文化，在中原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文明进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关于仰韶时代文化与传说时代的关系，张居中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框架：伏羲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无农业）；神农时代相当于裴李岗时代（农业刚刚出现）；黄帝时期相当于仰韶时代前期；尧舜时期相当于龙山时代。具体到郑州地区，北去太行山东麓的一支可能与颛顼氏有关。

仰韶文化持续发展并成为中华文明主根脉

——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魏兴涛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魏兴涛认为，河南在仰韶文化发现研究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首先，1921年渑池仰韶村的发掘命名了仰韶文化，河南是其最早的发现和命名地。其次，仰韶文化从形成、发展、鼎盛到衰落和向新文化演替的完整过程，在河南地区均有体现，遗址数量众多、序列完整、内涵丰富。最后，仰韶中晚期是中华文明加速发展的关键阶段，河南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晚期遗存，已符合文明社会认定标准，可称为“仰韶文明”。

关于文明化路径，魏兴涛提出，仰韶社会复杂化是“自发渐进模式”，与红山文化等其他区域文明同为多元起源的重要成员。中华文明起源可概括为“多元起源”和“一体化发展”两个交织的阶段——多元起源时已蕴含一体化因素，一体化发展时也存在多元分别发展，最终汇流成一体，二里头是其政治结果。

魏兴涛还从聚落考古视角，系统论证了中华文明整体观的仰韶根源。

单个聚落层面——血缘向心。仰韶早期姜寨等遗址的五组房屋围绕中心广场布局，代表氏族—胞族—大家族的层级结构。仰韶中期向心式结构进一步发展，出现中心聚落。仰韶晚期双槐树遗址已具备宫城、多排房、坐北朝南、以北为尊、崇中向心等规划理念，与二里头一脉相承；南佐遗址九台环绕、中轴对称的格局同样体现了秩序性和整体性。

区域聚落层面——地缘向心。灵宝盆地、郑洛地区等区域聚落群以中心聚落为核心形成集群。双槐树正好位于郑洛地区的正中间。

社会治理层面——协同共治。大型建筑、大型环壕的修建需要调动周边力量协同完成。仰韶文化内部贫富分化不显著，重贵轻富、务实包容，靠文化软实力而非武力辐射周边。魏兴涛认为，这种以集体本位为指导思想、追求上下协同和合统一的模式，是仰韶文化能够持续发展并成为中华文明主根脉的重要原因。

淮河流域史前文化是“主力队”而非“二传手”

——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吴卫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吴卫红指出，淮河流域史前文化长期被低估，并非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二传手”，而是一支在一定时期具有自身创新特质的“主力队”。

他梳理了淮河流域的创新贡献：最早的用鼎传统——用鼎核心在淮河流域，从贾湖、裴李岗到双墩，鼎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礼制核心因素；最早的用龟传统——贾湖用龟与五千多年后大汶口用龟“文化复兴”遥相呼应，深刻影响了中国民间用龟习俗；最早的绿松石传统——淮河流域是绿松石使用的重要区域；拔牙、獐牙、鹿角靴形器等阶段性习俗也以淮河流域为主体；猪狗驯化——贾湖、顺山集等地是家猪和狗驯化的重要区域之一。

吴卫红将淮河流域史前文化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距今7000年前后，以鼎为纽带的传播催生了淮系文化体系；距今6000～5000年，淮河流域逐渐成为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出现西进趋势；距今4800～4300年，以大汶口晚期尉迟寺类型为代表，淮河流域进入文化发展高潮，西进、南下趋势达到鼎盛，并对中原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卫红认为，距今7000～4000年，淮河流域史前文化是以“主力”身份存在的，只有到了距今4300年以后才逐渐转变为“桥梁”作用。淮河史前文化是一颗“暗星”——没有太多显性的创造，但有大量无声的影响。

仰韶时代正式进入“古国文明”阶段

——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会长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会长韩建业在发言中系统阐述了仰韶时代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关键地位。他指出，仰韶时代以距今约5100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距今约7000～51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从距今约6000年开始进入庙底沟时代后，在豫西晋南庙底沟类型影响之下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各地出现大型聚落、祭祀中心、大型房屋和墓葬，社会复杂化程度逐步加剧。后一个阶段（距今约5100～4700年）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南佐、良渚、双槐树、石家河等大型都邑性聚落以及牛河梁超大型祭祀中心相继出现。这些中心聚落的建设需要调动附近地区数以千计的人力工作数年，说明已经出现了地缘关系和“王权”，出现了若干区域性早期国家或“古国”，意味着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古国文明”阶段。

