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的导火索因沈括的告密而起，是他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王安石变法”、藐视皇权举报给朝廷的。

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直接引用了这种说法：“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

南宋史学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零一“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条也有如下记载：据王铚《元祐补录》：沈括集云，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不忧进了也？”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

沈括生于北宋天圣九年（1031），他长苏轼5岁，却晚其六年中进士。

北宋沿袭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统称“崇文院”。沈括考中进士后，被派到昭文馆编校书籍，一年后苏轼也进入史馆，二人成为“皇家图书馆”的同事。

王安石与沈家早有交往，他曾见过少年时的沈括，并惊诧于其一番经世致用的言论。

皇祐四年（1052）十月，沈括手持已经写好的关于父亲沈周的“官寿行世”来到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揖请时任舒州通判的王安石为其父作墓志铭。王安石对沈周评价很高：“廉静宽慎，貌和而内有守”。

熙宁四年（1071），宋神宗为了推行新法专门设立实权派新职位“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相当于现代的中央巡察办，王安石就把这个职位留给了沈括。之后，又提拔他为集贤校理、河北西路察访使等职。

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水利建设的情况。此时苏轼正好担任杭州通判，“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苏轼亲切地接见了沈括，并美食美酒，好生招待。两位老友分别时，沈括请求苏轼惠赐墨宝，为人豪放不羁的苏轼即誊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山村五绝》等作品馈赠之。

回京后，沈括拿出墨宝仔细瞻仰，当看到《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句时，吓出一身冷汗：这不是在藐视皇权、诽谤朝政吗？沈括遂在诗句上做了标记，划出重点，并注曰“词皆讪怼”，上呈宋神宗。

价值决定关系，利益主导行为，强弱界定态度。人性的底层逻辑在关键时刻都会粉墨登场。

免役法是“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举措，朝廷制定政策的初衷和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在实施过程中执行者“把经念歪了”，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甚至难上加难，雪上加霜。沈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出于公道与公心，遂上书提议修改完善免役法。这份奏折到了“王安石变法”二把手副宰相吕惠卿手里，就成了沈括“背主”倒戈的把柄。

吕惠卿把奏折呈给王安石：“王大人，您看看，您平日对沈括如此信任，他居然在奏折里说免役法的坏话，他这不是帮那些顽固守旧的家伙们欺负您嘛，我可真替您感到冤屈啊！”王安石本就因司马光、富弼、张方平、范镇等旧党的阻挠干扰而心力交瘁，看到自己一手提拔和栽培的倚重之人沈括也对变法提出异议甚至说三道四，其气愤程度和不满情绪可想而知。

熙宁九年（1076年），宋神宗与王安石在裁撤冗官等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君臣信任出现裂痕，王安石看“大势去矣”，在一声太息中罢相，吴充继任。

吴充是王安石的亲家，但在变法这个“原则问题”上，两人并未“亲如一家”。吴充为人正直，他还因“乌台诗案”为苏轼向宋神宗求过情，他对沈括的告密行径、举报劣迹甚为不齿。

熙宁十年（1077年），依附吴充的侍御史知杂事蔡确为了迎合宰相之意，愤然上书弹劾沈括，历数其“三大罪状”：一是其身为皇帝近臣，对变法有建议，不去向皇上进言反而私下前往相府，有结党营私之嫌；二是其奉旨是到两浙地区巡视民风民俗和农田水利建设，考察免役法并非其份内职责，还对此指手画脚，有越权越位之嫌；三是王安石刚被罢相，他就提出要“差雇并行”，还说要恢复免役法之前的做法，实在是见风使舵的卑鄙小人。

“依附大臣、越权言事、前后不一……沈括，你可知罪！”殿堂之上，宋神宗威严的声音如雷轰顶，震碎了沈括辛苦构筑多年的仕途幻境，其“少年存于天地之间，心胸从未居于一隅”的效忠梦想也戛然而止。

沈括肯定不会想到，自己当年举报苏轼“词皆讪怼”的不耻行径，没过几年就“反诸己身”，回旋到自己身上——种下善因得善果，别怪世态总炎凉。待人以诚收获爱，予人玫瑰手留香。

当年七月，46岁的沈括即被贬谪为宣州知州。

“乌台诗案”过去仅十年，又发生一起文字狱事件“车盖亭诗案”。

元祐四年（1089）四月，因个人私怨，知汉阳军吴处厚笺释指认前任宰相、新党领袖蔡确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时，所作十首诗中有五篇词涉讥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壬子”条记载：“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非所宜言，实大不恭”。紧接着谏官吴安诗、刘安世等也接连上书，要求严惩蔡确——这与“乌台诗案”有何二致？

蔡确虽是历史的“大反派”，但文字狱害人无数、人神共愤——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宰相范纯仁说：“方今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日举动，宜与将来为法式，此事甚不可开端也。”

深受文字狱之害的“过来人”苏轼也“现身说法”：“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

“元丰之末，确自谓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罗织构陷沈括时不留任何情面，终于有一天轮到了自己，历史的回旋镖直中要害，取其性命。“车盖亭诗案”的结果是：蔡确最终被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达六年之久，并死于被贬之地。

制造悲剧的人，最后自己也成了悲剧的一部分。岁月从不欺人，苍天何曾饶谁？

“乌台诗案”审理期间，副宰相王珪曾挑出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对神宗说：“苏轼确有造反的想法啊！”

宋神宗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王珪答：“‘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您看苏轼写的这诗，明明陛下您飞龙在天，苏轼却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这不是明摆着有反心吗？”

章惇立即插话说：“‘龙’并非专指人君，大臣也可以被称为‘龙’。”

宋神宗赞同章惇的观点：“诸葛孔明被人称作‘卧龙’，东汉颖川有‘荀氏八龙’，难道他们都是人君吗？你也不能这么断章取义胡乱比附吧？他自己咏叹桧树，与朕有什么相关呢？”

章惇无疑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救了苏轼一命！王巩《闻见近录》亦载此事：及退，子厚（章惇字）话之（指王珪）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王珪字）曰：“此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章惇这话说得够狠！

为正义仗义执言！为朋友嫉恶如仇！

“风水轮流转，今日到我家”。

元祐元年(1086)，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悉数废除新法。作为新法的坚强捍卫者章惇力辩免役法不可废，与高太后发生激烈争执，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给章惇以最致命的一击，章惇遂被罢知汝州。

苏辙的弹劾，苏轼非但没有劝诫，反而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

你落魄时，我曾经对你两肋插刀、掏肝掏肺；而今轮到我了，你却如此“冷处理”、看热闹，这让章惇伤透了心，这也为他后来的一番操作埋下伏笔。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因长期受高太后压制，宋哲宗终于享受到权力带来的快感，他随即启用一批新法官员，章惇亦被召还回朝。

章惇不会忘记苏辙的“乞罢状”，更不会忘记苏轼的冷漠与无情，从而开始对苏轼进行一系列打击报复，使其饱受贬谪和颠沛流离之苦。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本就是一把回旋镖，说不定哪天就会击中自己的眉心。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与生俱来的纯真与善良——纯真能辟邪，善良有好报。