韩建业还提出了多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仰韶时代各地文化、人群、社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各区域文明化路径和模式有何不同？仰韶时代为何开始、又为何结束？仰韶时代文化与古史传说有何关系？这些问题正是本次研讨会重点探讨的方向。

六次融合事件奠定多元一体格局

——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曹兵武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曹兵武认为，农业的出现孕育了中华民族和文明多元一体的不同地方文化传统的多元，并从经济基础和族群互动角度，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进程划分为6个关键融合事件：裴李岗阶段的水旱农业融合形成复合型农业基础；仰韶农业人口众多及其大扩张奠定了中国早期的主体族群基础；龙山化转型形成了中国相互作用圈并启动了裂变—碰撞—融合的文明化进程；二里头文化完成了超越血缘的上层整合并形成了王朝国家；周初分封让华夏传统被复制到溥天之下；秦汉帝国转型实现了大一统并进一步整合了农耕与游牧等不同文明因素，使得中华文明获得连续性的长寿基因。

曹兵武对几次融合扩张事件进行了环境、适应和人类行为、社会、文化观念的整合性分析，强调复合型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以及仰韶时期的人口基数奠定了华夏民族的主体地位，从血缘社会到地缘国家、从多元到一体的过程是不断“交叠融合、不断融合、合之又合”诸小统合成大一统的滚雪球过程，中原是融合并形成早期华夏文明不可替代的摇篮。

北辛文化是混合生业向农业社会过渡的关键阶段

——访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靳桂云

研讨会上，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靳桂云介绍了北辛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相当于仰韶时代早期）生业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

靳桂云将北辛文化生业经济划分为4个区域：鲁中南山地（典型的混合生业）、鲁东南和鲁北（中期以后扩散）、胶东半岛（末期贝丘遗址，生计方式不同）。她强调，北辛文化在整个海岱地区史前生业经济中处于从“低水平食物生产”向“农业社会”过渡的关键阶段。

她指出，北辛文化的绝对年代不超过距今6800年。官桥村南遗址灰坑中的垃圾堆积上覆盖了干净的黄土层，靳桂云推测这是一种原始的卫生习惯。

通过对官桥村南、大汶口等遗址的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和同位素分析，北辛文化属于典型“混合生业”——农业生产（粟、黍、水稻）与狩猎采集（榛子、橡子、菱角、芡实、鹿类、鱼类）对食物贡献大致相当，农业生产尚未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北辛文化时期正值全新世大暖期，降水丰沛、温度较高，但遗址常受河水冲击影响，环境不太稳定。北辛文化在整个海岱地区史前生业经济中处于从“低水平食物生产”向“农业社会”过渡的关键阶段。

郑州市文物局王羿 摄

​仰韶文化“一元多支”的形成模式

——访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在分会场作了题为《仰韶文化源头探析》的报告。他提出，仰韶文化来源始终是仰韶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从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后提出“西来说”，到半坡、庙底沟遗址发掘确立仰韶文化的两个类型，再到裴李岗、磁山、老官台等更早阶段遗存相继发现，仰韶文化本土起源已成为学术共识。

张建认同靳松安教授关于仰韶文化初期（第一期）遗存划分为5个地方类型的观点，即豫西晋南关中东部枣园类型、秦岭南北及渭河上游北首领下层类型、豫北冀南下潘汪类型、豫中石固类型、豫西南鄂西北大张庄类型。认为这些类型的形成与裴李岗文化晚期区域分化存在直接的传承对应关系——裴李岗类型发展为石固类型，贾湖类型演变为大张庄类型，班村类型结合老官台文化因素发展为枣园类型，花窝类型融合磁山、北福地文化因素形成下潘汪类型。

从层位学上看，河南新安荒坡、长葛石固等多处遗址均发现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初期的直接叠压关系。从器物形态看，仰韶文化初期的小口平底瓶、鼎类器物等核心器类，大多能在裴李岗文化中找到清晰的祖型。

张建据此提出，仰韶文化“一元多支”的形成模式是中原史前文化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早期缩影——以裴李岗文化为内核，不断吸纳融合周边文化因素，奠定了仰韶文化2000余年发展的基础。

记者 左丽慧 李居正 文 马健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